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78岁的李家忠先生，面容略显清瘦，与年轻时拍摄的照片中的他已大不同，浓密的眉毛下的双眼中透出的冷静和锐智却依旧。
从20世纪60年代初进入外交部工作后，他的工作主要与印支三国，尤其是越南有关，四次驻越工作时间长达18年。可以说，他的外交经历始终与印度支那联系在一起，如今，复述起那些历历在目的往事时，他对细节的描述准确细致，对那段波澜起伏的年代，他更有自己的深刻记忆。
与越南结缘，是半个多世纪以前
李家忠高中毕业时
1956年夏，李家忠在天津三中毕业时全班同学合影
1936年12月，李家忠出生于天津胡同里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虽然家里有兄妹六个，生活艰辛，但不识字的母亲却坚持让孩子们上学读书。李家忠在中学六年一直领取助学金，初中时每月人民币3元，高中时每月6元。1956年，他毕业于天津第三中学。彼时新中国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后，各高校纷纷扩大招生。由于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有限，供不应求，便采取了保送加考试的办法，由老师根据每个学生的情况推荐给不同的高校。李家忠最初被老师推荐保送的学校是北京航空学院。自觉理科成绩一般的他更愿意报考文科院校，遂提出与另一名被保送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同学对调，并如愿以偿。这年秋天，李家忠走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高年级同学劝说他选择法语系，说法语音调最悦耳，语法最精确，是标准的外交语言，还说法语系有阵容强大的师资，还聘请有苏联专家，“我那时刚19岁，没什么主见，便提出了学法语的申请。被批准后自然十分高兴，至于学成以后干什么，没有多想过”。
李家忠所在法语系全班同学合影
1956年秋，李家忠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后留影，西装上衣是从他向同学借来的
1958年夏，法语系团总支书记告知准备升入大三的李家忠，他是被选调去北京大学东语系改学越南语的三名同学之一，但并没有讲为什么要他去，只说被选调的同学都是又红又专的，表明了组织上对他的信任。“不能继续学法语，我很遗憾，但那时同学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个人的一切必须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分配，况且北大是全国最有名的高等学府，戴上北大的校徽感觉很光彩，再加上东语系的系主任是季羡林先生”，就这样，李家忠表示完全服从组织的决定。法语系为三位同学开了欢送会，三人送给法语系一面玻璃镜子，上面写着“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理想和志愿。”
到了北大后才知道，原来这次转学是为了贯彻落实周恩来总理的一项指示：到1958年同我国建交的国家还不到30个，周总理预见到随着我国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我国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将会有一个较大的突破，便指示外交部抓紧培养一批通晓亚非国家语言的翻译干部。外交部便从北大西语系、北京外国语学院、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选调了近百名学过两年英语或法语的大学生，到北大东语系改学阿拉伯、波斯、乌尔都、日本、印地、缅甸、越南、朝鲜等亚非国家的语言，而将原来所学外语作为第二外语继续学习，毕业后全部进入外交部，准备为中央领导人当翻译。之所以让学过法语的同学改学越南语，是因为越南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越南许多官员和知识分子都会讲法语，掌握两种外语将来工作会更方便。东语系经与外交部商量，这批同学不作为本科学生，统称“高级翻译班”，享受研究生待遇。
1958年的北大，正值“大跃进”高潮。开学不久后就赶上了大炼钢铁，后来又经历了反右倾、三年自然灾害、下放劳动等，耽误了不少学习时间。但作为外交部的代培生，“高级翻译班”基本上可以保证正常的学习时间。在北大的三年里，他前后担任过东语系团总支委员、系学生会副主席，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1年秋，李家忠（后排右二）赴越南留学前与北大东语系全班同学的合影
1961年，大学生李家忠和在北京矿业学院毕业的恋人张墨锡举行了婚礼，随后他和另外两名同学被派往越南河内综合大学留学进修。三位同学不插入越南大学的某系和某班，而是有两位老师专门为他们上课，有时也会安排他们旁听高年级的语言文学课。按照两国教育部的商定，校方为中国留学生免费提供食宿，每人每月发放60越盾生活费，加上中国驻越南大使馆补贴的25越盾，每人每月85越盾，约合50元人民币，用来添置生活和学习用品。在越南当时的社会平均生活水平下，这是一笔不小的数额。一名医院的护士月薪只30越盾。
1963年初，李家忠正式走进外交部的大门，被分配在教育司翻译队，开始了他近四十年的外交生涯。
他没想到的是，此后，他会四次到驻越南使馆，前后在那里度过十八年半的时光。越南首都河内市中心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叫还剑湖，李家忠同越南打交道的起点是从在北大未名湖畔学习越南语开始，终点是在越南离任前告别还剑湖，所以可以用一句形象的语言来概括李家忠的外交生涯，即从未名湖到还剑湖。
1964年11月，胡志明会见中国高检代表团，前排左三为张鼎丞，后排右一为李家忠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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