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学诚法师

　　很多宗教传播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国际交流史和外交史。宗教给不同国家、民族的交流提供了有效的桥梁和渠道。当代人类面临着局部战争、地区冲突、民族矛盾、教派纷争、种族歧视、邪教猖獗、恐怖主义盛行等诸多问题，佛教则蕴涵着十分深刻的和平内涵，慈悲、无我、平等、圆融的和平教义，感召着佛教徒通过自身的净化成为和平使者。学诚法师结合自身的经历和思考，给我们讲述了他对佛教国际交流与公共外交的思考。
　　
　　宗教与国际关系
　　
　　柯银斌：学诚法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作为中国佛教界的宗教领袖，您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佛教的对外交流，足迹遍及印度、日本、埃及、法国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佛教交流，会见各国政要和宗教领袖，参与讨论气候、宗教、人类精神世界等各种议题，并且让各国对中国宗教信仰情况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纵观您的这些活动和努力，可以说您通过宗教国际交流推动了公共外交。宗教信仰作为一个所有国家都存在的现象，它在国际关系和外交方面有哪些作用？
　　
　　学诚法师：有共同的信仰的人，会有共同的价值理念。有共同的价值理念、共同价值的人之间能够有很好的接触和交流。宗教则给不同国家、民族的交流提供了有效的桥梁和渠道。
　　
　　很多宗教传播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国际交流史和外交史。我国的佛教是汉明帝从国家的立场引进的；伊斯兰教是通过丝绸之路的商业贸易带进来的；基督教、天主教是洋务运动之后，伴随八国联军进入中国的。这些宗教，既有请进来的，也有伴随贸易进来的，也有伴随战争进来的，都深刻反映了当时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在佛教传播史上，涌现了很多大师。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记录了取经求法沿途各国情况，在全球都有很大影响。玄奘法师既是译经家，又是旅行家、外交家，无人能超越。鉴真法师晚年受日僧礼请，东渡传律，履险犯难，双目失明，终抵奈良，在传播佛教与盛唐文化上，有很大的历史功绩。他带去了多方面的中华文化，在日本兴建寺庙，唐昭提寺已经成为中日交流的象征性标志。这些历史上有名的佛教国际交流，都曾对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也对民间交流提供了典范。
　　
　　在当前这种国际化的过程中，我们与外国人的交流往来越来越频繁，开展的活动越来越多，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组织还是个人，各种形式的中外交流，已经构成我们外交的一部分，只是作用的大与小、强与弱的不同。我们开展公共外交、全民外交，宗教是很好的一个渠道。
　　
　　柯银斌：不同国家的不同宗教，其教义有所不同。即便是同一种宗教，在不同国家也不尽相同。不同宗教之间应该如何交流、相处？信教者和不信教者之间又该如何沟通？
　　
　　学诚法师：信教者和不信教者的沟通是很重要的问题。一方面，在全球范围来看，信仰宗教的人是多数，不信教的人是少数。不过在中国来说，不信教的人多，信教的则是少数，刚好跟国外相反。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处理好信教者与不信教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处理好多数与少数的关系，也是处理好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经济搞上去了，但我们的精神文明、人的道德素质没有同步跟上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物质财富发挥重大作用时，文化和精神层面要有相应的包容度。物质贫乏的时候，人不会有太多的精神方面的追求，物质发达、财富多了，文化、精神的诉求就必然多起来。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因为得不到宗教的关怀，他就没有宗教价值的追求，就容易追求物质利益，以满足自己物质方面的愿望。物质方面的愿望是永远满足不了的，物质利益的追求也是有限的，并且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永远不能满足的，所以他要有价值分辨、共同的价值观方面的引导。
　　
　　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教派，其教义有所区别，但是信教的人不会把物质利益看得很重，他们更多的看精神层面，更多注重后世。他们用这种精神、信仰的利益取代现实、物质利益，认为众人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当然，信教的人同样要处理现实利益和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我觉得这方面主要依靠法律和国家政策，让信教和不信教的人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下共同遵守法律，和谐共生。
　　
　　不同宗教之间的相处问题，很多都是民族问题，也有一些涉及国际问题。不同的宗教信仰根植于不同民族的生存环境、历史文化、民族心理结构和不同的价值观念，尽管世界各大宗教在终极信仰上存在差异性和独特性，但这一事实的存在并不能否认宗教交流和合作的必要性，相反它更凸显了这种交流和合作的极端紧迫性和重要性。正如汉斯·昆所指出：“没有宗教之间的对话，则没有宗教和平。”“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则没有世界和平。”我们现在好多地方民族的冲突，归根到底是宗教的冲突，或者是宗教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
　　
　　宗教与民族和解
　　
　　柯银斌：这就涉及到宗教与民族和解的问题。我们国家也提出和谐世界的理念。宗教在促进世界和平方面应该有何种作为？
　　
　　学诚法师：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有两个方面值得警惕。第一个方面就是信仰的多元和无序。同一个人，他既信佛，也信道，可能也信基督。多种宗教的信仰观念在他头脑当中同时存在，他懂一些佛，懂一些道，懂一些基督教。他脑子里面有多种宗教的概念，各种宗教对他的生活、家庭、行为都会有很大影响。第二个方面就是很多信仰的个体没有纳入到宗教管理系统中去。信教者的行为和活动应该纳入到宗教团体进行规范管理，包括传教心理、传教行为、传教活动、传教团体，都应有进一步的立法和进一步的管理。从世界范围来看，宗教极端主义和宗教分化主义都值得警惕。
　　
　　二战末期，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谦问我国近代高僧太虚大师：“如何才能和平？”大师回道：“慈悲无我。”这是20世纪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在追寻一种和平之道。和平，无时不为世人之所渴望，梦寐以求有个祥和温馨的乐园美景。
　　
　　当代人类面临着局部战争、地区冲突、民族矛盾、教派纷争、种族歧视、邪教猖獗、恐怖主义盛行、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艾滋病四处蔓延等诸多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稳妥有序的解决，必将使人类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乃至陷入灭顶之灾。
　　
　　佛教蕴涵着十分深刻的和平内涵，慈悲、无我、平等、圆融的和平教义，感召着数亿佛教徒通过自身的净化而成为利益众生的和平使者。人人都有权利追求安定、幸福、没有战争恐惧的生活，但同时许多人沉迷于财、色、名、食、睡的酣梦之中，吮吸着贪、嗔、痴三种天然毒品，侵蚀我们的身心，进而毁坏我们对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和人类幸福的美好理想。现在人类所面临的危机，归根到底是人心的危机。人间和平，以心灵的和平为基础，这样的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
　　
　　宗教的对话与合作对和谐世界的贡献很有意义。宗教对话和全球伦理的倡导者之一列奥纳德·斯威德勒曾经把宗教对话分成三个层次：“手”的对话、“心”的对话和“头”的对话。“头”的对话主要是指哲学、理性、知识层面的对话，“心”的对话指基于各种情感和情感表达的对话，而“手”的对话则是指具体的行动、伦理实践层面的对话。和谐世界始于和谐宗教，和谐宗教产生于对话与合作。宗教领袖的历史使命之一，就是呼唤世界各大宗教的信徒们乃至全人类在这种差异性和独特性的事实面前，对话合作、坦诚相待、彼此宽容、相互欣赏。
　　
　　弘扬佛法与传播中国文化
　　
　　柯银斌：您在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方面呕心沥血，曾提出把佛教寺庙变成传播中华文化和开展海内外文化交流宝地的建议。您担任方丈的龙泉寺内，从经堂到内院，从大寮到居士楼，常常传来《论语》《中庸》的朗朗读书声。您认为弘扬佛法与传播中国文化是怎样的关系？
　　
　　学诚法师：在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价值观发生碰撞、不容易向世界进行有效传播的时候，我思考最多的问题是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巩固中华文化的根。浓郁的中华文化气息，是龙泉寺的灵魂所在。我们拒绝任何形式的商业化运作，这也是我们自觉坚持的原则。所以我也提出，把佛教寺庙变成传播中华文化和开展海内外文化交流的宝地。
　　
　　中国的佛教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紧密相连、水乳交融的。每个国家的佛教都有所不同，佛教信仰的核心是意识形态。信仰的核心一旦成为行动，就成了一个宗教形态。在每一个国家，信仰是一种观念，一旦把这个观念组织成语言，演变成人的行为，逐渐形成文化，观念就变成一种宗教制度，在每一个国家体现得都不一样。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化紧密相连。佛教虽然是从印度传到中国，从中国传到朝鲜半岛，从朝鲜半岛再传到日本，但中国佛教和印度佛教是有所不同的。跟日本佛教也有所不同。就佛教而言，它与所在国的文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当弘扬中国佛法的时候，也必须弘扬并传播中国文化。
　　
　　弘扬中华文化不能仅仅偏重儒家学说，中华文化不仅仅是由非常容易接受和认可的儒家文化组成的，还有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我们所讲的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包括了56个民族的文化。所以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发展出非常多元化的文化。当前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它的时代性、现代性和活力，有它的现实意义，这就是中国佛教文化所处的背景。中国传统文化和佛教文化并不是矛盾、排斥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柯银斌：最近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将“文化软实力”摆到了很高的战略高度。长期以来，您多次建言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并强调民间力量的作用和传教士精神。
　　
　　学诚法师：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要得到其他民族、其他文明、其他国家人民的认同理解与欣赏，必须具有一种宽广的世界视野。宽阔的视野有利于将文化资源转化成现实的文化软实力，从而促进世界的永久和平和共同繁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佛教界积极参与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促进理解、增进友情、化解误解、消除隔阂，把中国佛教文化的智慧和真理介绍到其他国家，让更多的国家、更多的民族认识、认同、理解、欣赏包括中国佛教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影响久远深广的中国佛教，与儒、道一起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并以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和慈悲济世的宗教情怀为中国文化中的和谐理念和价值观提供了信仰支撑和心灵关怀，使中国文化的和谐特征更加突显，更加深入人心。
　　
　　应该发扬儒家文化，兼顾道文化和佛文化，以便在世界上寻找更多的共同语言。向世界更广泛深入地传播中华文化，不是我们真的做不好，而是没有设法动员更多的人参与，让更多的国人不计报酬地投入去做。传播中华文化也应该具有一种传教士的精神，应该成为许多公民的自觉行为，而不能遇到所有问题都找政府，要尽可能充分地利用民间的积极性和民间的力量。
　　
　　柯银斌：在这方面您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您不仅是开博客的高僧，还通过8种语言发布微博，积极接受海外媒体采访，并积极参加国际交流活动。
　　
　　学诚法师：现在，我的微博通过汉语、英语、法语、俄语、日语、西班牙语、德语和韩语来发布。有外国媒体曾以“中国土和尚开8语微博给外国人讲经”为标题进行了介绍。每天浏览外语微博的网友人数多达上万，对佛经和中华文化，每天都有很多外国网友提出各种问题，直接用外语回答网友问题的效果也相当好。我自己当然不懂得这么多的语言，我们有一支由多种外语专家、大学教授、海归、外国人组成的义工翻译团队。我还鼓励法师们学习各国语言，为中国佛教走向世界，为让世界更多了解中国佛教文化而不断努力。
　　
　　纵观人类历史长河中诸多思想文化，若能顺应或引领时代潮流，并在保持其宗旨不变的基础上，随顺时代缘起，运用适时的、先进的传播方式及传播媒体进行广泛地传播，方能使之得以恒久地传承乃至发展。佛教与国家的命脉息息相关，“国家兴，佛教兴”。我提倡佛教徒要有远大的眼光，要能够把握新时代佛教命脉，要懂得利用电脑、网络等现代传播手段来弘法，用适合现代人生活的方式方法来弘法；紧跟时代，大胆吸收现代科学中涌现出来的观点正确、内容新颖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自己的学术领域，推动佛教事业和国际交流事业的发展。中国佛教的对外交流和对外传播，也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途径之一。（来源：公共外交季刊 作者：柯银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