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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时间:2015-08-10 来源:
   

          从墨西哥到哥伦比亚再到厄瓜多尔、玻利维亚,他用“步步高”作为自己在四个高原国家从起步外交生涯到担任驻外大使的外交经历的总结;前玻利维亚总统桑切斯更送给他“黑猫白猫大使”的雅号;清王朝因辛亥革命而告覆灭,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任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早已成为浮悬于史海的角色,作为其西班牙文翻译的汤铭新,却透过颇多次“私交”,看到了这位末代皇帝身上流露出的脱胎换骨的气概和市井公民的气息。他著有《飞架太平洋上空的虹桥》、《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丛书中的《鲜花和咖啡的国度———哥伦比亚》一书和主编《见证奥运》等著作,此外还有中华大文库的老子《道德经》西班牙文译作。诸多不凡的经历成就了汤铭新大使生动的外交人生。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1938年的上海内忧外患,战乱纷飞。11月,家住徐汇区的汤家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汤家祖籍江苏江阴,是比较富有的经商人家,受过良好教育的汤履道被聘请到教会小学当校长(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儿子出生后,父亲自然把他安排到了教会小学去上学,“每天早上六点半都要去教堂里忏悔,而且要按照十条戒律挨个检查忏悔。每天反省自己。让孩子从小知道守规矩。”汤家的家教很严格,给外国企业做高级会计师的外祖父受西方文化影响比较多,对子女的教育更有规矩,“比如在家里我要是歪着头跟大人说话,就会被外祖父训诫”。
          关于自己的祖籍江阴,汤铭新大使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里的美好却短暂的时光。
          “我小时候在老家生活过一段时间,青葱田埂,小桥流水,炊烟缭绕,淳朴民风等,但是后来战乱却为这一切蒙上了阴影。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是我四五岁的时候,日本人轰炸上海,很多人逃难,妈妈就抱着我回老家。从上海到无锡是坐火车,从无锡到老家要坐船。我们坐的船刚开不久就被日本巡逻兵的汽艇拦截,说是船上有上海的共产党要搜查。当搜查到一个年轻人的时候,他可能是由于紧张,没能流利地回答盘问,当场就被日本兵打到河里去了。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的伤痛是很强烈的。”在地下党舅舅的影响下,父亲汤履道也是进步人士,小小年纪的汤铭新也受到影响,1949年解放军进城时,他也参与其中,给战士们送茶水和面包。
          作为家里第一个孩子,可以说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汤铭新是独享着良好的家庭教育的。汤家的兄弟姐妹们读书时期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但是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命运就完全不一样了,有的赶上了农场劳动锻炼,有的下放地方没能上大学,有的参军……
         “我是比较幸运的”,汤大使感叹。
          高中毕业后,学习成绩优异的汤铭新志愿报考北京大学,但为了响应周总理“培养自己的外交干部”的倡议,接受中学领导的推荐,就改报考了外交学院。选择语言专业的方式非常的特别——看电影,让刚入学的学生看几部不同语言的原版电影,来决定学习的方向。
          “我记得俄文版电影是《列宁在十月》,英文版电影是《居里夫人》,西班牙文版是墨西哥电影《生的权利》。当这大洋彼岸的旖旎风光映入眼帘,那被称颂为音乐般悦耳的语言敲响心灵,那一幕幕极具震撼力的人文风情迎面展现而来时,我被深深地打动了。我毫不犹豫地决定选择西班牙语专业,准备将来到远隔重洋的这片诱人世界闯荡。当时父母的心情都非常复杂,尤其是我的父亲,他对我当时没有选择英语、法语等热门专业有点不理解,但最后还是尊重了我的选择,我觉得学习西班牙语大有作为。基于父亲对外交事业肯定有比我更高更深的认识,他用孟子的话表达出对我的期许,倒是意外地合拍了我日后在高原国家较为特殊的外交生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高翻”之路
          由于非常热爱自己选择的文化和语言,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汤铭新就被外事部门借调到“世界民主青年联欢会”等国际活动中担任翻译。
          大学四年级时,汤铭新又被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看中,虽然当时他还没有参加毕业考试,但是几位老师都给他打出满分5分的成绩,被学校特批免试毕业。


1960年11月,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设宴欢迎以古巴国家银行行长格瓦拉为团长的古巴政府经济代表团

          1960年,业务精湛的大学生汤铭新被分配到了外交部工作。彼时,拉丁美洲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跟中国建交的国家是古巴,所以官方外交很少,任务也不多。但是民间外交非常活跃,很多拉美友好人士尤其是青年学生到中国留学访问。汤铭新就去了隶属于外交部的外交学会做接待和翻译工作。“文革”期间的1967年到1969年,他去了江西的五七干校劳动。之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那时候我其实是在做民间外交的工作,时间从1960年到1980年间。我外交官生涯的后二十年才到大使馆工作。前二十年给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领导做翻译,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1961年以后,汤铭新开始为周总理接见拉美和西班牙外宾当翻译。周总理有英文、法文的功底,而且感觉非常敏锐,所以事关重大国际活动和热点问题时,他都会注意翻译的关键用词。对初出茅庐,自觉政治水平和文化功底与工作需求还有差距的汤铭新在翻译时不免有些“磕磕碰碰”的。“令我感动万分的是,总理十分理解做好翻译的不易,有一次他看到我在‘苦苦思索’时,轻声鼓励我说‘不要慌,想正确了再翻’。”
          在业务上对自己严格要求的汤铭新得到了组织上的承认。为总理当了几次翻译之后,他所在的外交学会的领导赵政一副秘书长找他谈话说,总理对他的翻译“还是满意的”,但要求还需要努力,再进一步提高,并要求组织上更好地培养他成为一名合格的西班牙文高级翻译。
          根据总理的指示,赵副秘书长交给汤铭新一份学习文件,内容是总理关于外事干部和翻译需要掌握的基本功的讲话。有了目标的汤铭新更觉得深受鼓舞。“这份讲话要求外事干部和翻译掌握‘五勤’:眼勤、耳勤、嘴勤、手勤和腿勤;‘四多’:多思考、多分析、多看书和多实践;‘一化’就是外语化。总理还专门讲到了翻译干部要具备三大基本功,就是政治思想强,语言素质好,文化知识高三个条件,并且在听、说、读、写、译各个环节都有较高水平等。学习了总理的讲话,我为总理和组织上如此精心的指导深受鼓舞,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许多不足,因此我暗下决心,要快马加鞭,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称职的高级翻译和外交干部。”
          外交部建部时,全员仅有170来人,周总理曾把这支队伍比作外交战线上的“星星之火”,坚信其必将发展壮大,“可以燎原”。如今外交部的干部队伍已经发展到数千之众。当年那支坚强的队伍无疑也曾是中流砥柱。从1960年到1980年的二十年间,翻译汤铭新承担了很多中央重要文件的翻译工作,成为新中国外交界公认的“三汤两黄”五位“高翻”之一,其他四位分别是:汤柏生、汤永贵、黄志良、黄士康。并且他们也都曾担任我国驻外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