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外学术交往活动中，学者也是公共外交人，可以承担起公共外交的使命，广交朋友，广结友谊。坎昆气候传播边会是官民交流沟通的平台，从申办到举办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充分地实践了公共外交，中俄大众传媒研讨会则是中外合作办会的成功范例。
　　
　　坎昆气候传播边会：官民交流沟通的平台
　　
　　坎昆气候传播边会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乐施会香港（总部在英国）共同主办，其主题是“基础四国与墨西哥的气候传播”。办会的主旨是：为这些国家的研究机构、新闻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提供一个交流沟通的平台，表达各自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从而为使联合国气候大会朝着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所确定的共同目标的方向发展，做些促进工作。我们的工作也是对我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立场的一个民间表 达渠道。
　　
　　坎昆气候传播边会是我作为中国高校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在国外主持的首次有关气候传播的学术会议，也是中国科研机构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启动气候传播议题研究。在坎昆举办边会期间，由于没有官方背景，我们的活动主要靠民间组织和志愿者个人的帮助。墨西哥乐施会负责安排会议活动的戴丽安娜女士，就热情地帮我们解决了会场及会议举行的许多相关问题。墨西哥的女大学生格里西亚，主动担当志愿者。会议结束后，我们邀请她和她的父母共进晚餐，席间，大家亲切交谈，成了好朋友。餐后，她的父亲执意要开车送我们回宾馆，就像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这使我深切体会到了民间对外交往的内涵及意义。
　　
　　在组织这次边会的过程中，我深深领悟到了公共外交的作用。我认为公共外交主要应当是一种来自民间的非官方的对外交往活动。它完全是出自民间组织和公民个人的自觉行为，是对官方外交的一种有益补充。它往往会起到官方外交所难以起到的作用，收到官方外交所难以收到的效果。在坎昆气候传播边会中，通过国内外民间组织在气候传播领域的交往与互动，可以更好地实现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从而促进公共外交的发展。
　　
　　乐施会香港是一个国际性民间组织，近些年来在救灾、扶持我国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2010年初，乐施会香港的传播官员王彬彬找到我，希望与我们研究中心合作，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共同在气候传播领域做些工作。经过协商，我们中心与其合作启动了题为“后哥本哈根时代政府、媒体、NGO的角色与影响力研究”的项目，准备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来研究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期间中国政府与媒体的传播技巧，政府、媒体与NGO之间的传播互动及其效果。从3月份开始，项目组以参加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的政府官员、中外媒体记者、NGO工作人员及第三方相关人员为对象进行调研访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个调研报告，分别提交给了国家发改委、中宣部、新华社等相关部门。5月16日召开了“气候•传播•互动•共赢——后哥本哈根时代政府、媒体、NGO的角色及影响力研讨会”，邀请到了70多位中外政府官员、新闻媒体和NGO人士参会。通过课题调研以及召开研讨会，我们发现大家谈论较为集中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提升我国媒体在气候传播中的专业性，以应对未来国际领域的气候变化问题，特别是如何尽快提高媒体的传播艺术与技巧，以迎接即将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于是，我们决定继续对气候传播问题做后续跟踪研究，并与乐施会香港合作启动了一个新项目：“通往坎昆——后哥本哈根时代气候传播系列行动”。
　　
　　这些准备工作与会议的召开为成功举办坎昆气候传播边会奠定了基础。
　　
　　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从申办到举办中的公共外交
　　
　　“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是一个国际性的传媒经济学术团体，在世界传媒经济学术领域很有影响。2004年5月，我同中国同行一起，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第6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该组织此前举办的会议都是在欧美国家，我们希望第7届会议能够到中国召开。
　　
　　会前，我们已同会议组织的创始人、主要领导者、美国著名传媒经济学家皮卡特教授进行了沟通，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他明确表示，他本人也希望下届会议能够在一个亚洲国家举行，但其结果需要由与会代表的最后表决来决定。同时，他告诉我们有几个欧洲国家也准备申办第7届会议。
　　
　　为稳妥起见，我们又同皮卡特的秘书、中国留学博士生杭敏取得联系，请她从中做些工作。此外，我们还分别同一些香港、台湾的学者以及来自欧美国家的华裔学者联络、沟通，希望他们能够支持我们的申办活动。
　　
　　进入申办阶段，我们陈述了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到中国举办的意义，并通过一个精心制作的电视片向与会学者介绍中国，介绍北京，介绍北京奥运 会，介绍中国的传媒业。我们承诺，一定竭尽全力，把这次会议办成让全体与会者满意的会议。出乎意料的是，在我们陈述完毕后，原先准备申办的国家当场表示自动退出，我们不战而胜，一举成功，顺利地取得了第7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的主办权。现在回想起来，这应当是一场公共外交的胜利！靠着我们的诚意，靠着我们细致的公关工作，当然也靠着我们自身所拥 有的实力，我们获得了成功。
　　
　　回国后我们立即组建了第7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组织委员会，我被推举为主席，同大家一起进入了紧张的筹备工作。为了取得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组织对我们的指导和帮助，会议筹备期间，我们邀请皮卡特教授前来中国访问，请他到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访问、讲学，征求他对办好会议的意见。这些交往不但加深了他对中国传媒业发展和传媒经济学术研究状况的了解，而且也增进了我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友谊。
　　
　　2006年5月中旬，第7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如期在北京召开。几十位国外一流的传媒经济学界的专家和学者共同就所关注的世界和中国传媒经济领域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开展学术交流。会议之余，代表们愉快地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享受中国的传统文化。会议结束时，皮卡特教授评价说，这是该组织办得最好的一次会议。我们很自豪，也很欣慰，因为我们实现了要办一届让他们满意的会议的承诺。
　　
　　中俄大众传媒研讨会：中外合作办会的成功范例
　　
　　在我学术交往的公共外交实践中，还有一件让我一直难以忘怀同时觉得十分欣慰的事情，那就是同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科研合作与学术交往，特别是同该系年已8旬的老系主任扎苏尔斯基教授的私人交情。
　　
　　2004年秋，我在人民大学接待了来访的扎苏尔斯基教授，陪同他前来的是曾经在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留过学的、该系主管外事工作的副主任扎伊采夫。我向他们介绍了20世纪50年代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与当时的人民大学新闻系之间的友好往来与亲密合作，并希望能够延续这种友谊，加强双方在科研和教学领域的合作。扎苏尔斯基教授做了积极的回应，表示今后愿意加强相互间交往与合作。不久，我就接到了由扎苏尔斯基教授签发的“21世纪俄中大众传媒发展研讨会”的邀请函。
　　
　　2005年4月24日，我和中国同行到达莫斯科。会议期间，扎苏尔斯基教授建议将此会议延续下去，形成两国（俄、中）三校（莫斯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间的长期合作机制，隔年分别在俄国和中国举办研讨会。当时我们就议定2006年第二届会议由中国传媒大学承办，在北京举行。几十位来自五大洲的国外一流的传媒经济学界的专家和学者其间游览了莫斯科。游览莫斯科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有一种特别的期待与兴奋，因为我们从小经历了中苏两国之间从亲密友好到反目成仇的过程，这其间的情感起伏太大了！在我的心灵深处，既存留着对20世纪50年代风靡中苏两国的俄罗斯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优美旋律的眷恋，也存留着对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黑龙江珍宝岛上的中苏两军激烈交火引发边界争端的回忆。现在中俄两国重归于好，开创了全方位合作的大好局面，真是值得庆贺的事。我想，中俄两国的友谊之花，需要两国人民共同培育和浇灌，作为一个学者，有责任担当起这一历史使命，为促进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做些积极的工作。
　　
　　回国后，我和雷跃捷教授就开始筹备第二年的会议。这期间，我们始终保持着同扎伊采夫的联系，并通过他与扎苏尔斯基教授进行沟通。到2010 年为止，中俄研讨会已经举办了6届，分别在两国召开。其间，扎苏尔斯基 教授不顾高龄，先后三次来到中国访问，参加我们举办的研讨会。每次来， 我们都会聚在一起聊天，像老朋友一样。他每次来总是不忘给我捎带些礼品，有书、画册，也有伏特加酒、俄罗斯挂钟。我也回赠他中国礼品，让他品味中国文化。他同我个人的友谊，实际上说明了他对当代中国的认同，他用他的行动也在实践公共外交。而我在同他的交往中，也领悟到了公共外交的真谛，即尊重对方、真诚交往、推心置腹、友好合作，这是获得对方认同，取得交往成功的不二法则。
　　
　　广交朋友，广结善缘
　　
　　我所任职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每年都有不少对外学术交往活动。几年来的实践使我认识到，作为一个学者，在对外学术交往活动中，完全可以承担起公共外交的使命，广交朋友，广结友谊，把中国人民的善意和友情带给世界各国人民，让世界变得更加和谐、美好，让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积多年的实践，我深深体会到了作为学者通过对外学术交往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有着独特的优势：一是学者的身份容易获得对方认同，相互间的共同语言较多；二是学术交往的平台较易建立，相互间交流互动的空间较大；三是学术交往的形式较多，相互间可以不拘一格，借助各种形式进行交流互动，开展公共外交。
　　
　　另外，我认为在对外学术交往中开展公共外交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善意，只有善意才能换来对方的接纳与认可；二是要真诚，只有真诚才能 赢得对方的信任与尊重；三是要执著，只有执著才能有坚持与成功。当前我国学者利用学术交往开展公共外交的自觉意识还不够强，在方式方法上也有待提升，因此，我希望今后能够多开展这方面的交流，从而取得更多共识。（公共外交季刊）
　　
　　作者：郑保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