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我跟朋友讨论到“寒门是否难出贵子”的话题时,忽然就想起了一个人。
他就是李瑞环。
在江同志当年的班子里,李同志是一位很特别的人物。他出生草根,原本是一位木匠。既没有显赫背景,也没有拔尖学历,从最底层做到最高层,堪称史书级别的逆袭。
从他的经历里,我们能吸取到哪些人生的经验呢?
1992年,江同志在向记者介绍同事,左三为李同志。
01
李同志1934年,出生在天津宝坻的农村,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家里穷得很。
穷到什么程度呢?
在当地,人们吃的粮食分成五个档次,最好的是白面,是可以包饺子的那种;最差的是掺杂了糠或麸皮的“粗粮”,是李同志家里经常吃的那种。他曾回忆说:
我有个二大娘,她时不时给我些玉米饼子或高粱饼子,放在火盆上烤烤吃。我对她非常感激。
当代人除非遭遇极端情况,否则很难拥有饥饿的体验了。因此,恐怕也很难理解,一个玉米高粱饼子,为何会让人一辈子记得。
由于家境贫寒,李同志在断断续续上完小学后,就被迫成为“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在本应学习三角函数的年龄,只能在家学习种地和织布。如果照这个节奏下去,他人生最大的可能性,也就是继续当农民。
贫穷最大的罪恶,就是会限制人生的可能性;要跳脱命运的安排,有时必先跳脱出生地的安排。
到17岁那年,李同志或许感到,窝在老家怕是也没什么前途,于是和同村的几个伙伴一起去北京打工。
这是他命运的第一个转折。
起初来到北京,他没什么技能,只能当卖力气的小工,给木工队刨花。然而,木工队里也有伯乐。一个叫王锡田的工长见他干活还算灵巧,就对他说:你来跟我学木匠吧。
由此,李同志进入了木工世界的大门。他能吃苦、爱学习、手艺好,师傅喜欢,同行认可,渐渐地成为了一位优秀的木匠。
李同志在工地上
不久之后,木工队乘着公私合营的东风,被编入北京第三建筑公司。李同志也成为了一名有编制的国营木匠,完成了从农民到工人的飞跃。
此时,大约是1950年代初,江同志已经当上了副厂长,朱同志从清华毕业进了中央机关,而另一位李同志早已在当时人人向往的苏联留学了。
02
当然讲这个话的意思,不是为了突出李同志的起点低。相反,他声名鹊起的地方“相当高”,谁也比不了。
那个地方叫人民大会堂。
1958年,已经是木工队长的李同志,迎来了他命运的第二次转折。
当时,新中国即将迎来十周年大庆。首都北京为此将修建十大建筑,人民大会堂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周总理亲自定案,日后担任委员长的万里同志当总指挥,全国众多能工巧匠汇聚于此。
李同志带着他的“木工突击队”也来了。
周总理查看大会堂模型,左一为万里
我记得小学课文里都提到过,为了赶上“大庆”,大会堂的工期只有短短的十个月。
施工过程中,工程指挥部要求木工队,在八天时间里制作一段200米长的屋顶外檐模板。如果按照传统的木工技法“放大样”,时间指定是赶不上的。
要不怎么说,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呢?
李同志利用刚刚自学的三角函数等数学知识,研发出一套“木工简易计算法”,取代了传统的“放大样”,只用三天时间就做出了模版。
经此一役,李同志名声大振,不仅成为了劳模,他的事迹还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了电影,名字就叫《青年鲁班》,里面还有爱情戏。
在那一年人民大会堂的工地上,红了两个劳模:一个是木匠李同志,另一个是铁匠张百发同志(后来成为北京副市长)。
两人成功引起了万里同志的注意,被视为他手下得力的“哼哈二将”。
不久之后,他们双双被从施工队长提拔成建筑公司的副书记,完成了从工人到干部的飞跃。
如果说人生有捷径的话,掌握一门有价值的手艺,成为这一门里的“高手”,其实就是捷径。
因为它可以是养家糊口的饭碗,也可以是飞黄腾达的基石。
李同志当木匠几十年,靠着勤学苦练,做成了木匠中的状元。
在中国紫檀博物馆,有李同志捐赠的亲手制作的家具。这些都是他在“文革”时,用树杈和劈叉为材料,一块块拼接而打造的,看上去“如同手工绘制般工整”。
有参观过的观众评价说:“现在的家具,哪有图案拼得这么漂亮的?”
03
李同志恐怕做梦都不会想到,他一个修大会堂的人,怎么有一天就变成了用大会堂的人了呢?
这就不能不考虑到历史的进程了。
趁着八十年代干部年轻化的春风,李同志被吹回了老家天津。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为父老乡亲办事情,李同志显得格外卖力,干了两件大事情。
一件是引滦河水入天津,解决了喝水问题;一个是建设中环路等城市干线,优化了出行问题。
天津人民很高兴,李同志获得了极好的口碑,也吸引了小平同志的注意。
1986年是李同志的高光之年。
这一年的8月20号,邓公视察天津,他在李同志的陪同下巡视刚落成不久的公路干线。
相关资料是这样记载那天的场景的:
看到道路宽阔、长虹飞架,沿线休整一新的建筑,点缀其间的雕塑艺术品,成行的绿树,芬芳的花草赛过一座花园城。邓小平露出微笑,称赞道:“天津这几年的变化确实很大。”
从下面这张照片也可以看出,老人家看起来相当高兴。他后来还亲口对李同志说:
你在天津的呼声不错啊!
李同志陪同视察
在选贤任能的机制中,一个人的平步青云,建立在一个“三明治”的结构上:上面是伯乐的赏识,中间是个人的能力,基层是民众的呼声。
邓公赏识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能干实在事。毕竟,他被称为改革的总设计师,设计师的蓝图需要有工程师来落地。
干工程,这个是李同志的强项啊!
但是,他此时的能力绝不止于此。
同一年底,国内的大学发生了一次不小的“风波”。事后,邓公发表了一次严肃的谈话。这篇谈话收录在《邓选》第三卷,其中点名表扬了李同志:
李瑞环在天津的讲话也不错。领导态度坚决了,就闹不起来了。
也就是说,短短数月,他就得到两次“最高表扬”。
于是,两年多之后,在一次更大的“风波”被平息后,李同志和江同志一样,接到了调往北京的电话。
04
在北京的十几年中,李同志是《新闻联播》固定报道的对象。不过,因为分管领域的原因,他的关注度不如朱同志。
实际上,他的知识水平相当高,特别是体现在他的讲话。
讲话的水平,反映智慧的高低。
众所周知,天津人都会说相声。李同志是自学成才,没有教条的影响,又多年在基层摸爬滚打,他的语言风格就自成一体,非常接地气。
比如,针对有的人觉得自己好得很,总拿别人的缺点和自己的优点比,盲目自大。李同志就说:
乌鸦和凤凰比屁股,都是那么脏,为什么不比翅膀,看谁好看?
再比如,谈到分配和共同富裕这样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李同志就用了一个简单却精妙的比喻:
你要想多吃西瓜,就得研究种西瓜,不能天天光是研究西瓜怎么切。
我看到他的这些比喻,就想起有一句话,叫“真佛只说家常话”。
在现实生活中我也渐渐发现,许多厉害的人,他不需要长篇大论,往往就是几句话,就能让你觉得醍醐灌顶。
这个真的是high level。
为什么能做到呢?
李同志的经验是,读书,而且要读哲学。他在自己的书里就写道:
哲学是“明白学”,许多事情只有学了哲学才能真正明白;哲学是“智慧学”,学了哲学可以使人变得聪明,脑子活、眼睛亮、办法多。
说到李同志的“明白”和“智慧”,就还要提到一次经典的问答。
那是在2000年11月,他来到香港,与各界知名人士谈笑风生。会后,李同志被急于采访的香港记者团团围住。
2000年,港记采访
众所周知,香港记者非常刁钻。一名女记者就抢着问道:“您在讲话中强调了团结的重要,这是不是指香港人不够团结?”
不得不说,这种问法纯属挑事,现场气氛变得凝重起来。
哪知道,李同志笑了笑,反问女记者道:
如果我祝你身体健康,是不是指你身体不健康呢?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呀?
顿时,笑声四起,有的记者居然破天荒鼓起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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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李同志功成身退。
在临别的讲话中,他回顾了自己的生涯,对人们说:
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孩子,一个普通的木匠,能在领导岗位工作这么长时间,能被提拔到这么高的职位,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有人说这是空前的,即使不会绝后,起码也是少有的。
退休后,李同志将自己过去的讲话,整理成了若干本“哲学书”,有《学哲学 用哲学》《看法与说法》等等。
这些“哲学书”,没有艰深和晦涩的语言,没有深奥和抽象的思辨,都是用“大白话”在讲“大道理”。它们虽然出自一位老木匠之手,但雕刻的都是人生的智慧。
我读下来,真是很有收获,而且每次看都有新的感悟。
我建议你们,赶紧去学习一个。
然后不管现在干着什么职业,处在什么境遇,都要相信自己,还能更进一步。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