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不仅具有美学价值，而且是艺术家精神的展现。艺术蕴藏着艺术家祖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因此艺术交流在公共外交中具有其独特的优势。现代写意雕塑的倡导者、国际知名雕塑家吴为山教授以亲身经历的艺术交流实践，向我们讲述了许多动人的故事，阐释了他本人对公共外交的理解，以及在世界各地传播中国文化的执着追求。
　　
　　柯银斌：吴为山教授，您好！多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艺术的跨国界性、跨民族性决定了艺术具有强大的公共外交功能。作为国际知名雕塑家，您经常走出国门参展或在国外举办个人作品展，您的作品也被多家外国博物馆收藏，请您结合自身的艺术国际交流经历谈一下如何通过艺术品这个媒介和载体来推动公共外交？
　　
　　吴为山：艺术在沟通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因为艺术所表现的是美，而美是普世的，人类对美的理解是相通的。作为美的载体，艺术品便是一种无声的语言，不分语种，它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艺术的沟通优势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外交的功能。
　　
　　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在看过我的《睡童》之后，说“吴为山先生通过塑造儿童，发现并升华了童性，体现了人类对童年的一种真实情感。”这正是艺术的魔力所在，无需口舌和纸墨，只要一双敏锐的眼睛，人们之间即可实现有效的沟通，而且这种沟通是精神层次上的，是深层次的。艺术摆脱了国别的差异，体现着人类的普世价值，体现着人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艺术家有国籍，但艺术无国界。熟睡的婴儿没有文化上的烙印，超越种族、超越地域、超越国家、超越了政治和宗教。相对于其他公共外交的载体和方式，这正是艺术国际交流的优势所在。
　　
　　柯银斌：是的，艺术品具有美学价值，这样的特性使其在国际交流中成为公共外交的载体之一，请您为我们讲讲这方面的故事。
　　
　　吴为山：这类故事太多了。我讲一下我与荷兰的一段故事吧。1996年8月，我很荣幸参加荷兰艺术基金会组织的“中荷红白蓝艺术项目”研究，该项目是在世界级的艺术中心——欧洲陶艺中心进行的。在陶艺中心，我接触到了很多优秀的艺术家，更让我觉得有意义的是当年9月我被邀请为荷兰人民爱戴的女王贝娅特丽克丝塑像。受此重任，我喜忧参半，喜的是我的艺术可以得到这个国家的赏识和认可；忧的是怕女王不满意会有损颜面，我想这个颜面不仅仅是我个人颜面，更是我挚爱的祖国的颜面。当时这个消息在荷兰引起了轩然大波，荷兰的媒体争相报道，而且在我雕塑的过程中，媒体也是全程在做跟踪式的报道。庆幸的是我的塑像作品女王很满意，我一下子成为了荷兰家喻户晓的人物，走在荷兰的街头，会有素不相识的人上前来跟我打招呼；更重要的是，这也提高了中国艺术在荷兰的知名度，让荷兰人对中国艺术有了一定的认知。与其它外交途径相比，艺术交流有其独到之处。
　　
　　艺术所产生的公共外交效果持续性强，这是因为人们对艺术的欣赏是源于内心真诚的钦佩。我和荷兰以及女王的结缘，并未在交付雕像后烟消云散，了无迹痕。1997年女王的首席代表、北布拉邦省省长专程到南京来看望我，并称我为“中荷文化大使”，这是何等的尊敬啊。我的理解是，这不仅是对我本人的钦佩，对强大了的中国的尊重，更是对中华文化的敬仰。1999年女王访华，还特地到江苏与我见面，她仔细地观察了我的每一件作品，对我的文化老人像大为赞赏，认为这是从中国“五千年的文化里面走出来的”。
　　
　　我讲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国际艺术交流是一座桥，它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而建，也为传播中华文明开辟途径。这座桥会通过沟通的不断深入而日益拓宽，通过这种桥搭建起来的友谊更地久天长。
　　
　　柯银斌：确实，艺术交流具有这样的心灵沟通功能。您的这个观点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袁明教授的观点有相通之处，她认为心灵的沟通是公共外交的最高境界，艺术交流确实可以实现心灵或者精神上的沟通。
　　
　　吴为山：我觉得对于世界上的某些国家来说，我们只能使用文化艺术交流来赢得他们的尊重。世界上很多国家对艺术家尤为尊重，而且这些国家的艺术品位也很高。像荷兰这个诞生过伦勃朗、梵高这样艺术巨擘的国度，与其对话最有效的途径便是艺术。只有他认同你的艺术，他才会对你的国家表示尊敬，才会对你的整个民族文化表示赞赏，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发挥出民族文化的软实力。我想世界上不止一个荷兰，世界上有很多个像荷兰这样的国家，我们需要用艺术交流来构建这座友谊之桥。公共外交应该像文化一样是多元的，应用多种方式，多种途径。
　　
　　柯银斌：是的，艺术是一座桥，可能两个人来自两个文化形态完全不同的国度，但艺术让他们实现了心与心、精神与精神的交流。
　　
　　吴为山：这是因为艺术背后蕴藏着艺术家最美好的心灵，艺术家的精神世界通过艺术而展现，这最容易扣人心弦，引起共鸣，使参观者之间、参观者和艺术家之间产生共鸣。我再讲个故事，1999年12月，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布罗迪先生及其夫人访问南京大学，在参观我的作品时，看中了雕塑《小小少年》，随即向校方婉转提出意欲收藏这件作品。我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愿将作品赠送于您，这是一个中国土生土长的农村少年的形象，他那憨厚的微笑于现代社会已很少见，他的微笑中包含古老文明。我希望他在大洋彼岸也保持这样的微笑。”布罗迪夫妇备受感动，遂决定“领养”这位东方少年。之所以用“领养”二字，我个人的理解是他们觉得这尊雕塑有灵魂，是一个生命体。更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布罗迪夫妇还专门召集了三百余位美国朋友，为《小小少年》举办了一个隆重而朴实的领养仪式。
　　
　　“领养”这件事仅仅是布罗迪夫妇两个人的事情，但是他们却愿意动员三百余位美国朋友来参加“领养”仪式。最最让我感动的莫过于布罗迪夫人坚持自己抱着自己的“孩子”飞回美国，而不是把他放在礼品盒之中。我想这就是艺术所产生的效果，也只有艺术才能产生这样的效果。
　　
　　柯银斌：确实如此。正如您所说，艺术无国界，艺术可以使陌生人相互沟通，使沟通者产生心灵和精神上的共鸣。据了解，您的最大愿望是通过艺术作品把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而从公共外交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传播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艺术不仅传播普世价值，还能够传播艺术家祖国的文化价值观念。
　　
　　吴为山：是的！这是艺术的第三个特点，艺术作品中蕴藏着艺术家所理解的民族或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这是潜在的。艺术中的意识形态，是潜生的。艺术在世界传播的同时，国家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得到了传播。
　　
　　2010年10月15日，我参加了“第二届中美文化论坛”，并作为一名中方代表做了演讲。报告内容就是通过四件代表性艺术作品的解释，向世界传达我的文化观。我选取了《睡童》《老子》《孔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主题群雕》这四件作品。这些作品是美的，在审美上会给人带来美感，但是对外国人来说，这些美感背后所包含的中国人的哲学观通过形象塑造、艺术创造而传达给人们。虽然它是无声的，但是往往深入人的灵魂，令人刻骨铭心。
　　
　　《睡童》所表现的是一种普世价值，即美是不分国度的，是一种通感。《老子》身上折射出的是中国文化中的包容哲学，虚怀若谷，这“空谷”可以包罗万象，吐故纳新，接天地正气，幻化自然。而孔子背后所孕育着和谐与秩序、善、和、仁、理等中华文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主题群雕》中虽然讲述的是1937年12月13日日本在南京进行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样一个历史史实，但我的雕塑中没有出现一个日本人，雕塑中仅仅出现我受苦受难的同胞。2007年开馆之后很多日本记者和日本观众在苦苦寻找雕塑中日本人的形象，然而他们却没能如愿，我这样设计的潜台词是：记住历史，但不要记住仇恨。
　　
　　通过以上这些雕塑及对其解释，我无形之中向国际社会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中国是一个善恶分明的民族，但中国人却有博大的胸怀来宽恕，而且中国的崛起只会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因为这是人类普遍的价值追求，中国文化中有和的因子。从这个角度看，艺术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是比较含蓄，但经过艺术家解释后的艺术品却可以摄人心魄。中国需要广泛地参与文化交流和文化论坛，向世界展示和阐释中国的艺术，向世界传播中华五千年的文明与智慧，阐释我们的文化价值观。
　　
　　柯银斌：吴先生不愧是大家，在您的作品里看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看到了人性的光辉。那么除了我们对中国文化进行交流、传播、解释之外，我们还需要在艺术公共外交的哪些方面努力呢？
　　
　　吴为山：要想让中国文化产生持久的生命力，需要在内因上下苦功夫。我觉得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高超的艺术水准、艺术作品蕴含的民族文化精神和当代艺术家的创新力度。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个时代容易使文化艺术走向趋同。按照文艺发展规律来看，文艺是呼唤个性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大力发扬民族文化精神和创新精神，让自己的文艺作品更具有个性，更具有吸引力。艺术无国界，但艺术家有祖国。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明是我们深厚的土壤，是我们取之不尽的文化之源。人们看了我的雕塑作品后感动，是因为这些雕塑散发着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光芒，打动你的是真情，是创新精神。我们必须对自己国家的文化怀有自信心，这种自信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成就、当代价值及其发展前途的信心，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巨大成就所给予我们的信心。我的写意雕塑论一方面是我立足中华传统文化的结晶，另一方面则是我勇于创新的结果，敢于将中国传统写意精神和方法应用到雕塑作品中，且加以发挥。只有有效发展以上三个方面才能让中华文明引领世界文化潮流，发挥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国家对文化很重视，我想，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后三十年应该以文化建设为引领。
　　
　　总之，艺术通过美的形式实现人之间无障碍的沟通，最终潜移默化地实现国家或民族文化价值观念的传播。艺术的国际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公共外交活动，艺术国际交流在国家公共外交中具有独特的优势。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
　　作者：柯银斌（本刊编辑部副主任，察哈尔学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