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牙舍利抵达缅甸供奉巡礼

　　佛教不仅可以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提供思想资源，而且可为公共外交提供平台和通道。佛教国际交流活动本身也可以体现国家形象。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佛教交流已经取得一些成效和经验，但仍有待深化和加强。
　　
　　中国的佛教交流：东南亚国家的案例
　　
　　中国的佛教交流以佛牙舍利三次巡礼缅甸和佛指舍利赴泰国供奉最为典型，影响最大。佛牙舍利和佛指舍利是佛教圣物，世界上仅存两颗佛牙舍利，一颗被保存在中国（北京灵光寺），另一颗在斯里兰卡；而佛指舍利仅存一节，现在被保存于中国（陕西法门寺）。
　　
　　1955年佛牙舍利第一次巡礼缅甸，揭开了新中国“佛牙外交”的序幕。佛牙舍利巡礼缅甸持续8个月，巡礼期间有上百万虔诚的缅甸佛教徒瞻仰朝拜了佛牙。1994年，佛牙舍利第二次巡礼缅甸，共持续45天，除了在仰光和平塔大圣窟供奉，还在缅甸全国巡礼，每天24小时接受信徒朝拜。据不完全统计，仅仰光和曼德勒两地的朝拜总人数就达300多万人。1996年，在缅甸政府请求下，佛牙舍利第三次巡礼缅甸。
　　
　　三次佛牙巡礼缅甸大大增进了中国和缅甸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正如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居士所说，中缅两国人民和两国佛教徒同饮一江水，共念一本经，佛牙舍利三次赴缅甸巡礼供奉对加深两国人民和两国佛教徒的友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第二、三次中国佛牙舍利巡礼缅甸时，正值缅甸军政府受到国际制裁，处境十分困难，中国佛牙舍利巡礼缅甸，缅甸佛教信众得以朝拜心中的圣物，对军政府认同度大大提高。为此，缅甸军政府领导人对中国政府充满感激，认为中国政府把佛牙舍利送到缅甸巡礼，说明了中国政府对缅甸政府的信任与支特，也说明中、缅两国是真诚的兄弟。
　　
　　而佛指舍利赴泰国供奉是中国政府佛教交流的另一典范。陕西法门寺的佛指舍利一直深藏于法门寺内，1994年赴泰国供奉为其首次出国。佛指舍利在泰国供奉期间，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信众前往顶礼膜拜。泰国的媒体也做了大量报道，在泰国民众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时任中国驻泰国大使的金桂华先生说，中国法门寺佛指舍利赴泰供奉，充分展现了佛教与外交的因缘。
　　
　　中国僧众在东南亚国家弘法、留学、修行，与当地民众交往密切，成为当地民众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重要桥梁。1996年，应缅甸政府邀请，新中国建国以来首批赴缅甸留学的中国僧人来到首都仰光国立佛教大学学习。他们学成归来后从三方面总结留学的收获：一是提高了外语能力，二是加深了对南传佛教的了解，三是与缅甸的僧人、佛教界、老百姓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佛教徒到缅甸和泰国修禅学佛，推动了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的交流；还有一些法师到东南亚国家弘法。2009年3月10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法师凭借其在弘法方面的贡献，被缅甸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授予“弘法功勋奖”。
　　
　　佛教在中国公共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
　　
　　佛教虽然源自印度，但两千年来已经在中国深深扎根并且已经中国化。每当提起中华传统文化，人们很自然就会联想到“儒释道”。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公共外交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佛教可以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佛教认为众生皆有佛性，“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由此引出众生平等的观点。佛教同时认为宇宙万事万物皆由各种因缘和合而成，一切有情（众生）和无情（大自然）都是相互依存、同体共生、不可分割的整体，破坏大自然的人最终会受到大自然的制裁。佛教的这些观点和理论为和谐世界所倡导的国际社会应该以和为贵、平等合作、合作共赢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基础和思想来源。
　　
　　其次，佛教可以为公共外交提供很好的平台和通道。佛教高僧大德比起其他领域的名人更有感召力和说服力，对广大信众具有不可思量的影响力。另外，具有共同信仰的群体往往比较容易沟通，各国佛教团体的往来交流可以增进各国信众的联系、理解和友谊。而一些佛教团体从事跨国慈善救援活动，则对受援国民众直接产生良性效应。
　　
　　最后，佛教组织和个人的国际交流活动本身可以间接体现中国的国家形象。由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上经常遭遇各种偏见、误解和敌意，其中一个普遍的误解和偏见就是信奉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政府打压宗教信仰自由。而中国佛教组织和个人的国际交流活动本身就可以体现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国家形象，这比任何语言文字的宣传说教更有说服力。
　　
　　思考与建议
　　
　　从已有的佛教交流和民间交流活动看，佛教在增进东南亚国家民众对中国的了解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是其他公共外交手段难以替代的。因此，有必要加强这一外交平台和通道的建设。
　　
　　应该加深对佛教交流的认识、加强佛教交流工作
　　
　　任何工作都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有充分认识到佛教交流的独特地位和作用，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努力创造一切有利条件，佛教交流才能够真正为中国外交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佛牙舍利和佛指舍利外交充分展现了佛教交流独特的魅力。但是除了一些供奉舍利的佛事活动外，中国的佛教交流其实还有许多潜力可挖。
　　
　　一是可以在继续办好世界佛教论坛的基础上，争取承办国际性佛教活动。由中国佛教界发起的、于2006年举办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国际性佛教大会，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宗教大会。其宗旨是为世界佛教徒搭建一个平等、多元、开放的高层次对话、交流、合作的平台，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和世界和平。世界佛教论坛已经举办了两届，第三届将在2012年举行。两届世界佛教论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佛教界、学术界、企业界、文艺界和政界代表参会，其中第二届论坛更是吸引了来自世界五大洲47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代表和2万多名佛教徒参加，堪称世界佛教交流的空前盛会。论坛在宣传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展示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形象方面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与会各国代表普遍认为，世界佛教论坛让他们了解了正在崛起的中国，他们也看到了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宗教包容、尊重的宽广胸怀。第三届世界佛教论坛即将举办，政府应该继续加大对论坛的支持力度和宣传工作，在国内外媒体上广泛宣传，尤其要做好海外宣传工作，让更多的外国民众了解世界佛教论坛，并通过论坛了解中国。
　　
　　除了继续办好世界佛教论坛外，中国政府还可以考虑争取承办类似“联合国卫塞节国际佛教大会”这样的国际性佛教活动。卫塞节(VESAKDAY)是纪念佛陀出生、成道觉悟、涅槃的节日，于1999年被联合国定为国际节日（UnitedNationsDayofVesak）。从2004年起，“联合国卫塞节国际佛教大会”每年定期举行，吸引了世界各国佛教组织代表、佛教徒、专家学者和政要参与，迄今已经举行了八次，其中有七次是由泰国主办。越南于2008年争取到主办第五届“联合国卫塞节国际佛教大会”的机会，对宣传越南宗教信仰自由以及提升越南的国家形象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卫塞节虽然被认为是南传佛教传统的节日，但是真正的佛教徒都认为天下佛教是一家，所谓的宗派不过是通往解脱的不同法门、不同道路而已。既然越南作为汉传佛教国家可以承办联合国卫塞节活动，中国当然也可以承办。如果中国能够承办这一重要的大会，其正面影响是可以想象和期待的。
　　
　　二是大力推动中外佛教团体和信众的对话交流活动。佛教徒除了居家礼佛、诵经持咒外，大都有参访道场和善知识、交流佛法的愿望和要求，中国政府可以鼓励并资助中国佛教界与各国佛教界开展对话交流活动，比如说可以举办“中国—东南亚佛教论坛”或“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对话”之类的活动，促进不同佛教教派之间的交流。另外，中国和东南亚、南亚的南传佛教国家每年都会举办许多盛大的佛教节日活动，中国政府可以邀请外国佛教团体前来参与有关佛教活动，也可以派出代表团参与对方的佛教活动，以推动中外佛教徒的了解和友谊。现有的这类交流往往规模较小，甚至只有双方的僧众上层往来。中国应该考虑把交流的规模扩大，推动民间佛教交流的开展。
　　
　　三是鼓励和支持高僧大德到海外弘法并考虑发展海外道场。南传佛教在世界上的影响超过了汉传佛教，而台湾的汉传佛教在世界上的影响又超过了大陆汉传佛教。这里面既有历史的原因，亦受教派特点的影响。南传佛教以禅修观心为特色，对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里苦苦挣扎、心灵备受困扰的芸芸众生来说，犹如一贴清凉的灵丹妙药，在欧美各国拥有大批信众。南传佛教的道场和禅修中心遍布欧美各国，这些道场和禅修中心有的是从南传佛教国家留学归来的西方佛弟子创办的，有的则是南传佛教国家著名道场和禅修中心的海外分支机构。比如泰国当代著名禅师阿姜查（AjahnChah）创办的巴蓬寺（WatPahPong），其分院遍布泰国和欧美各地，总数超过两百座。缅甸当代著名的禅师马哈希（MahasiSayadaw）创办的马哈希禅修中心在缅甸境内超过三百多处，其弟子也在世界各地设立许多教导马哈希方法的禅修中心。台湾高僧星云法师创办的佛光山在欧洲、美洲、非洲和东南亚建立了一百多座分院，拥有大批的信众。而大陆迄今只在尼泊尔和印度设有两处道场。可见大陆佛教界在海外的弘法事业既落后于东南亚南传佛教国家，亦落后于同为汉传佛教的台湾佛教界。大陆佛教界这方面的工作有待加强。
　　
　　要加强佛教英语人才的培养工作
　　
　　东南亚国家较有影响的佛教道场和国际性的禅修中心均以英文和当地语言以及巴利文作为沟通和修行的语言，因此，英语能力在佛教交流活动中显得十分重要。而语言问题是中国僧众对外交流的主要障碍。笔者在泰国国际丛林道场（WatPahNanachat）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欧美各国的佛教徒，唯独不见中国人。据说该道场有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比丘，懂中文，中国佛教徒若有需要可以提前联系他当翻译。但一旦他闭关修行，道场便找不到中文翻译，中国佛教徒就难以参与道场的活动。而缅甸的各大禅修中心虽然大都聘请了懂中文的华人志愿者当翻译，但毕竟不如直接沟通来得方便。笔者在缅甸班迪达禅修中心（PanditārāmaMeditationCentre）遇到一位来自中国的比丘尼，她在禅修中遇到问题，想向禅师请教，请求笔者为她当翻译。
　　
　　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佛教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有关部门应该加强对僧众的英语培训工作。事实上，中国佛教界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2008年11月3日，首届“佛学英语培训班”开班典礼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这个班是在中国国家宗教局、上海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委员会指导下，由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中国佛教协会主办，上海佛教协会、玉佛寺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具体承办的。8个月后，22名来自中国大陆各个寺院的年轻法师圆满完成英语培训，获得了结业证书。这种形式的培训班在中国佛教界尚属首次，因此被誉为佛教界的“黄埔军校”。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总监净因法师认为首届佛学英语培训班“是中国佛教走向国际的重要起步，是中国佛教的黄埔军校。”而在2010年，广东的六祖寺亦与暨南大学和尼泊尔佛教大学联合开设了为期半年的佛教英语高级研修班，共招收30名学生，开设了梵文、佛学原理、世界著名思想家生平及思想、心经英语详讲、禅宗要义、南亚历史文化等课程，由来自国内和美国及尼泊尔的资深佛学专家和高僧大德任教。
　　
　　这些佛学英语培训班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规模小（一般只有二三十人），收效不明显（时间短，多为几个月）。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加大力度，多管齐下提高中国僧众的英语水平。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在现有的佛学院加强英语的教学工作；二是与高校联合办学；三是直接派僧人出国留学。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太虚法师首倡“人间佛教”的理念，而星云法师则在台湾和世界各地推动“人间佛教”的实践。“人间佛教”强调佛法的世俗性，要求佛弟子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为众生服务；而《心地观经》还教导佛弟子要感念和报答四种恩德：父母恩、众生恩、国家恩和三宝恩（三宝即佛、法、僧）。因此，真正的佛弟子必然是爱国者，都会愿意服务众生、为国家效劳。我们可以期待，当有关部门给予佛教交流以足够的重视，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僧众掌握了英语交流技能，他们将能够在国际交流活动中更加自信、更加自如地扮演友好使者的角色，为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谊做出更大的贡献。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
　　作者：黄云静（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