杭州与岐阜相互交换的碑文与竖立在岐阜市内的“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石碑
1962年10月，中日举行“友好碑文交换大会”，“日中不再战”和“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两块碑文分别树立在中国杭州市和日本岐阜市。此举首开战后中日民间和平友好之先河，充分表达了中日两国人民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祈愿中日世代友好的共同心愿。
中日互换友好碑文缘由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当代国际关系史中的重要事件之一。在此前20余年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遵照首任名誉会长周恩来总理“官民并举、以民促官”的人民外交思想，为促进中日民间交往做出了许多努力，期间亦发生了许多鲜为人知、令人动容的友好交往故事。这些故事经过历史的淘洗，愈发如同颗颗珍珠般璀璨。
1972年9月，在中方为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时任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郭沫若对在场嘉宾说：“其实中国和日本的友好往来从十年前就已经在中国杭州和日本岐阜间展开了，坐落在杭州市内的‘日中不再战’碑就是证明。”这令不了解事情缘由的田中首相颇为惊讶。自此，这段源起中日邦交正常化15年前，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促成的中日民间友好交流的佳话才逐渐为人知晓。
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战后，岐阜人民对这段历史深感追悔。时任岐阜市长松尾国松积极支持中国遣返日本遗孤、日本送还中国劳工遗骸这一两国民间的自发善举，亲自担任岐阜县遗骨送还委员会会长，并派人于1956年8月把搜寻到的72具遗骸送往中国。中方充分肯定这一举动，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于同年11月向岐阜县发出访华邀请。
1957年春，应外交学会邀请，以松尾国松为团长、时任《岐阜新闻》社长山田丈夫为副团长的“岐阜产业文化代表团”访华。但临行前一天，81岁高龄的松尾因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的双重压力被迫弃行，改由山田担任团长。2月24日至3月27日，代表团18人在外交学会的精心安排下访问了北京、沈阳、抚顺、长春、天津、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并受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的接见。日方对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和中国人民建设国家的热情感慨万端，更深切认识到中日两国早日复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临行前，山田表达了希五年后有机会再访中国的愿望。
同年底，时任外交学会副秘书长萧向前和秘书处主任王晓云作为“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成员访问日本，出席了在岐阜县各务原市一座寺庙内举行的“中国战争殉难者慰灵祭”活动。岐阜人民反对战争、热爱和平、企盼中日世代友好的拳拳之心使代表团成员们深受感动。
接下来的几年里，中日关系因岸信介首相支持台湾反攻大陆、长崎“国旗事件”等屡遭挫折。直到1960年池田勇人接任日本首相后，中日关系才逐渐显现转好迹象。
1962年1月，出生于岐阜市、时任日本朝阳贸易社长的华井满受当时已卸任《岐阜新闻》社长的山田丈夫之托拜访外交学会，向时任外交学会理事王晓云转达了山田希实现彼时的“五年之约”，于年内合适时间访华的心愿。王晓云有感于岐阜人民致力中日和平友好的殷切心意，在与同为学会理事的廖承志商量后，一同将此事汇报给了周恩来总理，并建议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向山田发出访华邀请。此事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视和同意。外交学会在当时中日关系徘徊不前的僵局下，主动向日本友华人士伸出橄榄枝，可谓迎难而上的“融冰”之举。
9月27日，以山田丈夫为团长的“第二次岐阜产业文化代表访华团”共7人抵达北京。山田此行肩负着一个重要使命。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杭州一带的日军中岐阜人颇多。为向杭州人民表达追悔侵略历史、企盼和平友好之意，岐阜市各界人士和松尾国松长子、时任市长松尾吾策希望在杭州、岐阜两市分别建立一座反战纪念碑。松尾市长还请山田带来了其手书的“日中不再战”碑文。
代表团抵达北京后，即与外交学会理事王晓云、副秘书长萧向前等就建立纪念碑事进行商议，但双方在“为何要建立纪念碑”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日方提出建碑是“为日本侵华历史谢罪，同时表明不再重蹈历史覆辙的决心”，而中方则认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发动者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中日两国人民同为这场战争的受害者，现在由岐阜人民‘谢罪’显得不合情理”。经过反复磋商，并征得外交学会理事、时任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廖承志同意，双方最终就在杭州、岐阜两市建立反战纪念碑事达成一致，共同决定将“日本侵华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带给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的深重灾难；中日两国应坚持世代友好，共同维护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等文字镌刻在两块石碑的背面。
此后的行程进行得非常顺利。10月1日，代表团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摩国庆观礼活动，并于当晚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会见。8日，代表团乘火车抵杭州，受到当地市民自发的热烈欢迎。翌日，“杭州市•岐阜市中日友好碑文交换大会”在杭州市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岐阜市赠送的碑文是时任市长松尾吾策手书的“日中不再战”，杭州市回赠的碑文则是时任市长王子达按照周恩来总理指示书写的“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两幅碑文异曲同工，充分表达了中日两国人民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祈愿中日世代友好的共同心愿。
1963年6月和12月，两块碑文的揭幕仪式先后在岐阜市和杭州市隆重举行，作为中日两国人民共同企盼和平友好的见证永存于世。此举首开战后中日民间和平友好之先河，在20世纪中日友好交流史上留下了举足轻重的一页。
中日共庆友好碑文交换50周年
此后的近50年间，随着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杭州和岐阜这两座中日民间和平友好的先锋城市，又携手陆续开展了各种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遍及经贸、文体、教育、旅游、媒体、青少年等诸多领域。1979年2月21日，两市正式缔结为友好城市，这是中日之间缔结的第7对友城。伴随着中日关系不断深入发展，两市交流的领域和渠道、广度和深度日新月异，彼此的理解和友谊也日益加深。
时光荏苒，中日邦交迎来了“不惑之年”，杭州和岐阜的中日友好碑文交换也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2012年2月10日，由岐阜市市长细江茂光、议长渡边要率领的日本各界访华团一行110余人来到美丽的西子湖畔，与杭州市民共同庆祝两市友好碑文交换50周年。面对前人树立的“日中不再战”纪念碑，细江市长感慨地说：“碑文交换虽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但它的意义和价值却深刻在我心里。为了下一个五十年乃至更加久远的未来，杭州和岐阜应当共同努力，携手前行。”
时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黄星原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纪念大会。他表示：“致力于中日友好的两国前辈们正是凭借着非凡的勇气和政治智慧，在当时隔绝两国的大洋之间架起这一座中日人民之间的友善、友好、友谊之桥。我始终相信，中日友好的基础就在民间。”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
作者：任佳（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亚非拉部工作人员）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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