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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外交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作用
时间:2011-07-06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
   

    文化外交是沟通人们心灵和感情的桥梁,是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的渠道,也是建立和发展国家关系的基础。战后中日文化外交对实现邦交正常化发挥了重要的独特作用。“围棋外交”化解僵局,“兰花外交”破解难题,“乒乓外交”扭转乾坤,“芭蕾外交”传递佳音。一系列文化外交活动在战后起伏不定的中日关系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上都彰显了独到的魅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日关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有识之士努力冲破人为限制,积极促进中日关系尽快正常化。战后初期丁玲、夏衍、冯雪峰等中国著名文化界人士就发表对日箴言,寄语日本民众走和平民主道路,开展两国文化交流。1949年日本成立了日中贸易促进会、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日中贸易协会。同时,还开展了旨在介绍、宣传新中国的一系列文化活动。1950年,日中友好协会筹委会开始设立中国 书刊阅览室、举办“日中友好活动周”,在公园、街头展出“新中国摄影展”,成立中国书籍“翻译出版恳谈会”。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总理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工作方针,积极倡导中日两国开展各个领域、各种渠道、各个层次的民间交往,以促进两国官方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1952年,日本国会议员帆足计等人不顾日本政府的阻挠,绕道访华,打开了战后两国民间往来的闸门。1954年10月,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冲破美 日的阻挠访日,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访日的代表团。从此,通过民间交往渠道,两国各界人士开始往来,文化交流也陆续展开。1955年6月,日本学术代表团访华,12月由郭沫若率领的中国科学院学术考察团回访日本。1955年10月,日本歌舞伎剧团访华演出,1956年5月,由梅兰芳率领的中国京剧团访问日本。

    随着文化交流的逐步增多,1955年11月27日,中日之间签署了战后第一个《关于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协定》。1959年6月8日,两国民间机构又签署了《关于中日两国人民间文化交流的联合声明》,首次规划了两国文化交流的具体项目。两国文化交流进入有组织、有计划的半机制化状态。据不完全统计,从战后到中日邦交正常化前,中国共接待日本文化交流代表团257个,派出文化交流访日代表团52个,举办大型中日文化交流活动30次,日本举办大型日中文化交流活动29次,其中包括文艺、学术、体育、宗教、展览、演出等诸多领域。文化交流加深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建立发挥了铺路架桥的作用,有些重要活动间接或直接地促进了中日关系正常化。

    “围棋外交”化解僵局

    1957年2月,岸信介上台执政,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1958年5月,又发生了日本暴徒扯下长崎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上五星红旗的“长崎国旗事件”。岸信介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发表谈话,谴责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的言行,宣布中断与日本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

    在中日关系逆转的背景下,为了缓和危机,主张中日友好的日本自民党 顾问、国会议员松村谦三于1959年10月率团来华访问,与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举行多次会谈。松村酷爱围棋,陈毅也是围棋高手。会谈之余,两人数次对弈,结为棋友。陈毅向松村建议:“围棋、乒乓球、书法、兰花都可以交流,不谈政治,只谈友好。”松村欣然同意。在访问即将结束之际,松村希望中国派围棋代表团访日,以围棋为突破口推动中日两国友好交往的发展。在松村的推动下,1960年日本围棋代表团首次访问中国,与中国围棋界人士广泛接触,增进了相互了解。

    1962年,针对当时日本政府对华关系出现积极迹象,中国派出以国家体委副主任李梦华为团长、日本问题专家孙平化为副团长的中国围棋代表团首次访问日本。出发前夕,周恩来总理指示孙平化:“到日本有机会见到松村、高碕两位老先生,转达我和陈毅副总理的问候,并欢迎他们来中国就改善中日关系、发展长期贸易交换意见。”陈毅副总理还要孙平化随团去搞两套活动,“即围棋代表团活动和你个人单独活动”。孙平化到日本后,转达了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对松村和高碕达之助的问候和访华邀请。松村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提出了以积累方式,从贸易入手,逐步打开日中关系的设想。孙平化回国汇报后,周恩来总理当即决定,发报邀请松村、高碕访华。中国围棋代表团访日走了一着“棋外之棋”。

    此后两国围棋界开展了频繁的交流。1963年9月,日本棋院和关西棋院代表团访华,日本棋院授予陈毅副总理围棋“名誉七段”称号,以表彰他对推动两国围棋交往所做的贡献。这是日本围棋界第一次授予国外人士这样的荣誉。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赠送证书仪式上,周恩来总理说,围棋界的交往不仅有助于我国棋手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推动两国关系的改善。当时任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的赵朴初为此赋诗词祝贺:“乾坤黑白,尽扫寻常格。奇正相生神莫测,一着风云变色。今朝隔海同欢,别张一帜登坛。两国千秋佳话,元戎七段荣衔。”

    1964年12月,受“围棋外交”的感召,日本29位著名围棋手发表倡议书,号召日本800万围棋爱好者参加要求恢复日中邦交征集3000万人签名的活动,许多棋手走上街头,在闹市区征集签名,有力地促进了日中友好运动。

    岸信介在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群众斗争中被迫下台后,池田勇人内阁成立,中日关系形势开始有所改变。自民党池田派内部一些人积极推动松村等同中国发展关系,池田本人也支持松村等人为改善日中关系而奔走。他对松村说,“我的立场是必须把脸朝向美国,希望松村成为我朝向中国的面孔,关于中国的问题一切委托给你。”此后,松村确实成了日本“朝向中国的面孔”,成为中日关系的主要“掘井人”之一。“兰花外交”破解难题

    1962年9月,松村如约第二次访华,同周恩来总理商谈如何开辟半官方渠道。松村喜欢兰花,每到中国,必去兰圃观赏兰花,也经常到同样爱兰的朱德元帅家里赏兰,和朱德元帅也结成了“兰谊”。周恩来总理遂以名贵“环球荷鼎”相赠,松村深知“环球荷鼎”的珍贵,将其视作珍宝。松村此访促成了廖承志、高碕达之助《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的签订,开辟出一条在中日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半官半民的新的贸易途径。

    但落实《备忘录》贸易却遇到重重困难,美国和台湾的压力让池田内阁为难,互设代表处也遇到了阻力,日本政府迟迟不肯批准向中国出口生产维尼纶的成套设备。在履行《备忘录》问题上,日本政府能否批准使用输出入银行贷款以延期付款方式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也是关系到中日关系能否真正迈出改善步伐的实质性问题。1963年4月,松村向中方提出他要以日本爱兰会会长的身份,邀请中国派一个兰花代表团访日。松村爱兰众人皆知,但以交流兰花的名义邀请代表团访日,醉翁之意不在酒,实为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准备安排中方与日方政府主管官员接触,以图打破僵局,兰花交流是为遮人耳目。1963年4月29日,由兰花专家、中共福建省委统战部部长张兆汉为团长,日本问题专家孙平化、王晓云和王效贤这些被松村戏称为“兰花韭菜不分的人”为代表团成员的中国兰花代表团赴日访问。中国兰花代表团与日本兰花爱好者进行交流后回国,孙平化等三人留在日本,在日方友人的帮助下,与日政界要人和政府主管高官秘密接触,取得了积极成果。6月29日,中日双方签订了引进日本维尼纶成套生产设备的合同。第一次成套设备的引进,大大增强了日本工商界发展日中贸易的信心。8月30日,池田内阁正式批准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使用输出入银行贷款。中日“兰花外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64年松村一行再度访华时,双方签署了关于互派备忘录贸易常驻代表并互设联络事务所会谈纪要和关于中日双方交换常驻新闻记者的会谈纪要。中日双方互设了半官方办事机构,并实现了互派常驻记者,两国建立起了半官方联系。根据上述有关会谈纪要建立的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一直发挥着传递信息、为两国政府沟通的重要作用。

    “乒乓外交”扭转乾坤 1964年11月,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佐藤内阁上台,中日关系再陷危机,但两国人民要友好,中日关系要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民间友好交流继续扩大,文化交流继续发挥铺路架桥的重要作用。 早在1956年4月,在东京举行第二十三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时,中日两国乒乓球队就开始了交流,此后,随两国民间交往逐渐增多,日本运动员经常被邀请到中国进行比赛交流。1964年中日乒乓球队分别于5月和10月互访,日本乒乓球队到北京参加比赛时,周恩来总理夫妇设家宴招待,当听说日本乒乓球队员松崎君代将要结婚时,特意送给她一块丝绸衣料作为礼物。

    中日“乒乓交流”的蓬勃开展以及周恩来对日本乒乓球队的特殊关照打动了许多日本民众。1971年初,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亚洲乒乓球协会主席后藤钾二排除各种困难和阻挠,邀请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3月,中国派出了由赵正洪为团长、王晓云为副团长的63人大型代表团。就在这次比赛期间,中国开展了举世闻名的“乒乓外交”。王晓云在日本与政、财各界要人广泛接触,会见日本人士达500人 次,执政的自民党干事长大平正芳也首次会见了来自北京的客人,王晓云的活动被日本媒体称为“王旋风”。同时,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这次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还促成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为打开中美关系迈出了重要一步。不久,美国总统尼克松派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宣布美国总统次年访华。同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国的“越顶外交”使日本受到强烈的“尼克松冲击”。面对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日本要求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呼声高涨,从财界到政界唯恐落后于形势,关东、关西财团接踵访华,各政党团体也加紧了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乒乓球为中国开展“乒乓外交”搭建了舞台,“乒乓外交”为日后中日邦交正常化铺设了道路,从而实现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创举。“芭蕾外交”传递佳音

    1952年,周恩来总理向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来访的帆足计、高良富、宫腰喜助赠送了电影《白毛女》拷贝,在日本上映后获巨大反响。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夫妇观后深受感动,遂将其改编为芭蕾舞,松山树子扮演主角喜儿。1955年2月,芭蕾舞剧《白毛女》在东京上演,获得好评。1955年7月25日,周恩来总理会见访华的松山树子一行时,特地请来在歌剧中扮演白毛女的王昆和在电影中扮演白毛女的田华,中日两国三位“白毛女”齐聚一堂,在中日艺术交流史上留下了友好佳话。1958年,松山芭蕾舞团应邀进行为期两个月的首次访华演出,先后在北京、重庆、武汉、上海等地演出28场,引起轰动。1964年,松山芭蕾舞团再次访华演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领导人观看演出并接见全体演员,因为上海舞蹈学校继松山芭蕾舞团之后也将《白毛女》改编成了芭蕾舞,所以毛主席称他们为“老前辈”。1971年松山芭蕾舞团又一次访华演出,周恩来总理亲自观看并接见全体演员。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改编的芭蕾舞剧《白毛女》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品牌。中日芭蕾交流也好戏连台。

    1972年敌视中国的佐藤政权在内外交困中下台,7月7日,主张尽早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荣组阁。就在田中就任首相的第三天,中国派出以孙平化为团长的上海芭蕾舞团200多人出访日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友好访问和演出。上海芭蕾舞团在日本期间,松山芭蕾舞团尽可能提供方便,清水正夫团长全程陪同。出访前,周恩来总理指示,中日邦交正常化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把这件事落实,推动田中访华,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

    访日期间,孙平化积极开展对日上层工作,会见政府高官、政党领袖、财界首脑等,先后四次见到大平正芳外相,转达了周恩来总理对田中首相访华的邀请。8月15日田中首相会见孙平化等人,感谢周恩来总理的好意,表示他已经决定访问中国。他认为解决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希望通过访华,使两国关系能顺利发展,达到“有终之美”。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首相一行来到北京,经过与周恩来总理的会谈,于9月29日签订了《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告中日正式恢复邦交。

    诚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10年5月31日在与中日两国文化界知名人士座谈时所说,文化是沟通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感情和心灵的桥梁。中日两国有着两千年的友好交往历史,形成了难以切割的文化因缘。这是中日关系独有的宝贵财富。文化的影响潜移默化,如春雨般润物无声。中日关系得以恢复和发展,文化交流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