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后的20多年间，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外交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创造和积累了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的丰富经验，显示了高超的外交艺术。周恩来关于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的思想值得我们学习：第一，要努力影响和团结各国人民；第二，要把握国际关系与民际关系的辩证法；第三，建立和发展同各国人民之间直接的交流关系；第四，强调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的作用。

    为了更有成效地开展公共外交，我们不仅要向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学习和借鉴它们的公共外交经验与理论，而且应当回顾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外交史，学习历代中共领导人关于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的丰富实践经验，领会他们在这方面提出的宝贵思想理论。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他创造的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经验极其丰富，他关于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的理论思想弥足珍贵，为我们从事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实践提供了不竭的历史启示。

    民主革命时期：对外传播真相，争取国际友人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长期受到执政党的打击、封锁和丑化，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进行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提供事实，进行观点沟通，以消除误解，说明事情真相，扩大共产党的影响。

    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访问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公共外交的良好开端。

    1936年7月8日，斯诺冒险进入陕北苏区，见到的第一位中共领导人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同斯诺谈了两天，还亲自为斯诺拟定了一个苏区访问计划，为斯诺列上访问的单位名称和会见者的姓名，并向设在保安的红军总部发了电报。随后，斯诺骑上周恩来为他准备的乘马按计划进行采访。毛泽东等党和红军领导人多次会见斯诺，向他详细介绍了党和红军的历史与现状以及目前的各项对内对外政策。斯诺在陕北采访4个月返回北平后，立即连续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文字或图片报道，不久后汇编成书，以《红星照耀中国》为书名出版。斯诺经过直接采访和观察后所做的生动报道，使国内外民众首次清晰地看到了一直被视为洪水猛兽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面貌，了解了他们的政治主张和各项政策，认识到在中国除了蒋介石及其腐败的政府外，还存在一支代表着中国未来希望的政治力量。

    西安事变结束了长期内战，启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中国共产党扩大公共外交战果提供了难得机遇。为充分利用历史机遇，接待好访问苏区的英美等国记者，周恩来于1937年2月向毛泽东、张闻天建议：在红军中深入宣传政策；训练一批接待人员；对延安等重要地区加以整顿，以便外国记者参观摄影，扩大红军和苏区的影响。当时，驻西安的红军代表也采取措施，为外国记者前往苏区提供方便。继斯诺之后，有十几位西方国家的记者、学者及个别军方人员前往陕北和华北进行采访，其中包括斯诺夫人1937年的延安之行和美国海军情报官卡尔逊对华北八路军抗日游击战的考察。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中央有了“走出去”的条件，可以在全国各地设立办事机构，既同国民党方面进行联络，也广泛开展对外宣传和交往，扩大党的影响。1939年，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并直接领导外事宣传组（一年后改称外事组）。外事组的任务是搜集各国对华态度和政策情报，宣传中共的对外政策，广交朋友，扩大影响。主要工作对象是云集重庆的外国新闻记者和外交官。龚澎作为周恩来的外事秘书成为中共第一位新闻发言人，她每天下午都到外国记者站，向外国记者发布中共南方局和解放区的新闻和消息。周恩来看到，“抗战以来，英美记者宣传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的书籍不下二三十种，影响我党信誉极大，并发生一些外交影响。”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些外国记者的作用，他在1940年12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对待英美籍新闻记者态度的指示》，要求对英美记者采取更加积极的欢迎态度，以便经过他们的口和笔继续说明我军在敌后抗战之英勇战绩，扩大中共的影响。

    1944年2月，蒋介石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批准外国记者访问延安和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周恩来亲自主管中外记者参观团到延安和解放区考察的接待工作。他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充分利用记者和新闻媒体，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和政策，揭露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诬蔑，说明事情的真相，教育国内外人民，扩大党的影响力。经过几个月的实地访问，中外记者对解放区的各项政策有了切实的认识。他们根据亲身经历纷纷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写了不少描述解放区情况的生动报道，特别是福尔曼写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和斯坦因写的《红色中国的挑战》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形成了有利于我党的国际国内舆论，对世界人民及英美法政府对中共重新认识和评估起了积极的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不仅利用电台和报纸等媒体进行公共外交工作，还指导解放区工运组织、青联和妇联派代表参加国际工联、青联和妇联活动，与各国人民建立联系，把中共的消息传出去，宣传解放区，揭露国民党。简而言之，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提出了如下公共外交思想。第一，“宣传出去，争取过来。”他指出，要使国内外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有一个真实的了解，相信我们有战胜敌人以及将来领导国家建设的能力，提高我们在国内外的影响和地位。对中外记者都应当争取过来，用他们的口笔替我们宣传。第二，外交工作中心应放在扩大我们的影响、争取国际合作上面。第三，一切应争取主动，不应有求必应，而应有所取舍，或有所轻重。第四，与外国人谈话时，可告者应力求真实，不可告者应力求隐蔽。

    建国后：官民外交互动，广交朋友之心
 

1965年6月，周恩来访问坦桑尼亚时，接受非洲民族联盟元老赠送民族服装。

 

1960年5月，周恩来访问越南时，和胡志明主席同少年儿童在一起。

    建国初期，周恩来作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于1949年10月至1958年初兼任外交部长），不仅参与最高外交战略决策，并直接领导实施这些外交战略与政策，而且进一步总结外交工作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和他本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奠基的民间外交思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与我国正式建交的国家少，使得政府官方外交的活动区域十分狭小，同时这种情况恰恰更加显出了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的独特优势，使它具有发挥自己独特作用广阔的空间。周恩来总理卓有成效地领导了新中国的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工作。周恩来一方面加速筹建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等政府外交的主干机构，另一方面又为开展民间外交做好组织准备。

    除了原有的工、青、妇和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四大组织继续发挥传统的对外交流作用以外，又新成立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1949年12月成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1952年5月成立）、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1954年5月成立）；国别民间组织也陆续成立，如中苏友好协会（1949年10月成立）、中缅友好协会（1952年5月）、中印友好协会(1952年5月)、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1960年3月）、中国—非洲友好协会（1960年4月）、中日友好协会（1963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领导下，在建国初的五年里，就完成了官方、半官方和民间三结合的外交战略布局。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民间外交团体成立后，紧密围绕党中央制定的外交战略目标和各项政策开展工作，积极邀请和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政治、经贸、文艺、教育、科技、体育和宗教等方面的人士到我国访问，并派遣各种代表团往访，大力开展各种民间交流活动。为了统筹管理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活动，1953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随着外事工作的全面发展，1958年3月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代替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

    周恩来不仅创建了新中国外交机构，制定了外交战略和各种具体政策，而且在20多年间亲自做了无数公共外交工作，展示了超凡的人格魅力和精湛的外交艺术。

    外交工作首先是做人的工作，外交就是交朋友的过程，朋友交得越多越好。这是周恩来从事外交活动特别是公共外交活动的一贯指导思想。他自己以惊人的精力和热情，抓住一切机会同来访的外国人士交朋友。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从1953年到1975年间光是会见来自日本的客人就达到298次，接见日本各界访华团体200次。每次会见平均以10人计（有一次多达260人），共达3000人次。他对来访的日本客人不分职务高低，不论身分贵贱，从政府首脑、党派领袖、国会议员到专家学者、名优雅士，再到一般青年、工人、农民，总是挤出时间，一视同仁，热情接待。正是这种全方位、多层次的公共外交深得人心，使他的言谈举止和思想品德，一直受到会见过他的日本朋友所崇敬和珍视。

    交友重交心。周恩来指出，外交工作的目的是联络感情，交友要交心。他重视通过交谈来沟通思想，同外国客人的谈话经常持续七八个小时。一位研究中国的日本学者感叹地说，周恩来身为大国总理，日理万机，却尽力会见众多的日本人，还常常彻夜长谈。像他那样同日本人肝胆相照、推心置腹地进行对话的领导人，古往今来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周恩来在同外国朋友交谈时，不仅善于吸取不同意见，而且努力创造条件使客人能够发表各种看法。他对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善于寻找思想上的共同点、接触点，并善于抓住问题的实质和关键，通过正面引导、正反对比等方法，让客人自己做出鉴别和判断。一位美国记者说：“在他面前，任何不信任的感觉或对他还有怀疑的判断，几乎都会烟消云散。”

    周恩来的公共外交思想

    在抗日战争期间和建国后，周恩来总结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经验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新鲜经验，形成了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的深刻思想。

    第一，要努力影响和团结各国人民。1952年4月30日，周恩来在一次我国驻外使节会议上阐述了新中国和平政策的六大外交方针，其中包括“团结世界人民”，强调要团结和争取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以巩固和发展国际的和平力量，扩大新中国的影响。周恩来的这一思想来源于毛泽东的人民观。毛泽东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他认为，要夺取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就必须“唤起民众”，既包括唤起广大的中国民众，也包括世界上一切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国际友人。毛泽东还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建立在“区别”之上，其中包括一般地把资本主义国家之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之人民相区别，也包括特殊地把帝国主义的政府与其人民相区别。

    第二，周恩来深刻论述了国际关系与民际关系的辩证法。他认为：“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国家间的官方关系是形式和手段，其内容和目的则是影响和团结各国人民。国家间的官方关系具有一整套制度形式，包括使领馆制度和各种外交惯例和礼仪等，不能不重视和遵从。“另起炉灶”就是要与旧中国屈辱的外交传统决裂，但并不抛弃国际通行的外交制度。周恩来认为，“我们要不亢不卑，便不得不有一套统一的礼节。当然，这些都属于外交形式。为什么要照顾外交形式呢？这是因为我们要争取外国人民，某些形式和制度是必须建立的。有时，形式是起很大作用的。”可见，沿用西方外交制度还是为了团结世界人民。周恩来概括了民间外交与官方外交的辩证互动过程：“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以官带民，官民并举。”这一重要方针的实施，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三，建立和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不能单靠职业外交家来进行，更多地应该依赖各国人民直接来进行。由于各国人民从事各种各样的行业和专业，为加强民间交流效果，周恩来非常重视行业和专业对口，主张“兵对兵，将对将，各行各业要通畅。”他认为，同行同业有共同语言，容易沟通，所以工农青妇和各方面的专业人员都要重视对外交流。

    第四，周恩来强调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的作用。他指出：“文化交流、经济交流是我们外交的两翼。”他认为，与尚未建交的国家交往，可先通过文化交流来增进彼此了解，通过贸易活动以满足双方需要，以此为建交创造必要条件，起到开路先锋的作用。实现建交目标后，仍需要以文化交流、经贸往来做后盾，充实外交内容，夯实官方外交的基础，形成民间外交与官方之间的有力互补。

    周恩来关于以国际关系作为形式，以影响和争取人民为归宿，民间外交与官方外交互动，人民之间通过各行各业直接交往的深刻思想，发展了毛泽东的人民动力观，奠定了新中国全面开展民间外交的坚实理论基础。他关于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的思想理论和实践艺术，是中国共产党的珍贵财富，为我们今天更好地开展公共外交工作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 作者：王红续（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中国外交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