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建敏，一位白面书生，1968年出生在温州市区，1991年出国到了荷兰，1992年到捷克，1996年从捷克辗转到波兰从事贸易。
2002年下半年，金建敏得知1994年由广东一家国有集团公司投资创办的波兰华沙中国城要脱手易主，于是冒着巨大风险花巨资收购了中国城。经过多年的规范化操作，中国城在当地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可以说已经成为中东欧最大的中国商品集散地。金建敏自己说，在华沙政府眼里我们中国城的印象一天比一天好，我们不仅直接做好为波兰乃至中东欧国家的商品辐射，而且间接地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仅我们中国城为波兰解决人员就业问题就达3000多人，为当地创造了可观的税收。
金建敏如今拥有如此巨大的产业，但是在创业历程中也有很多难以想象的艰辛，最令他难以忘怀的就是与老外打官司的两件事。
2003年，该公司开设在美国花旗银行的账户被人盗用公司法人名义非法汇走了40万美元。事发当日，公司财务人员就发现了此情况并且当即报警。警方也在很短的时间内查出此事为外界非法人员盗用，认为该案是伪造公司法人签字、名章之所为，属银行方面渎职。得到此结论之后，中国城即向花旗银行要求尽快退还被非法汇出的款项，但银行方面先是拖延，又说要做内部详细调查。公司一再催促之下，又开始推卸责任，声称自身没有失职，拒绝退款。在各种和解途径用完之后，中国城决定诉诸法律，向华沙法院提起诉讼，状告花旗银行，要求赔偿本金和利息。经过法院的审理，终审判处美国花旗银行偿还40万美元，并赔偿期间产生的利息给中国城。金建敏说，我们如果不依法保护自己，花旗银行这样庞大的国际财团一定不会自动认输，这40万美元，也一定难以追回。正如他所说，这场官司虽然打来的只是几十万美元的赔付，但是与老外打赢官司，尤其是像花旗银行这样的“庞然大物”的官司，为中国人扬眉吐气了。
另一场官司是金建敏与波兰国家税务局打的官司，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2005年，该公司实施总金额为1300万美元的新投资项目，按当时的税收法律规定，此类投资可享受增值税退税待遇，退税期限为一个月。当时中国城每月承担的增值税达到100万美元之多，公司按正常手续向税务部门提出退税。但由于税务部门方面的原因，退税拖至3个月之久。这给中国城造成了额外的负担和损失。为此，他们又要求税务部门按法律期限完成退税。由于税务局不明原因，不但没有按正常程序处理，还对该公司实行刁难，以查税为由，任意搬走该公司三年的财务账册，并扣留翻查账册半年之久。对此，金建敏认为波兰的这种任意性做法是违法行为，是对企业的侵犯。于是金建敏再一次拿起法律武器，状告当地政府的违法行为，打赢了他在波兰的第二场官司。金建敏说，这不仅是维护了自身合法权益，还为中国人挽回了声誉，夺回了面子。从这件事以后，当地政府部门一是不敢轻视华人；二是对华人的印象有了很大的改变。
在华沙，金建敏还乐意为当地做善事，如送冰箱、烤炉等电器到孤儿院、老人院；出资赞助警察局、消防队；支持波兰运动健儿参加多种比赛；出钱为当地修桥铺路等等，几年来，一共捐资近百万美元。
金建敏在波兰规范经营，为当地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解决了当地的就业问题，有助于当地社会的稳定。面对国际财团以及波兰政府部门的侵犯，他又迎难而上，积极与他们打官司，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打赢官司，维护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挽回中国人民面子。在波兰人民面前展示了中华民族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也告诉了世界中国已经站起来了。金建敏又是一个热心人，面对波兰人民的苦难，他慷慨解囊，捐资助学，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
金建敏以及他的波兰华沙中国城，在中波两国之间架起了一座友好的桥梁，通过他们的努力，中国形象开始得以改善，他们的举动显示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来自：温州公共外交协会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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