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意见领袖对于中美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对美开展成功的公共外交，需要对美国意见领袖做工作，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并且中国也要培养自己具有公信力和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以传播中国声音，影响国际舆论。
　　
　　中国日益崛起为世界大国，但与硬实力相比，国际舆论影响力、话语权等软实力并未得到相应的迅速提高。中国的形象在国际舆论中也经常受到扭曲和质疑。因此，当前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妥善化解基于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战略走向不确定性的各种焦虑感，在中国与世界期待之间架起一座通畅的沟通和了解的桥梁。中国公共外交最关注的对象国之一是美国。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都和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美国的新闻媒体对于世界舆论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以商业媒体占主导的美国新闻媒体所刻画的中国形象，多有背离中国实际情况之嫌，许多负面报道和评论加深了西方公众和舆论对中国的误解、偏见、疑虑和戒心。如何扭转美国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和评论，把这种报道和评论的影响力降到最低点，应是对美公共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笔者认为，开展对美公共外交应该重视美国意见领袖的作用，如果能够影响美国意见领袖，使得他们平时对媒体的发言尽量站在客观公正、支持中国的角度，甚至可以借他们的嘴，来发出中国想要表达的话语和声音，那么就会对改善美国媒体上的中国形象有所帮助。
　　
　　意见领袖对于媒体报道的重要性
　　
　　20世纪40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传播学者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提出了“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概念，指称那些“活跃在人际传播网路中，经常为他人提供意见、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在拉扎斯菲尔德的理论中，“意见领袖”更倾向与两级传播的概念相联系，是“人群中首先或较多接触大众传媒信息，并将经过自己再加工的信息传播给其他人的人”。在大众传播时代，意见领袖为媒体提供意见、观点和建议，成为影响媒体和大众舆论的有影响的人物。
　　
　　事实上，意见领袖具有一种影响他人态度、使个人经验变为群体经验的能力。这种能力与意见领袖的社会地位、社会认同、在特定问题上的权威性、传播能力和人格魅力直接相关。本文所研究的美国意见领袖指的是在美国媒体报道中美关系相关议题的时候，经常接受媒体采访、发表相关意见的人或者组织。这样的人或组织事实上是在中美关系上，能够发得出声音、为人听得进去的舆论引导群体，虽然这种群体内部之间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联系。近20年来西方主流舆论先后出现并持续演变至今的“崩溃论”“威胁论”“机遇论”“责任论”“管理论”“同舟共济论”大部分都是这些意见领袖所创造和公开发表的。而这些词汇以及背后所反映的话语权对整个国际舆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笔者把美国中美关系意见领袖分为四类：1．新闻界人士，知名新闻从业人员，如法里德.扎卡里亚（美国知名时事评论家，前《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持人）、库珀.雷默（美国知名国际问题研究者，曾任《时代周刊》编辑）、詹姆斯.法瑞尔（《大西洋杂志》著名记者）和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作者，《纽约时报》记者）等；2．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学会、美国企业基金会、美国传统基金会和美国兰德公司等；3．政府智囊，如斯考克罗夫特、谢淑丽、杰弗瑞.贝德、佐利克、鲍尔森、李侃如、芮效俭和洪博培等；4．专家学者，如尼尔.弗格森、大卫.兰普顿、沈大伟、季北慈等。
　　
　　这些意见领袖对于媒体报道的影响力表现在：
　　
　　在中美关系的重要议题和突发事件报道中，意见领袖是媒体报道的引用源。由于他们与媒介的接触率比一般受众高，获取信息的渠道也较一般受众丰富，本身又具备一定的社会地位、身份和学识，因为在中美关系方面所发表的意见更具权威性、解释力和影响力，所以媒体也热衷于采访他们。如兰普顿、李侃如、谢淑丽等美国的中美关系学者，一旦中美关系之间有事件发生，媒体就会采访他们，他们的观点也会被媒体所引用。
　　
　　客观上意见领袖与媒体是互相合作的关系。意见领袖需要媒体的报道增加其在中美关系政治圈和舆论圈的影响力，媒体也需要采访意见领袖来增加其报道的可信度。有些意见领袖本身就是媒体从业人员，如《新闻周刊》的法里德.扎卡里亚、《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等既是记者，又是意见、评论的发布者，其言论凭借着其丰富的媒介资源和在新闻圈的影响力可以得到广泛的传播。还有些意见领袖本身是学者，但业余时间还担任电视网、广播台和报纸的兼职评论员，横跨思想界、智库、传媒界、出版界等诸多领域，在言论市场上可以呼风唤雨。
　　
　　美国的意见领袖平时所采用的话语系统在整个国际舆论圈里面是得到公认的，媒体采访自己的意见领袖更具有可信度。国际舆论圈目前还是由西方媒体主导的，而在西方媒体中，美国媒体的影响力是最大的。长期以来，美国媒体报道国际事务已经形成了一种言论、语言范式，这种范式就是所谓的国际语言。这种范式和习惯是美国精英圈在相同的教育体制、社交场所和言论市场中逐渐培养起来的。美国意见领袖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一套如何对媒体发言、如何使自己的意见令媒体更加能接受的方式和方法。例如、注重理性、注重逻辑思辩、简单直接、保持客观中立、略带一些批评性等，而对于一些商业媒体而言，具有轰动性、甚至出格的言论更易受到媒体的关注。意见领袖与媒体之间已经达成了一种默契和良性互动。
　　
　　如何影响美国的意见领袖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对于国际舆论的批评、质疑多半处于一种被动的回应状态。对于在西方媒体上所发表的质疑、批评和意见我们缺乏有效地应对。在影响美国意见领袖的层面上，我们应掌握主动权。
　　
　　全国政协的对外交往已经成为国家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外交也是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的一个重要职能。全国政协集中了全国各界精英人士，拥有各种强大的资源，可以以此为平台，梳理出美国在当今世界重大议题和重要国际事务中最具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和意见领袖，进而主动、积极地和他们打交道，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具体措施有以下方面。
　　
　　在各种层面、平台上与美国意见领袖对话
　　
　　为了在一些问题上取得共识和双方的理解，要积极组织各种层面包括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组织的论坛。在这些论坛上，在会议时间和闲暇时间，通过与这些意见领袖的接触、交流，增进互相了解；其次，中国各个决策咨询机构、智囊库举办的各种活动，邀请美国意见领袖访华，进行各种各样的对话；另外，中国各个高校通过学术、教育的交流与美国意见领袖展开对话。
　　
　　设立各种各样的访学交流项目
　　
　　美国有许多访问学者的项目，最著名的如富布赖特项目，每年邀请全世界的学者到美国来做研究，或者资助美国学者到全世界各地去做学术访问。访学交流项目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彼此了解，彼此了解是消除彼此之间误会的最好方式。
　　
　　建立意见领袖数据库
　　
　　对美国意见领袖在媒体上所发表的意见进行跟踪，以此来观察意见领袖对中美关系、对中国问题的意见扩散。还可以追踪意见领袖对华的态度，每年对于美国意见领袖在媒体上的发言作分析，以此看出整个美国舆论圈对于中美关系、中国问题的观点和意见。
　　
　　影响下一代的美国意见领袖
　　
　　美国的意见领袖有代际更替，年轻一代的意见领袖正在形成自己的影响力。对美公共外交特别要重视目前30、40岁的学者、媒体人士和中国问题专家。这些年轻人目前已经在中国政治、经济、人权、环境等诸多问题上崭露头角。应该创造机会多去影响年轻一代的意见领袖、使得他们有机会多来中国访问，在访问期间，能够尽可能地促进他们与中国的年轻一代学者交流，促进双方更深一步的了解。
　　
　　尊重美国意见领袖观点的独立性
　　
　　美国意见领袖如果要在媒体中取得好的口碑，一定得保持自己观点的独立性，这是在西方精英舆论圈发言的一种准则。影响美国意见领袖的目的是使其尽量发言客观，而不是苛求别人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发表意见，这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
　　
　　培养我们自己的意见领袖
　　
　　一定程度上，中国长期以来是在对一个接一个所谓的“国际议程”做出被动式的“回应”，例如人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汇率问题等等。在事件发生、议程凸现后，中国往往只有政府这一种声音，而政府的声音在国际舆论圈中往往最容易受到质疑。而在很多时候，我国官方往往不愿意在一开始就表态，结果丧失了舆论引导的有利时机，而在国际上的反华人士却总是想方设法要出来说话，让西方报道，为西方媒体设置议程。在国际舆论圈中，中国恰恰缺乏的是政府之外的声音，即中国缺乏自己的舆论领袖。
　　
　　在国际舆论中有影响力的舆论领袖应该具备这样的特征:对于国际事务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和发言权；在某一方面是专家或者是国际畅销书的作者；言论和作品有一定的大众读者；立场较为客观、发言有公信力。
　　
　　对美公共外交要特别重视精英人士在公共外交工作中的独特作用，倡导、鼓励民间往来，特别是有国际影响力或者有潜力发挥国际影响力的精英人士，我们可以为他们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社会地位与知名度和明星效应创造条件。一旦有国际热点问题发生，创造条件让他们接触国外媒体，争取能在国外媒体上发言。另外，向各主要国际平台输送高级职员、政策顾问、报告起草人等影响核心理念、议程设置、政策取向的人员，使“中国声音”或与此相近的声音以“国际社会的声音”传播出来。（公共外交季刊）
　　
　　作者：沈国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贾敏（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