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维尔·谢尔（Orville Schell），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曾获加州伯克利大学“中国史”的博士学位，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夏伟多次访问中国，至今已出版近10本关于中国的著作。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奥维尔·谢尔（Orville Schell）和该中心高级研究员约翰·德勒里　（John Delury）合作所著《富强：中国通向21世纪的长征》（Wealth And Power China's Long Marc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出版，引发国际关系学界和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英国《金融时报》等大报纷纷发表了对这本著作的评论。
　　
　　在中国最近高举“中国梦”的大旗，并且强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的时刻，一本西方学者论述中国复兴之路的著作显得非常的应景。《纽约时报》评价称，“《富强》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作品，讲述了中国在现代崛起的思想文化根源”。
　　
　　在书中，两位作者描绘了自晚清以来，中国近现代伟大思想家们思考的挣扎。他们得出结论，“中国近现代所有思想家的著述中都体现了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如何让在19世纪外强入侵、内部腐败下衰落的中国重新富强起来。两位作者向英文读者反复灌输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贯穿中国近现代史的恒定因素是坚持不懈地寻找某样东西——任何东西——让国家复兴。
　　
　　该书透过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家的描写再现了这一过程。那些思想家努力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打破国家被外强主导、国内体系失灵的局面。两位作者认为，这种思考贯穿了整个20世纪，从早期的梁启超，到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本人。
　　
　　谢尔在洛杉矶出席了南加州大学举行的《富强》一书研讨会，他就该书所涉及的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有志之士为富国强兵所做的不懈努力，中美关系和中国经济发展等问题回答了读者的提问。美国安纳伯格基金会主席杰弗里·科恩和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院长杜克雷作为嘉宾也参与了讨论。
　　
　　中国追求富强有独特体验
　　
　　问：《富强》一书提出近百年来中国崛起体现了法家思想的复兴，为什么近现代伟大的中国思想家们会不约而同地选择法家思想来救中国？此外，现在的中国已经崛起，那么是否还有必要坚持这种治国思想？为什么？
　　
　　谢尔：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中国历来奉行的是孔孟学说即儒家观点，这种学说强调道德力量。与之相对的是法家的学说。毛泽东大约在1913年前后写过一篇文章（注：此处指的是他1913年在湖南第一师范所作的课堂笔记《讲堂录》，原文为：“伊尹之道德、学问、经济、事功俱全，可法。伊尹生专制之代，其心实大公也。尹识力大，气势雄，故能抉破五六百年君臣之义，首倡革命。”）主张领导人应意志坚定，建立法制，才能实现富强的目标。不过，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儒家学说往往与法家学说互相冲撞、并且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中国共产党也是这样。它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也提倡建立和谐社会，这符合儒家学说。
　　
　　Q：富强是所有国家追求的目标，中国在这方面有什么独特之处？
　　
　　A：的确，大家都追求富强。但中国在这方面却有十分独特的体验。从历史来看，中国自晚清起一直受到西方列强的欺侮，痛感其无力保护自己免遭羞辱，同时也认识到中国的极端落后。鸦片战争使中国被迫与英国交战，但它却战败了，这揭开了此后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序幕。它强烈地希望有朝一日能提高自己的地位，不再受他人任何摆布和剥削，为此，中国人尝试过各种各样的主义、思想和政治经济制度。
　　
　　Q：早在20世纪初期就有试图揭开中国为何没有成为世界大国的原因。您也试图寻找答案，但您没有把精力放在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上，而是集中在中国人如何看待中国。您可否就此谈下自己的观点？
　　
　　A：我们西方人往往从西方的观点看待历史，即认为世界会不断走向开放、自由和民主。中国则不这样看。我试图提示中国历史将走向何方？中国将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能够从这方面探讨历史是一大荣幸。中国不仅仅要学会做一个强国，最主要的是它要重新获得尊重。
　　
　　中国始终处于自我革新进程中
　　
　　Q：您在书中谈到毛泽东执政时的情况。他一方面打破以往的制度，同时又为中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您怎样看？
　　
　　A：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似是而非的问题。我最初到中国时，毛泽东还健在，文化大革命仍在进行。北京没有一座摩天大楼，现在北京的摩天大楼比比皆是。人们都穿着中山装，全国找不到一条广告，没有一辆私家车，汽车少得可怜，全国没有一家私有制企业，一切都归人民公社所有，与现在的中国有天壤之别。我试图描述这个惊人的故事。中国的经验十分独特。人们在1901年至1912年间进行过各种尝试，但均告失败。后来孙中山又建立起共和制，但也以失败告终。中国由于军阀混乱而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接着是蒋介石。他是一个十分奇怪的人物，一方面信奉孔孟之道，另一方面又信仰基督教，但最终他也被赶到台湾。
　　
　　接着就是毛泽东。他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一位革命者，思想十分独特。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接班。他进行的改革开放迄今已经有30余年，取得的成果举世瞩目。中国是一个始终处于自我革新进程中的国家。无论别人怎么看，中国都在以极快的速度前行。
　　
　　Q：您在书中提出，正是毛泽东的“破”为邓小平的“立”奠定了基础。您能否对此进行深入阐述？
　　
　　A：从清朝一直到上世纪前半期，所有人都努力使中国摆脱儒家学说的束缚。为什么？因为儒家学说对这个国家是一种扼杀，它妨碍中国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最重要的是，它妨碍中国开展现代化和技术革命，以便有能力自卫。有意思的是，每个起初与旧制度进行抗争的人，晚年都回归儒家传统，成为儒家思想忠实的信徒。毛泽东也面临这样的两难境地。不过，他具有坚定的意志。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其规模和程度世所罕见。公平地说，他最终成功地使中国独立于传统文化之外，但他也打破了以往束缚中国的统治制度。他信奉“不破不立”，也就是说，没有破坏，就没有创造。
　　
　　“富强”产生了新的含义
　　
　　Q：您在崛起的中国身上看到的是怎样一种核心价值观？
　　
　　A：这个问题常常令我困惑。我前面说过，中国总是反复地尝试革新政治制度。儒家学说曾经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敌，但也有人提倡让这种学说回归。我也说不清什么是中国的核心政治制度。还有人重新对佛教和基督教感兴趣。在此情况下，“富强”产生了新的含义。
　　
　　Q：您能谈谈需要“富强”与丧失“富强”的区别吗？
　　
　　A：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通常把“强”译成“Power”，实际上就中国来看，把它译成“Strength”更为恰当。中国人在过去150年里始终希望获得自卫的能力，把外来入侵者赶出国门，由中国人自己来掌管国家。但在中国富强后，许多人都跃跃欲试，打算利用新的力量做些事情，比如处理与邻国的关系。这是一件非常诱人的事情。我认为，在今后10年，这是中国在对外政策领域面临的一大挑战，即中国能否成功地抑制其崛起的军事力量，使其成为一种真正的力量，而不是侵略力量。
　　
　　Q：“富强”不仅有自卫的含义，也有获得同等地位和回报的意义。此外，您也把“内乱”译成“Internal Anxiety”，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样译成“Disorder”，或许这是为了与内部混乱和外部威胁相区别？
　　
　　A：我之所以没有选择“Disorder”，就是为了突出中国人所说的“不稳定”的概念。中国的威胁一向来自外部，他们激起了中国人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结。
　　
　　Q：您提出，耻辱是激励人的一种工具。在今天，这也许是一种逼迫对方处于守势的进攻策略。中国现在不会受他人摆布，而且谁也无法摆布中国，但中国还是坚持这种受欺压的心态，您怎样看待这件事？
　　
　　A：平等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一种愿望。尽管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还是习惯于强调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没有达到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当的水平。我认为，中国要想在心理上培养自己正确融入国际社会的观念，至少需要一至两代人的时间。
　　
　　社会能否创新，取决于是否开放
　　
　　Q：对于当前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民生问题，比如食品安全问题，您怎么看待中国对这些问题的应对？
　　
　　A：在中国，食品与环境密切相连。中国固然取得世人瞩目的发展，但也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美国在20世纪早期也有过这样的情况。中国目前正在建立监管机构，保护人民不吃受到污染的食品，但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我认为，中国需要建立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往往会对环境保护运动给予关注。中国共产党对建立独立的社团感到不安，这是一大问题。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社会，它实际上反映了列宁提出的有关领导人的学说：革命应当由身在领导岗位的职业革命者而不是普通百姓来领导和实施。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信奉这一点。这意味着，往往需要经过数年的时间，他们才能了解到社会底层的真实情况，这是十分危险的。心怀不满的人们往往会突然爆发。蒋介石正是由于不了解底层的情况，才被赶跑的。
　　
　　Q：中国一直致力于生产质优价廉的产品。您如何看待中国这方面的努力，就像当年日本人所做的那样？
　　
　　A：中国一定会提高产品质量，这对它十分重要，因为中国在利用低廉的劳动力的同时，也要提高产品档次，并且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这也提出了创新的问题。一个社会能否有创新，主要取决于它是否开放。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因此我们也会在今后20年里取得大量创新成果。但我在此要告诫美国人：不要沉溺在这样的想法中自满。中国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变成十分繁荣，并且还将成为一个开放的国度，在世界各地进行投资。我们应当接受这种观念的“洗脑”，认识到中国将是美国未来面临的主要对手。甚至就连我们的（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布朗也前往中国访问，因为他认识到中国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伙伴。这是我们在今后与中国构建关系时面临的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