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佛教界对外交流事业风生水起。无论是派遣代表团出国交流,举办国际佛教文化节,还是翻译佛教经典等,都是我国佛教界进行的有益尝试。其中,广东六祖寺方丈释大愿法师是重要人物之一。本刊编辑部专访了释大愿法师,希望中国佛教界对外交流所积累的成功经验能对我们进一步做好各领域的公共外交工作有所启发。
矢志推动佛教全球化
柯银斌:大愿法师,您好。我们了解到,您及六祖寺在佛教文化国际交流方面做了很多事情,包括举办佛教文化节,建立国际禅学院,翻译和引进佛教经典等等。请您介绍一下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
释大愿:我们经常说“思路决定出路”,其实更重要的是思路背后的价值观。我们认为,思路的背后是价值观,价值观的背后是文化,文化的背后是信仰,所以信仰是一个高峰。我们常说“科学的最高峰通向哲学,哲学的最高峰通向宗教,宗教的最高峰通向禅”。因此,我希望将佛教变成一个全球性的信仰。
从全球的格局来看,各种文明本质上都是宗教文明。欧洲传统上是基督教最兴盛的地方,欧洲人移民到北美新大陆之后,无论是美国还是加拿大,它们都以基督新教作为一个主流信仰。西亚、北非,也包括了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文莱,这些都是伊斯兰教文明的范围。佛教只是半个亚洲的信仰,无非是汉语系佛教、巴利语系佛教和藏语系佛教。它在欧美等其他地方的影响还是很小的,没有真正进入到主流文化和主流社会。当然,它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要真正让它成为全球信仰,要做的事情就是建立世界七大语区的佛教。
七大语区是指使用人口超过1亿人的主流语种所形成的语区。除了前面说的汉语、巴利语、藏语之外,最有影响力的语种首先就是英语了,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以英语作为主要交流语言。其次就是法语,我们关注到法语区有一个国际组织——法语联盟,这一组织还不断地举办年会。还有西班牙语区,使用人口也是4亿多人,除了西班牙本土之外,整个的拉丁美洲除了巴西之外都使用西语。还有印地语,印度毫无疑问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会超越中国,成为全球第一的人口大国。印度虽然语种很多,其实真正的主流语言,使用人口占80%以上的语音就是印地语。
面对其他语区,我们要融入进去,要建立其他语区佛教的三宝。要向其他语区翻译佛教的三藏十二部。当佛教在这四大语区,在不同语言、语种背景下生长出来,通过汲取现有的三大语系佛教的禅修精华,在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走出自己独特的修行道路、形成自己独特的宗派的时候,就代表佛教在这个语区扎根了。这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扎根,而是一个语区一个语区地扎根。
针对不同需求,对外传播佛教文化
柯银斌:让佛教成为全球信仰,建立全球七大语区的佛教。这是一个非常宏大愿景,您及六祖寺如何去实现这个目标呢?是通过传教吗?
释大愿:不是的,我们需要做的,最好不要把它作为一种宗教去输出,那一定会失败。一定要注重别人需要什么,我们再给他提供什么帮助。就像你想睡觉了,我给你递个枕头,这才是最好的方法。不是说我们有什么好东西就要拿出去,我们有什么好东西是我们的事情,别人需要什么我们给他什么,别人不需要的我们绝不给。我觉得这不是黄金法则,而应该是白金法则。从佛教的修行角度来说,我看他需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佛教绝对不要陷在博弈层面,而应该是帮助别人,成就自己。
我们两个月前访问欧洲多个国家。根据我们观察,欧洲最需要的一是禅修,二是高端文化旅游。在我看来,追求解脱、追求开悟是小众,更多的国内外大众更需要的只是禅修。而且,佛教的发展基础不能够只依靠信众的香火和捐助,还应该是来自于帮助解决社会问题。要让国内外的社会大众都体会到佛法的重要性,都体会到禅修的重要意义。我们不必讲太多理论,就直接从禅修体验开始。因为我们一讲到理论,就必然存在文化的差异、思维方式的差异,这样的佛教是生不了根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只要有禅修,让参与的人境界提升、感觉受用,这个才是刻骨铭心的。
禅修分为两种:思维修和安住修。思维修是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提升。很多时候我们烦恼,我们困惑,不是外在的世界发生的事情让我困惑和烦恼,而是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让我们烦恼,所以思维方式的提升是关键。另一个是行为方式的提升,是指我们想了以后决定怎么去做,是思考做事的方法。
安住修是个人能量级的提升。一个人的能量级很低就很容易情绪化,而当你的能量级很高的时候就会很强大。特蕾莎修女去瑞典接受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整个会场有几百名显贵人物,大家聊天的声音很大。但她一进入会场,并没有开口说话,整个会场便鸦雀无声。她一心无我、一心利他做公益慈善的精神已经让她的能量级提升到很高的境界了,所以这种能量级很强大的人足以震慑全场。安住修的作用就是提升人的这种能量级。
高端文化旅游也是欧洲人需要的。现在很多中国人也富裕了起来,也去欧洲或者别的地方旅游。但是很多中国人的旅游还停留在抢购奢侈品的阶段。我认为这还是在一个低端阶段,因为购物只是物质上的追求。对很多欧洲人来说,旅游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点缀品,而是一个高端生活质量的必需品。我们可以在这方面满足欧洲人的需求。我们准备在欧洲打造一座佛陀山,这座山不仅仅是一座寺庙,更关键的是让我们的佛教扎下根来,融入到欧洲本土融化、主流人群之中。
柯银斌:在欧洲,传播佛教文化要以高端文化旅游体验和禅修为主。那么,在东南亚各国呢?
释大愿:我们介入东南亚地区也有着自己的方式方法。东南亚地区虽然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影响范围,但是现在的文化联系已经势微。佛教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很大,但是基本属于南传佛法,和我们的北传佛法有些区别。如果我们去东南亚传教,就会被认为在和当地的寺庙抢信众,肯定无法立足。
但是东南亚很多国家经济不够发达,我们就打出了“天柱僧衣、天柱国际公益”的品牌。我们是一点一点地展开,深入到百姓中去的,深入到最贫困的地方去。“天柱僧衣”就是按照他们的要求和规矩,把僧衣供养给他们的法师。东南亚很多国家有一个原始佛教时期的一个好传统,就是施衣节——供养僧衣的一个节日。在这个节日里,每个国家都是几十万僧人全部汇集在一起,然后信众们、居士们来供养法师,恭恭敬敬地把全套僧衣供养上去。这是一个很传统、很盛大的一个佛教文化节日。而且这个节日已经溢出佛教的范畴,成为一个全民性的公共节日。我们这种“天助僧衣”活动就和当地的宗教界处理好了关系。
“天柱国际公益”是我们做的另一种实践。我们认为,做公益应该是让受助者活得更有尊严,活得更有价值。如果我们到东南亚国家最穷的省份,去简单送点钱,居高临下地送点米、送点油,效果肯定很差。我们的做法是,教会当地人用当地的资源,编一些工艺品,绣上当地特色的花草,装上一些当地产的果子,然后帮助他们到大城市、旅游区去卖掉,这就是让他们活得更有尊严,更有价值。
柯银斌:很有意思。同样是佛教文化对外传播,在欧洲的做法与在东南亚的做法就有很大的不同。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吗?
释大愿:还有就是传法。我们与韩国佛教人士交流的时候,他们主动要求我们将佛法传到韩国。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韩国本身就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用不着我们去搞公益慈善。而且从佛法上来说,他们受我们的影响很大。所以主要是他们来学法,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什么。
这种传法交流经常会避免以官方背景交流所遇到的问题。我们官方有很多的佛教代表团出国交流,但是这种交流经常不能得到外国人真心的认可。这是因为,这种交流没有建立深刻的、精神上的联系,面子上的考量更多。
我们这种非官方的传法就不会遇到这种问题。因为非官方的交流得到的是真正交心的关系,而不是面子上的应付。而且,这种关系是传法关系,是师徒关系,不是普通的朋友关系。这种联系更加紧密,我们更占据优势。
佛教全球化的未来:每个语区都有自己的教派
柯银斌:您刚才提到了已经做了的事情,那现在正在进行的又有哪些工作呢?
释大愿:现在还在进行的是派出留学生的准备工作和佛经的翻译工作。六祖寺的国际部有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专业的人才,他们一边修禅一边加强语言学习。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就派他们出国留学。我们联系了法国远东语言文化学院、德国的汉堡大学、德国的慕尼黑大学、西班牙的马德里大学,还有比利时的根特大学。我们把他们派出去读学位课程、做学生,是因为要传播先谦虚,先放下身段,老老实实做人家的学生,懂得人家的文化,才能真正做好传播。
我们还在翻译一些佛经。我们跟欧洲合作翻译佛经,尤其是禅宗的典籍。我们跟西班牙语区、法语区的一些禅师们、学者们合作,开始把禅宗的重要典籍,比如说《大慧宗杲语录》30卷,比如说达摩祖师的《二入四行论》、《达摩血脉论》,比如说《信心铭》,比如说曹洞宗的《宝镜三昧》一件件地翻译推出。最重要的就是《六祖坛经》,中国很多佛经都是印度传过来的,唯一的中国人写的佛经就是《六组坛经》。我们把它翻译为11个语种。访问欧洲的时候,我们做了西语、法语、德语版《六祖坛经》的新书发布会。
那些帮我们翻译的译者,他们本身就是通晓当地语言的禅师,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学者。佛经的文本经常意在言外,普通学者没有翻译这些佛经的能力。而这些译者本身有禅修的体验,语言汇通的能力又很强,请他们翻译,我们就不会走弯路。
柯银斌:那您觉得,佛教文化传播到什么程度就达到目标了呢?
释大愿:我觉得,当七大语区都出现自己的佛教宗派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就达到了。我们到国外是来帮助外国人提升心灵的,然后让佛教在他们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自己生长出来。
中国是一个佛法传播的一个下游国家,而不是原创的国家,那中国为什么成为全球佛教的中心呢?因为它不是简单把印度的佛教学过来,而是与中华文化交流渗透,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再生长起来。中华文明本来就是个高峰,印度的佛教文明也是个高峰,两座高峰碰撞、交流、交融,开出了璀璨的智慧般若之花,这就是禅宗。因此,我们将皇冠上的明珠----禅修的方法,介绍给别的国家。我们引导、帮助他们实践和修行,结合他们的文化和文明,禅宗也一定能在外国文化中生根发展。
释大愿:广东省四会六祖寺方丈。
柯银斌:本刊编辑部主任、察哈尔学会秘书长兼高级研究员。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