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是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的重要桥梁。”3月3日，政协主席贾庆林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开幕式上掷地有声地说道。
贾庆林在报告中用大量篇幅回顾政协在公共外交领域多维度的探索与实践，通过公共外交，“进一步增进了解、消除误解、澄清曲解”，促进了世界认识真实的中国。
坐在人民大会堂里的孙萍感到格外高兴。“我觉得自己的提案终于得到了兑现。”她对本报记者说。就在两年前，全国政协委员孙萍跟政协的文艺界朋友谈论公共外交话题时，常会遭遇不解：“你是文艺界的，又不是外交官，搞什么外交啊。”如今，公共外交不仅成为一个热门词汇，还成为我国外交工作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公共外交还首次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
而政协主席言之凿凿的报告背后，是政协委员们长期努力的身影。
一位政协委员的公共外交实践
孙萍是众多政协委员中的一个，身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的她已经连续四年提出关于公共外交的提案。而本报获悉，此次政协委员们又有几十份关于公共外交的提案。在此前的提案中，孙萍希望政府能够重视公共外交，通过公共外交赢得更多的话语权。
孙萍的另一个身份是京剧表演艺术家，作为过去3年公共外交提案的延伸，孙萍今年提了一个关于文化方面的议案。“文化是公共外交的艺术载体，文化能够打动不同国家、不同信仰的人，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改变对方对中国的看法”。而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新闻发言人赵启正日前表示，中国的公共外交是要向世界的人们说明中国自己，说明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发展、内外政策，回答人们对中国的问题。
孙萍与公共外交结缘已久，20年前她即已体会到公共外交的魅力。在上世纪90年代初，孙萍在匈牙利从事文化交流活动。在时任匈牙利总统根茨·阿尔帕德为她颁发“荣誉国民证章”的仪式上，她替大使馆传递了国内希望匈牙利总统访华的消息。收到邀请后，匈牙利方面很快就做出决定，同意访问中国。在西方社会对中国还存在抵触情绪的当时，实现这样的访问并不容易。虽然当时孙萍还不知道这就是公共外交，但她已经体会到这种方式魅力，一发不可收拾，在后来的公共外交活动中，她还曾把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请到家里做客，说服他支持中国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
去年，孙萍的提案是希望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对公共外交活动进行统筹和协调。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在去年9月透露，由外交部牵头，全国人大外委会、政协外委会、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解放军总参谋部等部门建立了一个跨部委的“公共外交部级联席机制”，可望于未来推进公共外交进程中，协调步骤，统一行动。在地方层面，今年2月底，上海公共外交协会已经宣布成立。
事实上，关注公共外交的政协委员并不止孙萍一人。据她透露，来自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的一些代表也提出了相关议案，比如加强对海外汉语志愿者的培养，推动公共外交成为新闻学院的必修课等。
政协日益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重推手。
政协公共外交
2010年，政协就利用上海世博会成功举办的契机，推进政协公共外交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创办《公共外交季刊》，开展公共外交联合调研，召开全国各省区市政协外事工作交流会，举办公共外交专题报告，邀请瑞士联邦议会瑞中小组世博访华团访问西藏，在外事出访和来访活动中就涉藏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加强与外国各界人士的交流对话，促进世界认识真实的中国，进一步增进了解、消除误解、澄清曲解。
而作为政协主席的贾庆林，更是亲力亲为，通过公共外交推进世界对中国的真实认识。
2010年3月，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应邀对喀麦隆等3个非洲国家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期间，积极开展公共外交，展示中国良好形象。此前，西方某些国家利用媒体优势，散布“中国在非洲威胁论”“新殖民主义论”，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不利中非合作。在这种背景下，贾主席在出访前和出访期间，就加强对非公共外交工作连续做出批示，要求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通过演讲、交流和接受媒体采访的方式，阐述中国对非洲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主张，以此取得增信释疑、维护形象、赢取民心的效果。
如今，政协的对外交往已经成为国家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全国政协主席定期对相关国家进行的正式友好访问，为巩固友谊、增进了解、促进合作、实现双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领导人身体力行地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应广泛动员社会资源
正是在政协等积极推动下，中国公共外交迅速发展。今年2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发布一份报告称，相对于中国公共外交的力度，美国在公共外交上的投入已经落后于中国。
不过，全国政协发言人赵启正在3月2日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说：“其实，我们的公共外交花的钱、做的事还是刚刚开始，并没有超过美国。他（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卢格）的用意是推动美国对他们的公共外交更多的投资。”
在美国，公共外交由国务院负责，国务院设有专门的助理国务卿来负责公共外交事务。据赵可金介绍，美国国务院每年在公共外交的直接投入规模为10多亿美元。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作者赵可金认为，由于我国公共外交活动散布在众多部门当中，公共外交的成本难以统计。赵可金表示，目前我国公共外交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对外宣传、外交部等相关部委推动的公关外交以及包括孔子学院在内的教育文化交流活动。
而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永辉对本报记者表示，虽然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项的公共外交预算，但近几年在公共外交上的投入有了很大的增长。据有关媒体报道，2009年2月，我国全面启动国家公关战略，推动中央电视台、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等媒体向海外发展。报道称，这项计划耗资450亿元人民币。虽然具体数字并未得到权威认定，但这几家主要媒体的海外大规模拓展和投入的大幅增加，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这虽然未必列为专项公共外交预算，但事实上可被视为对公共外交的投入，因为对外传播是一国公共外交的主要形式。”李永辉教授对本报记者表示。
此外，国家汉办开办的孔子学院也属于公共外交的范畴。据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在2009年3月公布的数据，从2005年到2009年，孔子学院总部对各个孔子学院的支出总计为5亿元人民币。
不过，记者采访的多位公共外交学者和实践者都认为，我国公共外交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未来三五年内，我国公共外交还停留在倡导推动阶段，等真正体制成熟估计要三五年之后了。”赵可金说。
目前我国公共外交仍主要依赖政府主体，而李永辉希望将来可以更多地发挥民间机构乃至公民个人的作用。“最好是政府进行宏观指导，并以各种形式给与支持，让民间机构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毕竟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民间形式的公共外交往往效果更好。”
此外，在李永辉教授看来，公共外交不一定完全由国家预算支持，还应该广泛动员社会资源，通过民间项目以自下而上的形式来推进。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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