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哈桑纳·拉贝希接受公共外交中心专访
哈桑纳·拉贝希大使就中阿关系侃侃而谈
富有营养价值的阿尔及利亚特色椰枣
【公共外交网讯】日前，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哈桑纳·拉贝希接受了公共外交文化交流中心的专访。大使在阿尔及利亚驻华使馆热情接待了众人，像迎接远道而来的朋友一样拿出阿尔及利亚特产——椰枣来款待大家。大使平易近人的形象很快拉近了众人的距离。
与拉贝希大使的谈话于是从椰枣开始。据大使介绍，椰枣是种植于西亚、北非等地的一种常绿乔木——枣椰的果实，营养价值极高，被誉为“沙漠面包”。但唯阿尔及利亚出产的椰枣最甜，阿拉伯半岛其他地区种植的很难望其项背。大使还介绍到，阿尔及利亚种植的蔬菜、水果都是纯天然的，十分健康；由于气候与土壤原因，阿尔及利亚的红酒也非常有名，早年法国人甚至从阿尔及利亚引进葡萄回法国本土种植，却无法酿造出阿尔及利亚出产的那般香醇的红酒。
中国—阿拉伯国家关系
谈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拉贝希大使表示，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联系最早可追溯至两千年前，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的交往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遗产，历史上丝绸之路将两个地方紧密连接起来。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双方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进入新时期。2004年，由于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的成立，双方政治对话机制化，经贸合作多元化，文化交流频繁，在处理地区与国际事务中合作不断深化，彼此在主权问题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尊重阿拉伯人的选择，并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当权利；阿拉伯国家也一向支持中国的主权与统一诉求。2010年论坛在天津召开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宣布双方在论坛框架下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同时拉贝希大使指出，中阿关系的内涵是团结、友好与合作，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困难，因而需要中阿共同努力，推动建立中阿新型伙伴关系。
中国—阿尔及利亚关系
阿尔及利亚因占据地中海南岸重要地理位置而成为连接阿拉伯世界与非洲的枢纽，曾有过被侵略与殖民的经历，而中国是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拉贝希大使以“老朋友”与“活跃的伙伴”向我们形容中国—阿尔及利亚友好关系。2013年是中阿建交55周年，大使借此机会向中国人民表示，阿尔及利亚人民不会忘记中国曾经在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自由与解放斗争中给予的慷慨支持与帮助；而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阿尔及利亚也表示了最大的支持，这是中阿两国互帮互助传统所在。迄今为止中阿两国签订了许多重要协议，继2006年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访华并签署了中阿战略合作协议后，两国高层互访频繁，在地区与国际事务中持有一致立场；双方合作不断深化，呈现宽领域的发展态势，其中不仅经贸往来成绩斐然，文化交流也成果丰硕。拉贝希大使特别表示，中国政府授予发展中国家留学生的奖学金，极大促进了阿尔及利亚青年来华学习与交流，阿尔及利亚期待将来与中国有更高水平的合作。
公共外交之大使见
拉贝希大使高度评价了中国近年来的公共外交工作。大使指出，公共外交充分发挥公共传播媒介与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为不同国家的民众之间开展对话、文化交流与增进相互理解创造机会，使得两国人民更了解彼此的观念、历史与文化，从而拉近双方的距离；中国近年来在宣传自己国家形象方面大有成就，不仅为中国传统外交提供了强大助力，丰富了传统外交的人文维度，还与联合国宪章对繁荣与稳定的承诺相辅相成。拉贝希大使还特别赞赏了中国的文化外交，认为中国通过向外宣扬自己的文化，如建立孔子学院，CCTV向海外播放卫星电视等，增进了外国民众对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的了解，拉近了外国民众与中国的距离，从而近年来全世界普遍对中国做出了积极的评价，中国凭借自己取得的成就，已成为世界上寻求稳定、发展、安全与繁荣国家的榜样。
此外，拉贝希大使由衷感谢公共外交文化交流中心为增进使馆与中国公众交流而做出的努力。大使表示，公共外交中心通过大量具体而有效的工作，为使馆与中国民众、商会、学术界和媒体进行有益互动创造了许多机会，从而增进了中国人民对于阿尔及利亚这个遥远国度的了解，比如阿尔及利亚的椰枣与红酒，多年前中国民众对此还非常陌生。拉贝希大使希望借椰枣与红酒构筑新时期的“丝绸之路”，穿越漫长的历史与厚重的友谊，将阿尔及利亚的美丽与丰饶带到中国人民中间。（文/公共外交网记者 黄瑜蓉）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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