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奕鸿，1970年10月生于温州鹿城，1987年出国，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学法学系毕业，法学硕士。1999年获得大陆华人在西班牙的第一个律师执业资格，在马德里成立并主持西班牙第一家大陆华人律师事务所——中国律师事务所，并担任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法律顾问、中国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委员、西班牙最高警察学院刑法客座教授等职。
2004年9月16日晚，在有着“欧洲鞋都”之称的西班牙巴伦西亚自治区埃尔切市，近千名西班牙鞋商和鞋厂工人为报复温州鞋带来的冲击，相继涌入当地中国鞋城，抢劫华商的运鞋卡车，并放火焚烧华商仓库。埃尔切市资产超10亿元人民币的64家华人鞋商，蒙受巨大损失。其中，青田籍商人陈九松总计16个集装箱、1.2万双温州鞋被付之一炬，直接经济损失约800万元人民币。这就是一度震惊全世界的西班牙烧鞋事件——“9.16”烧鞋事件。
作为西班牙中国律师事务所主任，又身兼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的法律顾问的季奕鸿受驻西班牙大使邱小琪嘱托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起案子。2004年9月29日，事件中受损最严重的陈九松，在季奕鸿的陪同下来到埃尔切地方法院，递交一纸诉状。这个被法院定性为“特大型”的案件，审理难度大、涉案人员多。不懂当地语言的陈九松，自己对案件胜诉也没有信心，甚至还承担不起律师费。除季奕鸿外，没有哪个律师愿意为原告辩护。当时的情况异常复杂。烧鞋的社会背景是中国产品的大量进入冲击了当地的鞋业，事件在埃尔切市发生，又是在埃尔切市诉讼，法官基本上是难以做到完全公正的。可是如果不诉讼，以后华人的经营环境会更加恶化，甚至会给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威胁，一旦诉讼过了，有可能激起当地人的愤怒，更加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现场抓到的嫌疑犯只有3人，是无法起诉的。
在这样艰难的背景之下，季奕鸿决定找出所有参与烧鞋事件的嫌疑犯。经过几年的努力，他通过各种渠道终于找到65名肇事嫌疑犯，解决了诉讼对象问题。他把当地政府也作为被告起诉到法庭上，让政府主动联合受害方一起起诉，这样季奕鸿就找到政府作为靠山，增加了自己的砝码。他还找出了烧鞋背后的真正原因：由于当地企业不景气，老板裁员，故意将原因归咎于华人的竞争。实际上华商进口的鞋与当地的鞋业是不同的，有高低档次之分，根本冲击不了当地的鞋业市场，这一有利证据给案件额最后解决保留了希望。2006年5月提出起诉后，每个被告方律师都对该案件立案起诉不服，向省高级法院提起上诉。直到2008年12月，当事人才向当地法院成功地提起了正式诉讼。3年后才开庭审理此案件。7年来，季奕鸿一人面对被告方20余名律师，准备的卷宗就有3000多页。几年里，季奕鸿往返埃尔切市和首都马德里20余次，行程两万余公里，逾10万欧元的费用均自己担负。
“如果官司不打下去，华侨华人的生存和经营环境就会恶化，不法分子就会为所欲为，华商的利益就不能得到保护。我是学法律的，当同胞需要的时候，我必须用我所学的知识为华侨华人做点事，为他们讨个说法。”这是季奕鸿7年来一直坚持的信念。
2011年5月3日，法院开庭作出终审判决。300多张现场照片、长达200个小时的电话录音和150个的法庭提问, 28名被告最终全部认罪伏法。法庭上，连法官也由衷赞叹：“只有你们中国人才会做这么细致的活！”判决后，28名西班牙籍被告因扰乱公共秩序罪和损坏他人财产罪，分别被判处6个月至18个月有期徒刑，并赔偿陈九松经济损失2.6万欧元。法官还宣布，这是最终判决，不可再上诉。当天，西班牙各大媒体，包括电视台。电台和报社均派记者到开庭现场采访报导，其中有西班牙国家电台、国家电视五台、第九台等主要媒体都做了广泛报导，对西班牙主流社会影响深远。
这一仗7年之久，打得异常艰难，但是它为今后华商鞋业甚至是所有企业在西班牙有了立足之地，除此之外，季奕鸿的表现让法庭内外的西班牙人赞不绝口，刮目相看。这场战役的胜利对让肇事者和当地的鞋业老板一定的教训，也让受害人吐了一口气，讨回了公道。并且对西班牙的主流社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西班牙各个角落的人都知道华人的风采。
来自：温州公共外交协会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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