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龙的隐形翅膀：中国如何利用软实力崛起？》一书探讨了中国崛起与软实力学说之间的联系，向读者提供了一个能够更加全面理解中国实力及其崛起过程的新视角，但是仍然不免落入对软实力进行现实主义解读的窠臼，这种解读容易使得国家之间的软实力“零和博弈”成为顺理成章的结局。
　　
　　作为一本研究中国崛起与软实力之密切关系的专著，丁盛的《巨龙的隐形翅膀：中国如何利用软实力崛起》(Sheng Ding,The Dragon's Hidden Wings: How China Rises with Its Soft Power,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8)可谓独树一帜。与其他学者注重从硬实力探讨中国的崛起截然不同，该书重点探讨中国的崛起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学说之间的联系，进而向读者提供一个能够更加全面理解中国的实力及其崛起过程的新视角。该书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核心问题展开论述。第一，奈的软实力概念与中国崛起之间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有何联系？第二，中国拥有哪些软实力资源？第三，中国如何利用其软实力崛起？第四，在运用软实力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是什么？
　　
　　软实力概念与中国崛起之间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的联系
　　
　　丁盛开篇就批评那些学者和媒体编辑对“中国软实力”念兹在兹，却没有认真思考能否将奈的软实力概念完全运用到中国的个案研究中。“对于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没有提供足够的以及令人信服的经验论证。”随后，丁盛通过详细论证后指出，奈的软实力概念的确可以运用到中国的个案研究中，但在当代中国，“中国政治精英所说的‘软实力’不同于奈的‘软实力’，他们认为中国的软实力有其中国特色”，也即葛莱泽（Bonnie S.Glaser）和墨菲（Melissa E. Murphy）所说的“中国特色的软实力”。具体而言，虽然诸多学者也从“文化”、“制度与价值观”以及“外交政策”这三个层面探讨中国软实力的来源，但他们强调的重点截然不同。正如美籍华人学者王红缨指出：“奈有关美国软实力的讨论强调‘当代’美国大众流行文化，而中国学者有关中国软实力的讨论则聚焦于‘传统’中国文化。奈探讨美国‘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吸引力（诸如民主和人权），而中国的分析家却强调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再者，有关政策的建议，中国的分析家赋予软实力的‘国内’基础以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从国内凝聚力和政策合法性等角度予以软实力宽泛的定义。与此相对，奈的关注点在于通过提升美国‘外交’政策的内容和实质使美国更具吸引力。”
　　
　　中国的软实力资源
　　
　　以软实力的理论框架为基础，丁盛随后重点探讨了中国软实力的结构，亦即从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绩效和不足以及中国的外交手段和软肋等理论和实践层面论述中国软实力资源在其崛起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可能面临的挑战。首先，“中国文化的吸引力已经成为其软实力的可靠来源，不仅封建王朝的统治者能够在对外关系中游刃有余地运用文化软实力，当前的中国领导人也不例外。”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崛起可以被理解为中国的文化复兴。其次，中国共产党政治吸引力的削弱将给信息全球化时代中国软实力的崛起增添变数。最后，尽管中国外交的魅力攻势已经取得成效，但是北京在外交政策的形式与内容上存在诸多不足导致其在发展软实力过程中依旧面临很多阻力。一言以蔽之，“中国的脆弱性体现在以软实力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同中国外交行为当中根深蒂固的传统之间的内在矛盾，即开放的动机与主权原则的冲突，被广泛接受的西方道德价值观和中国特色价值观之间的对立。”鉴于软实力的概念、软实力资源的相对标准以及软实力的运用方式均是建立在西方文化与价值观的基础上，因此中国要宣传以自身的政治和文化价值观为基础的软实力可谓任重道远。
　　
　　“美国中心论”的价值预设
　　
　　纵观全书，丁盛详细地向读者阐述了软实力与中国崛起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中国软实力外交的成败得失。一方面，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学界以及政界分别从学理和实践层面改造奈的软实力学说，进而游刃有余地运用“中国特色的软实力”，最终使中国成为“魅力攻势”的佼佼者，以至于邓勇认为，“尽管奈后期使用‘中国软实力’这个概念，但中国在软实力上已经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竞争者的看法一定会让他讶异不已。”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的软实力”理论终究不离“中国特色”。那么，在当前世界政治的价值观、理念、规范甚至制度由西方主导的背景下，这种“中国特色”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中国软实力外交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归根结底，对这种挑战的认知源于一种价值判断标准。事实上，奈的软实力学说当中就已经暗含了某种“价值预设”。这种价值预设，简而言之就是“美国中心论”，或者说“美国意识形态优越论”。纵观奈的软实力学说，其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美国意识形态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体现为奈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或开放等普世价值观的推崇备至。因此，当奈在论述美国的软实力资源时，不管是美国的文化、意识形态还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内容和实质，奈都认为其具有毋庸置疑的吸引力。正如奈所言，“一个国家的文化具有全球性，它具有建立一套良好的规则和机制以约束国际行为的能力，这些构成其实力的重要源泉。美国的大众文化、高等教育和外交政策中经常体现的民主、个人自由、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流动性、开放性等价值观都在很多方面增强美国的实力。”然而必须指出，奈又不是一个“狂热”的美国中心论者，相反，奈是一个“理性”的美国中心论者。这是因为，一方面，奈并不认为美国软实力就是一枝独秀；美国软实力并不是在所有的方面都出类拔萃；美国也不是唯一拥有软实力的国家，全球化更不意味着美国化。另一方面，奈坦承美国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的吸引力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局限性。归根结底，“所有的权力都依赖于情境（在什么情况下谁与谁相关），但软实力较之硬实力更依赖于诠释者和接受者的意愿。”易言之，相同的信息在不同的背景下由不同的接受者所下载和诠释，其产生的效果也自然不同。再进一步说，这种局限性源于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即“其他人对美国价值观的仰慕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会完全模仿美国的实践方式”。在笔者看来，奈的“美国中心论”是建立在美国软实力的巨大影响这一客观事实之上。
　　
　　当海内外观察家使用软实力这一概念分析中国的软实力时，他们自然而然会直面“美国中心论”这一价值判断标准。据此，论者对美国中心论的否定或肯定直接决定了他们对中国软实力之前景的判断。与海外观察家对美国中心论的摇摆立场不同，中国学者往往倾向于直接批判或否定奈在软实力学说中设定的这一价值预设。他们将奈的软实力学说与美国的软实力相提并论，并认为奈的软实力学说无非就是“大美国主义”“霸权”“软性霸权”“帝国”“文化霸权”“文化侵略”“文化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体现。再者，他们认为中国的软实力与美国软实力在本质上迥然不同。简言之，美国软实力是“霸道”的表现，而中国软实力则是“王道”的表现，两者相较，高低立见分晓。中美软实力迥然相异这一信念已经成为中国学界软实力研究的价值预设。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学者会不遗余力地论述“中国特色的软实力”，以此与奈倡导的美国式软实力相区别。然而，这种“二元对立”的逻辑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学界对奈软实力学说之精髓的重视与挖掘。更重要的是，这种非此即彼的逻辑将给中国的软实力外交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事实上，这个逻辑的表现之一在于其关注的问题无非是“中国有多少软实力”或者“中国能输出多少软实力”，而不是“中国能够吸收抑或借鉴多少软实力”。简言之，学者对软实力的现实主义解读导致不同国家之间的软实力“零和博弈”顺理成章。尽管丁盛在此书中并没有过分强调这一逻辑，但丁盛同样落入这一窠臼之中，因为丁盛也同样只是关心中国拥有或者输出多少软实力资源而非中国能够借鉴或吸收多少软实力资源。这两种思路截然不同，如果关注前者，往往会走入软实力零和博弈的死胡同，这就是为什么学者不断呼吁中国在建设软实力的过程中要注重“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以及提倡“对外输出”或“对外传播”。然而，如果我们关注后者，那么软实力的正和博弈或者良性竞争便有峰回路转的可能。归根结底，奈的软实力学说精髓之一就是强调“分享”。当前，在有关软实力的研究上，中国学界内部的二元对立逻辑根深蒂固，其对“美国中心论”的断然否定，其对软实力的现实主义解读导致了中国借鉴他者软实力的出路面临重重磨障。
　　
　　中国如何运用和发展软实力
　　
　　显然，中国学界对“美国中心论”的否定以及“二元对立”逻辑的偏爱可能会演绎出这样一个结论：对西方社会而言，中国软实力将是一种威胁，而这最终会导致“中国软实力威胁论”的滥觞。然而，通过对海外大量论述的爬梳与分析，笔者却惊讶地发现与中国硬实力崛起所引致的“中国威胁论”相比，基于中国软实力的崛起而衍生出的“中国威胁论”或“中国软实力威胁论”却几乎杳无踪迹。虽然奈也对中国软实力的优劣发表过不少看法，但是奈也没有直截了当地宣称“中国软实力威胁论”。科兰兹克（Joshua Kurlantgick）在《中国的魅力攻势》（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一书中直言：“中国日益增长的软实力同样对美国造成威胁——中国软实力的崛起已经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战略影响。”他坦陈，“直到美国能够运用这些内在的优势卷土重来之前，中国将能够利用其自身的软实力披荆斩棘，力克美国的权力及潜在地威胁美国的利益。”因此，他建议“当认识到中国运用软实力追求的目标威胁美国的利益时，美国必须制定一个有的放矢的政策，而且在必要的时候，美国必须抗衡中国的软实力。”尽管如此，科兰兹克也并没有直接论述“中国软实力威胁论”。然而，中国学者却对“中国软实力威胁论”忧心忡忡。对此，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教授张勇进认为，“中国精英早先对‘中国软实力’这个观念百感交集，因为他们担心这会招徕‘翻版的中国威胁论’（masqueraded claim of China threat）。当外界使用‘中国软实力’这一话语并且对中国软实力说长道短时，这种忧虑越加强烈。”只是与中国学者的预期相反，海外有关“中国软实力威胁论”的论述几乎无迹可寻。
　　
　　诚然，正如约瑟夫·乔菲（Josef Joffe）所言，“软实力终究也是一种实力，而且也能制造敌人。”而戴维·兰普顿（David Lampton）也在《中国权力的三面》（The Three Face of Chinese Power: Might, Money and Minds ）一书中点明：“任何一种实力，不管是强制型的，经济型的，理念型的，都有各种表现形式、结果、功能和‘危险’。”然而，上述那种出乎意料的现象是否也意味着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看来，中国的软实力其实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吸引力。陈志信指出，“中国软实力在过去十年之中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国际社会之所以对中国刮目相看是因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及其军事现代化之路。到目前为止，与中国物质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相比，中国软实力的发展可谓相形见绌。”事实上，除了丁盛以外，正如约瑟夫·奈、科兰兹克、黄严忠、季北慈（Bates Gill）、高英丽（Ingrid d' Hooghe）、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李淑钟（Lee Sook-Jong）、李明江等学者通过对中国软实力的深入分析之后指出，自由民主国家对中国软实力的低度认可与某些亚非拉国家对中国软实力的高度评价形成鲜明的对比。鉴于此，上述猜测也许并非是没有根据的臆断。这又回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美国中心论”究竟是一种幻想还是事实？“中国特色的软实力”究竟是一种动力还是阻力？（公共外交季刊）
　　
　　作者：许少民（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硕士生。） 张祖兴（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