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31日，美国华盛顿，邓小平与时任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合影。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先生是中美建交公报的签署人。他早在1949年就访问过中国，他的生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之日。这位与中国有缘的美国前总统接受了本刊的书面采访，以他独有的视角展望了美中关系的未来。
请先谈一下您与中国的特殊关系？
我最早接触到中国时还是一个孩子。每个周末去教堂礼拜，牧师都会说，从脚下挖一个洞就可以直通中国。那里的人民很穷，战乱不断，需要支持。我每周去做礼拜都会向教会捐零钱。
我的舅舅当时在美国海军服役，有一段时间驻扎在中国。他不断从中国给我写信。他在一封信里写到，中国有个孙中山，孙中山就像是美国的华盛顿。他从中国带给我的一个帆船模型一直在我床头放着。
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1949年，当时我还是个年轻的海军军官，我们在沿岸进行了访问，包括香港和青岛。也是这次访问让我对中国产生了更加浓烈的兴趣，但我并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在青岛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国民党军队开始撤退。在我离开中国的几周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成立了，我的生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之日，我想这就是我和中国的缘分吧。
作为公民、州长、总统和卸任总统，您认为您这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我一生中有很多机会能够去尝试不同的事情。而我做过最好的事情，就是和邓小平一起推开了中美之间的那道门，也让世界了解了中国。我认为邓小平在恢复中美外交正常化以及随后的改革中所作的努力，真正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而我也非常高兴能够在这个巨大的改变中占据一个小小的角色。
不错，尼克松40年前率先到了中国，并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但是他没有说是哪一个中国。1978年年底，在邓小平和我的督促下，中美进行了紧张而秘密的谈判，最后终于达成共识，签署了建交公报。公报发表后三天，中国政府宣布了改革和开放政策（指在1979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编者注）。邓小平是一个伟人，他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中国今天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不久前我与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会面（2011年12月9日）中，我们谈到了两国之间关系的转折和这个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中美邦交正常化不仅是两个伟大国家之间关系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之间关系的转折点。中美关系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稳定会极大地影响亚太地区的稳定和世界的稳定。
您怎么看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人权纪录的批评？
自从我卸任进入卡特中心，就一直致力于改善中美关系，克服双边分歧，确保中美之间的争执不会严重到使美国与中国这两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关系交恶。然而摩擦和龃龉都是必然的，美国对中国的批评集中在人权方面。但我看到中国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前，中国人不能经商，不能保障私产安全，也无迁徙自由，人民缺乏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圣经》不能发行，这些使中国与外界的关系非常紧张。但现在与25年或30年前相比，中国在人权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现在中国融入世界的程度非常深广，对世界也有了更大的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之间相似点必将增多。我们之间有很多差异，像文化、政治体系、历史，从很多角度来说，我们是不同的，但毫无疑问的是，中美之间的友好关系将会对我们两方都有好处，对世界其他国家也都有好处。
中国与美国会在不远的将来因汇率等问题发生冲突吗？
现在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外债国，持有1万亿美元左右的债券，但我不认为这是对美国的挑战。如今中国的经济实力已被欧洲国家及我们所承认，比如欧洲最近就请求中国出手救市，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巨额财政储备，中国能生产创新产品，提供更为全面的教育；相较而言，美国却原地不动，我们没有在全球经济影响力、政治影响力和教育质量方面取得实质进展。中国在大踏步迎头赶上，这对美国来说并不是坏事。现在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要赶上美国还需要至少20年。这取决于美国如何应对经济挑战，以及中国能否保持惊人的增长速度。在历史上，保持每年10%的经济增长速度对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这样的速度对美国来说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却做到了。但是，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在提高人均收入方面。
我不认为中美会进入贸易冲突战，由于共和党参选人面临的右翼压力，这个问题的确被政治化了。但这些压力在本质上是暂时的。当共和党人锁定某个可能当选总统的候选人后，他对中国的态度就会缓和很多，会看到与中国合作对美国有益。在我看来，这仅仅是选战年间政客们惯用的演讲之道而已，这样的情形在4年前、8年前、16年前和20年前都发生过。但是，这些并不重要。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来一直是美国的朋友，我认为三十多年前我们所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一直不同意用“威胁”这个词来形容中美关系。无论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我没有看到中国有任何对美国的威胁。
您认为中国和美国可在哪些方面扩大合作？
过去11年中，全球贫富差距正在拉大。这个差距甚至现在仍然在增长，但是中美两国能够通过携手合作将其解决，特别是对于非洲的国家，更要给予帮助。对于非洲的30个国家，美国一直希望能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注意到中国在非洲发展过程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促进角色。我相信两国能够给非洲人民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卡特中心在大约35个非洲国家有项目，我也会定期去那里访问。我们刚观摩了北非突尼斯和利比里亚的选举，更早是在塞拉利昂，年初时是在南苏丹监督公投结果。我们在这些地方都看到了中国的影响力，中国在当地的使馆规模宏大，外交人员众多、投资额与日俱增。如果没有经贸投资和政府间的长期合作，就不必建大使馆，大使馆的规模是一个政府在所驻国影响力程度的重要标志。
在亚洲，我们的一个主要担忧是朝鲜半岛。我曾三次访问过朝鲜，是为数不多的造访朝鲜的外国人之一。我明确的认识到想要解决朝韩问题，基本上要依靠中国的斡旋。中国非常明智，在过去20年与朝鲜和韩国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是在朝韩都拥有特殊政策优势的国家之一，这对营造朝鲜半岛的和平是非常宝贵的财富。
今天已经有超过15万的留学生在美国大学求学。奥巴马总统表示希望每年至少有两万名中国的留学生能来美国深造，同时也希望美国的年轻人到中国去读书，去了解中国文化，搭建两国文化交流的桥梁。
请您对《公共外交季刊》读者讲几句话吧？
国之间的关系从来就不仅仅是政府之间的关系，公共外交是任何外交关系的基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在中美建交之后大大提高，一个大国没有硬实力不行，没有软实力也不行。公共外交是提高软实力的重要途径。美国和中国已建交33年，双边关系经常起伏不定，但能保持基本的稳定。这一稳定不仅来自双方领导人的睿智和远见，也来自两国民间交流的扩大和加深。
33年前邓小平和我还有一些计划到目前都没有完全实现。即使中美两国在文化和政府体系下有很多不同，但是我们都要面对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影响到全人类。我们只有通过合作而不是争吵才能共同推动人权的发展，只有通过和平而不是战争才能解决国际争端，通过合作而不抵抗才能应对全球气侯变暖。希望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外事委员会主办、察哈尔学会承办的《公共外交季刊》能为这样的大合作添砖加瓦。
（2011年12月8日，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与察哈尔学会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共同召开了中国非洲关系研讨会。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和夫人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会后，卡特总统接受了《公共外交季刊》的书面采访。卡特总统的书面回答由刘亚伟和杨韧整理。刘亚伟：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杨韧：佐治亚州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硕士研究生，卡特中心中国项目实习生。——编者注）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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