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6月18日 南方都市报
目前很多人对中国的中东政策有误解,认为中国对中东这一地区的关切点就是石油,只关心经济,而对地区热点问题都不太关注,认为中国的投入不够。其实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做了很多工作,但总是不太容易引起注意。而这次中国所做的工作,就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这也是中国愿意在这方面做工作的原因之一,即显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会承担国际责任,而非仅盯自身经济利益。中国作为大国,也会发挥大国责任,这一次的努力就体现了我们的责任感。
——— 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
今明两日,中国政府将在北京承办联合国支持巴以和平国际会议。这是中国首次承办这一会议。而此前一个半月内,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相继访华,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两度赴中东,让中国在中东问题上似乎表现得风生水起。
中国密集介入中东事务,缘何如此“高调”?一系列外交安排究竟是机缘巧合还是用心良苦?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近日接受南都记者专访,就此解开玄机。
回应“高调介入中东”:外交是一盘整棋
南都:最近中国在巴以方面的一系列动作,被外界分析认为是高调介入中东事务。你怎么看待?
吴思科:也说不上高调,应该说是“赶上了”。新一届政府刚成立不久,便邀请了阿巴斯和内塔尼亚胡两个人来华访问,既然来访,肯定要涉及一下巴以问题,中国自然要做一些推动工作。当然,这也是中国一贯的立场。目前只是正好借这个机会,做一些促进工作。
南都:中国为什么要如此积极去“促进”?
吴思科:巴勒斯坦问题作为中东问题有全局性影响的全局问题,不应该被边缘化,不应该被冲淡。中国从一开始就一直这么强调,我此前在与各方沟通时,一直不失时机强调中国的想法。
中东的问题很多,包括转型国家、动荡国家的问题,伊朗的核问题等等,都需要谈判。但是巴勒斯坦问题始终都不应该被冲淡,应该综合进行治理。所以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中国始终在坚持。
目前抓住当下时机,沟通各方创造条件努力做工作,不仅体现出我们新一届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也显示出面对热点问题,中国不是采取回避、绕着走的态度,而是正面地面对它。
南都:中东问题处理不好,会影响中国利益吗?
吴思科:会,最直接就是经济利益。我们现在跟整个中东地区的贸易额有2600多亿美元,中东地区占我国能源进口需求的56%。这个地区的安全稳定,涉及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此外,这个地区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对我们国内的安全也有直接影响。所以处理好中东问题,整体上对中国都有利。
南都:经济利益之余还有其他考虑吗?
吴思科:还有另一个考虑。目前很多人对中国的中东政策有误解,认为中国对中东这一地区的关切点就是石油,只关心经济,而对地区热点问题都不太关注,认为中国的投入不够。包括我今年4月初到海湾去跟学者座谈的时候,也有学者这么说。
其实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做了很多工作,但总是不太容易引起注意。而这次中国所做的工作,就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这也是中国愿意在这方面做工作的原因之一,即显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会承担国际责任,而非仅盯自身经济利益。中国作为大国,也会发挥大国责任,这一次的努力就体现了我们的责任感。
南都:中国现在这么做是为了显示大国责任?
吴思科:不仅要澄清自己,也是让外界更全面认识中国。中国确实需要经济利益,但这并非唯一。中国要承担的义务和享受的利益是均衡的。
南都:很多人也有疑问,中国自己的周边分歧还自顾不暇,如果需要在地区问题上发挥作用,朝鲜半岛问题也还没解决。为什么现在要主动积极地介入到巴以问题上?
吴思科:外交是一盘整棋,不可能顾此失彼或只顾一点而忽略其他。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对外涉及的关系越来越多,对外利益的延伸也越来越大。世界各地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关系到中国的利益和国际责任,所以我们都要去做。我们不能因为周边的事情就不关注别的地方,这不符合一个大国的形象。
下棋是一个整局。别的地方的工作做好了,也有利于解决、稳定我们的周边问题,我们可以更稳坐钓鱼船,更好地应对周边问题。如果别的地方处理不好,矛盾四出,分散精力,那就不利于周边问题的解决。
调和巴以,中国不是“一头热”
南都:阿巴斯和内塔尼亚胡此前同期来华访问,能否透露这一安排的初衷?
吴思科:他们都知道彼此来华访问的时间和行程,知道会和对方同时在华。我之前专门去了一趟中东,就是就此进行沟通。我去巴勒斯坦访问时,巴勒斯坦方面就说他们知道内塔尼亚胡也要到中国去访问,他希望我转达一下他们的关切。我去以色列转达这一意见时,以色列负责谈判事务的司法部长利夫尼就直接说他们知道巴勒斯坦的愿望。也就是说,巴以彼此都很清楚对方诉求,他们有自己的沟通渠道。
南都:既然他们有自己的渠道沟通,中国为什么还要再“插进来”呢?
吴思科:这也不叫插进来。虽然他们有渠道,但也需要各方推动去逐步弥合分歧。同时,他们清楚彼此行程和目的,但都还愿意来华,这就说明,双方既不拒绝彼此,也非常重视和中国的关系,愿意让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发挥一定作用。
南都:在促和问题上,中国和巴以的态度,哪方更积极?
吴思科:首先,巴以领导人双方都愿意来中国。就中国而言,我们的新一届政府3月份刚成立,可以说,希望来访问的人确实很多,选择谁早谁晚,都要通盘考虑。包括这次两人同期来华,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精心安排。之所以邀请他们来,一方面是巩固双边关系,另一方面就是中国希望在热点问题上做一点工作。
为什么选这个时机?因为今年是奥斯陆协议签订20周年,再加上去年底加沙的军事冲突导致各方面对巴以问题更为关注。
南都:相比中国的用心良苦,你认为巴以态度积极吗?比如他们同时来华,中国外交部也说了愿意安排两个人的会见,但是两个人都对会见只字不提。
吴思科:这不是中国“一头热”。双方都有会面的愿望,但事情确实太复杂,不是一次努力,或者一方努力就可以实现的。
阿巴斯自己也说过,“尽管我们有沟通渠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有意回避跟他(内塔尼亚胡)会见,只要有条件,我还是愿意和他见面的”,这是他的原话。
两人会见需要条件。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访问过巴以,克里上任国务卿以后已经去了四次,美国也在努力。但做成了吗?没做成。没做成就等于努力没有价值吗?不能这么说,这是需要一步步积累的。通过这些努力,到一定程度,他们觉得需要,就有机会会见了,届时不能说他们当时在中国的访问没有价值。
南都:当时中国对于他们的会面有没有把握?或有没有做好准备?
吴思科:没有,当时中国的安排根本就没有这一条。阿巴斯和内塔尼亚胡在访华期间,中国原本就没有安排两人会见。外交部的表态,只是表示一种良好意愿。实际上当时的气氛,双方觉得没这个必要会面。在这点上,中国还是有自己的分析判断的。因为领导人的访问和会晤向来都要做非常充分的准备,一级一级做,不是说兴致所至就能见面。
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得到中东国家赞赏
南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阿巴斯会见时,提出了四点主张。你怎么看待这些主张?
吴思科: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提出这些主张。这些建议虽然大多是中国的一贯观点,但新一届领导人在上任之初就提出来,就体现出中国政府对此问题的重视,以及对国际事务的关注。
阿巴斯对此非常高兴。4月份他曾和我说,“巴勒斯坦和中国之间的友谊,就像大山一样坚定不移”。这次他来中国,这一印象更加深刻。临结束访问时,他在钓鱼台接见了阿拉伯驻华使节,与他们通报情况。他专门拉着我一起去,说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理解、支持,让他印象深刻,意识到中国的几代领导人的一贯立场。他说“我们感到了朋友之间的真诚”。
他还请那些使节告诉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说“我们阿拉伯国家在东亚,有一个好朋友,可以信赖的朋友”。当时他的那种满意、高兴,确实是溢于言表的。
南都:国际社会的反应呢?
吴思科:反馈非常好!约旦、埃及、阿盟,都对中国的努力表示赞赏。当然他们也知道,这些主张对中国而言并不新奇,但由新的一届领导人得以延续,他们就觉得非常难能可贵。阿盟秘书长就和我感慨,“中国始终是站在正义的立场上,支持正义”。
我去约旦时,通常情况下见的都是外长和相关部门负责人。这次,约旦老王储哈桑亲王则主动提出要跟我谈一谈中东问题。
南都:既然不是新的主张,为何会吸引国际社会如此关注?
吴思科: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思路,提出来应该有新的内涵,新的价值。新一届最高领导人此时提出,几乎天时地利人和。这四点主张把此前的一贯立场都全面概括了,包括目标、路径、方式、起步、国际社会作用等,非常有针对性。不同的老主张在不同的形势下有不同的新意。
而这一主张所获得的国际认可,也可以成为我们同各个方面进行交流的一个好基础,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作为中国在中东问题立场的集中体现,也可以作为我们做工作的一个抓手。
会议召开时间与巴以领导人访华并非刻意安排
南都:一个月后的现在,中国又要承办联合国支持巴以和平国际会议。
吴思科:联合国巴勒斯坦过渡权力委员会,需要各方面支持。中国在安理会的地位和在联合国的影响,决定了可以承办这一会议。
我去年10月底去联合国时,就明确表示,中国一直支持他们发挥作用。当时他们就提出,希望能在中国开这个会,也算是对巴勒斯坦的支持。我们当时就比较积极地表态,愿意在合适的时候,比如今年承办这次会议。
目前开会时机也挺好,正好在巴以领导人访华后不久。依我看,中国在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方面,已经形成一个系列了。
南都:也就是说,会议的召开和巴以领导人访华的先后顺序,不是中国的刻意安排?
吴思科:会议确实是事前就准备好了。确定会议的时间在巴以领导人访华之前,年初就定下来了。因为这样的会议不可能临时作出决定。会议和访问的时间的确是巧合。因为这些内容作为外交年度计划,不可能说提前一个月临时决定。
南都:既然如此,你在赴中东斡旋的时候,和对方提过此会议吗?
吴思科:没有。因为这个会是联合国的会,不是中国主办,中国仅仅是承办,提供方便场所和必要协助。
南都:中国承办这个会议有什么积极意义吗?
吴思科:中国是东道主,承办会议,本身就体现了中国对中东问题的态度和支持。
尽管我们和两国人员来往都比较紧密,但双方同时如此高频率访华,并不多见。这次借国际会议之机,也可以让他们再度感受,中国愿意同国际社会一道,支持一切有利于推动巴勒斯坦问题解决。
调和巴以,中国无力也无意取代美国
南都:一个月内,你两次出访中东。
吴思科:我第二次去的是约旦和埃及,目的是通报巴以领导人的访华情况,同时了解他们对此问题的想法。同时,我也和阿盟秘书长交流了中国这次做工作的情况,希望与他们协调努力。
巴勒斯坦问题不是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矛盾,涉及到阿拉伯世界,甚至更广一点的伊斯兰世界。约旦对耶路撒冷的清真寺有监护作用,而埃及的作用在中东地区众人皆知,能对巴以和谈产生直接影响。阿盟作为阿拉伯地区国家的代表,作用也非常关键。
南都:以前似乎在巴以问题上,美国做得更多一些。
吴思科:不能只依靠美国,这得由国际社会共同承担责任。目前中国有这个愿望。
南都:中国会不会取代美国的主导角色?
吴思科:这不存在取代。中国既无这个能力,也无这个意愿去取代美国。毕竟美国现在在中东问题上仍处于主导地位,其综合国力和各方面影响力都还很大。我们需要正视这个现实。在中东事务上,美国还是主导作用。但这并非意味着美国凭一己之力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他也需要国际各方面力量,形成合力往前推。而促使中东地区走向和平稳定,也符合中国的“和”的外交理念。
南都:在此问题上,中国会和美国沟通吗?
吴思科:我们经常沟通,而且有战略对话机制。去年中美开始中东事务磋商机制,今年的政治经济战略对话中,中东问题也纳入议题。在此问题上,中美有很多共同点。
中国外交理念在很长时间后才被大家理解
南都:中国做了这么多工作,你能感受到成效吗?
吴思科:当然能。比如中国的和平外交理念。以色列驻华大使就和我明确说,他来中国八个月,学到的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中国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争端。这次我去中东,感受最深的,就是人们经过这几年的动荡和战乱,都感觉到和平的珍贵,已经认可通过政治解决问题这条路确实是最好的选择。
南都:这是中国说服的结果吗?
吴思科:约旦王室政策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就和我明确说,在叙利亚问题上,很多阿拉伯人确实起初不理解中国的主张,而经过两年多时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认为中国是对的。
我这次和埃及、约旦、阿盟等方面接触,都感受到,大家已经形成共识,目前的这种动荡状况不能再继续,否则吞噬的只能是他们自己。
这就是中国的立场。有时候现实是最好的老师。有些东西单靠说,人家不一定能接受。经过一段时间的事实验证,才能说服人。
南都:以前中国很多理念不被认同吗?
吴思科:应该是,很多人都不太理解。有的人当时就明确说你这样的主张实际上就是保护了当权派。当时他们的观点就是,中国到底是站在人民一边还是站在当权派一边,非黑即白。其实我们两边都接触,两边都去做促和工作,这在很长时间后才被大家理解。
实际上,也不是所有人都不认同,也有些人认为中国的主张是好,但是做不到,意思就是说不符合实际。但是经过这么多年后,大家慢慢改变了这个看法。
南都:那你当时会不会尴尬?作为一个外交斡旋者,所推崇的理念却不被对方接受。
吴思科:外交嘛,就是这样,求同存异,求同化异。有些意见不一致,可以先存下来。我和你讲个东西你今天可能不清楚,假以时日便可以明白。所谓接触就是化异,化解不同意见。
南都:那现在沟通起来会不会容易一些?
吴思科:确实现在越来越容易了,中国的观点也越来越能被外界所理解。所以外交政策需要定力,需要坚定性。这点,我在各种场合都会强调,中国的立场是经得住时间和历史的考验的。
因为中国确实不是在保护任何一方,中国也没有必要去保护某一个阵营,中国只是尊重该国人民的选择。尽管我们和有的国家是友好国家,但我们也没有必要去保护某个领导人。中国着眼的是我们跟这个国家的关系,我们跟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关系,也是着眼于这个国家的利益。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