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本身就是世界语言,不需翻译,就可以沟通全人类的心灵。这是艺术在国际交流方面的巨大优势。在公共外交和国家形象塑造方面,文化和艺术给人带来的感动力量和影响是巨大的。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广袤土地上丰富的民间艺术样式,这都是艺术公共外交宝藏中的重要财富。著名艺术家韩美林先生结合他自身经历,向我们讲述了他对艺术公共外交的思考。
人类童年的文字艺术最能打动外国人
柯银斌:韩老师您好!今天专门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十分感谢!我去国家博物馆看了“韩美林艺术大展”,很震撼,尤其是古文字之美让人印象深刻。您2008年1月出版的《天书》不仅在中国,据说在日本也受到关注。是什么元素让它受到关注?
韩美林:越是传统的文化艺术,就越是世界的,也越能与世界接轨。大家可以发现,很多国家的古文字,看上去很相似。大家也许有体会,不同国家、民族的孩子之间沟通起来远远要比成人更容易,他们有相似的身体语言和声音语言。人类文化发展史与此有相似之处。人类早期文字艺术最能够彼此沟通,印度、希腊、中国,这些古文明之间可以有很多对话。古文字、书法往往可以沟通不同国家、民族民众的心灵。我把30多年积累的古文字集中起来出版了《天书》,收录了甲骨文、古陶文字、金文中的几万个难以考辨音义的象形文字,甚至有的只能算作符号。我没想到,日本对这本书非常感兴趣。2009年11月,这本书翻译成日语并在日出版,装订得很精美,一本要卖5万日元(约合4000元人民币——本刊编者注),上市第一天就一抢而空。
我一直强调,要向世界表达有中国之根的艺术。在全球推广的中国艺术必须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则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自“五四”以来,很多学洋学的人眼里没了中国,主张“打倒一切,怀疑一切”。到了20世纪70、80年代,又有一批海归回国,部分人不断地把这个古老而又有着深厚文化的祖国进行了过度的批判,把中国自己的东西看成是落后、守旧的,采取反感和排斥的态度。好在现在已经得到纠正,国学重新受到重视,人们逐渐认清和看重自己文化的价值。但是现在的很多青少年都把兴趣放在进口大片、外国游戏上,却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不了解中国历史。教育的重点应在于传承中华文化,在艺术创作上也是如此,要多从传统文化、民族民间艺术、大众生活中吸取养分、寻找灵感,培养一专多能的人才。一个民族只有自救、自尊,才能自立,在文化上尤其如此。我不止一次说过,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唯独艺术不能全球化,因为艺术强调个性,强调独立性,强调民族性,如果把这些否定了,艺术将会走向末日。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推广我们的文化,而不是让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被“化掉”。一些年轻的海归艺术家,就存在对中国传统吸收和重视不够的问题,他们的作品就很难有国际影响,即便有暂时的影响,也难以长久。徐悲鸿、林风眠回国后,致力于中国画的发展,正是因为他们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并给予创新,他们的艺术才具有全球影响力。我曾做过一个比喻,挎着民族的“菜篮”,去“采摘”现代的各个国家、各个领域的新的艺术手段、新的艺术方法,回来炒出来的“菜”才是最好吃的。中国人应该尊重和学习自己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年轻人,更应从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中得到滋养。
没有基础,就谈不上创新;没有中国文化之根,就不会有国际影响。我也赶时髦,开了微博。我发的第一条微博就是:“我的根来自于中国。”我自己的艺术就得益于中国的书法和民间艺术,这些传统常常让我感动得掉泪。我觉得自己的艺术有三个根:两汉前的艺术、古文字和民间艺术。当然我也要创新,既袭古又创新,艺术才能有生命。
用多样艺术形式向世界表达中国传统与民间文化
柯银斌:您涉猎的艺术门类非常多,国画、书法、雕塑、钧瓷、紫砂壶、摄影……您的很多作品成为中国的名片,在海外也有很强的影响力。您的很多作品被作为国家礼品赠送给外国首脑。您认为艺术在国际交流中起到何种作用?
韩美林:用艺术向世界表达中国的受众有几类,一个就是外国首脑,我们通过艺术品国礼等方式向他们表达中国;另一个重要受众就是外国民众,我们可以通过艺术家、艺术品走出去开展交流、举办展览的方式展示中国艺术之魅力,或者通过福娃等国家名片式的艺术品来展示。
同时,艺术形式必须是多样的。我们中国有如此丰富的艺术资源,在对外交往过程中一定要充分、灵活运用。故宫、兵马俑当然是中国的代表,但不能每次对外交流都打“故宫牌”、“兵马俑牌”。通过艺术的对外交流也要多元化,我们要积极主动去挖掘和运用。
艺术本身就是世界语言,不需要翻译,就可以沟通全人类的心灵。这是艺术在国际交流方面的巨大优势。国家层面经常用艺术家作品作为国礼赠送外国首脑,就是很巧妙地利用了艺术的这个属性和特点。外国首脑是我们开展艺术外交的一个重要对象,艺术品展现中国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特质;同时,首脑在所在国的特殊身份地位又可以让艺术品发挥最大影响力。2010年4月28日,法国总统萨科齐访问中国时,我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晚宴,并向萨科奇夫妇赠送了专门为他们创作的水墨作品《双羊图》。萨科奇及夫人都恰巧出生在中国的羊年,而且“羊”自古以来都被中国人视为吉祥的象征。当我把这幅作品背后的含义解释给萨科奇夫妇听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眼中很柔和的东西。要知道,萨科奇一度跟中国关系闹得很僵,艺术则可以成为其中很柔和的润滑剂。
柯银斌:很多人说您是“中国的毕加索”,您却说“我是中国的韩美林”。您的很多作品很“世界”,吸收了世界各国优秀养分,您的“吉祥象”吸收了印度和尼泊尔的佛教要素,您的很多雕塑又让人感到“胡气”;同时,您的很多作品又很“中国”,无论是奥运福娃、国航标志、三亚火凤凰雕塑等为我们所熟识的作品,还是邮票、雕塑、书法作品,您以艺术创造力托起了中华民族古朴雄浑的民风。我们到底应该向世界表达怎样的中国?
韩美林:通过艺术向世界表达中国,应该有如下几项内容:第一,就是我前面讲的传统的中国,或称之为中国文化之根;第二就是民间的中国,也就是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
我刚才强调了传统的重要性,当然不是主张固步自封、停滞不前,而是要袭古并创新、传承与超越。创新与超越同样重要,要发现民族文化的现代意义。所以我会积极参与国航标志的设计、福娃的创作。杭州、广州、大连、天津……很多城市有我设计的城市雕塑。我在创作时有一些基本考虑:不但要与当地文化相适应,与周围建筑不冲突,还充分考虑居民、市民、网民、游客的感受。
必要的创新很重要,比如我率先提出并使用中国墨彩。所谓中国墨彩,是介于油彩和水彩之间的特制颜料,它能把墨色同彩色颜料相融合,在宣纸上形成一种墨中有彩、彩中有墨的叠彩效果,可以极大地丰富中国水墨画语言,堪称“革命性”的成果。我做这件事完全是想拓展一下中国画的表现内涵,不为名不为利,就是要给子孙后代留下点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东西。现在,中国墨彩已得到广泛应用。此外,在瓷器艺术、画笔等方面,我都有一些创新和突破。
现在,城市都注重自身形象建设和文化建设,而城市雕塑成为一种有象征意义的代表。我在创作城市雕塑时首先坚持的就是民族本色和气派。学习本民族传统,永远都不意味着会牺牲原创,却会收获原创的启示。我们五千年的中国文化,悠远、深厚而广博,我在创作时尽情吸收祖先的营养,再加之以现代元素,让国人能够接受,也让世界能够理解。既要有传统的,也要有现代的,也就是现代与传统的结合。
中国元素的另一个养分在民间。中国国土广袤,民族众多,蕴含着丰富的民间艺术宝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就开创了艺术大篷车,每年都下去学习、采风。我们向农村,向工厂来学习他们的技艺、手法、形式、材料。
30多年来,我走遍了大江南北,挖掘、整理了大量民间艺术资料。我一直希望从两汉以前的文化和当前的民间艺术中汲取精髓,并转化为现代审美理念,将其揉入艺术作品中。我在很多城市雕塑中揉入了篆刻、皮影、剪纸、镂空、穿孔,很多元素都是来自民间的。
爱国是艺术家参与公共外交的前提
柯银斌:美国、新加坡、加拿大、印度……您在全球几十个国家和城市举办过个人画展,引起很好的反响,并于2003年荣获世界艺术家协会(美国)世界艺术贡献奖。当前,中国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和艺术家的作品走向世界,他们在国际上成为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家的名片。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故事跟我们分享?
韩美林:艺术有感性魅力。一国艺术对其国际形象的影响,很难定量测算。但文化和艺术给人带来的感动力量和影响是巨大的。艺术家是可以参与外交活动的,应该让更多中国艺术家走出去。外交的样式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不能太单一。除政治外交外,艺术外交也很有必要。
艺术家参与外交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艺术家要爱国。只要他是爱国的,就可以放心地让他“走出去”,去展示他的艺术,展示中国文化。1980年,我在纽约举办了画展。那是新中国的艺术家第一次在美国举办画展,美国社会非常关注。我们在纽约世贸中心举行了记者会。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在“文革”中我也受到过一些迫害。记者会一开始,就有一位美国记者问我对文革的看法。我清楚,他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答案;但我更清楚,作为一名中国艺术家,在外国人面前,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于是我回答他:“我是搞艺术的,你问我政治问题恐怕不合适。”他也就作罢了。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其实在政协开会时,我是经常“放炮”的。但我清楚,这是在自己家,我们是一家人,都是为国家好。一旦走出国门,一举一动都代表国家,艺术家一定不能对不起祖国,那是咱妈。我13岁参军,那还是建国前。我十分清楚共和国诞生之不易,就像我最喜欢的《歌唱祖国》的一句歌词:“我们经历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
十七届六中全会将“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可以预见,今后将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走出国门。艺术家往往是浪漫的,有时是疯狂的。但在国际交流中须有底线,那就是爱国。我还会继续在海外办画展,未来计划在法国、中东地区举办,让更多的海外民众认识中国,认识中国艺术。
前不久,受印度外交部长的邀请,我在印度举办了展览会。这是印度公共外交的一部分,他们以很高的礼遇接待我,并带我几乎走遍了印度全境,试图向我展示印度之美。当然,我不会仅仅成为印度公共外交的对象,我也积极展开了对印度的公共外交活动,通过展览会向印度民众展示中国之美。展览会从原计划的10天左右延长到42天,很多印度人因此喜欢上中国,这就是我们很大的公共外交成果。这次在国家博物馆的“韩美林艺术大展”刚开展不久,就有美国、法国、日本的参观团,印度的“韩美林粉丝”也前来参观。我们还组织各国驻华外交使节前来参观,此次大展就是用艺术向世界表达中国的具体实践。(公共外交季刊)
柯银斌:察哈尔学会秘书长。
韩美林:全国政协常委、著名艺术家,擅长绘画陶瓷艺术。韩美林在全球多个国家举办个人画展,其作品作为国礼赠送给多国元首。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