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举行“一带一路”战略与公共外交策略研讨会。黄顺基教授、李忠尚教授、林坚主任和来自高校、机关、企业和媒体等多学科领域人员出席会议，张康之主任主持，大家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了讨论。
　　
　　如何认识“一带一路”战略或倡议
　　
　　“一带一路”是我国的中长期国家战略，旨在突破传统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建构一种合作的国际秩序。重点打造的不仅仅是两条纵贯亚欧大陆的经济大走廊，而是要借助这一战略契机，助推国家经济和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国家治理的能力，从而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深化改革，同时帮助众多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人大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柳亦博阐述了在当前的国际社会“去中心化”时代，应赋予“一带一路”最终打破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战略内涵。“一带一路”战略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对内提振，二是对外提升。对内提振是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打造国家品牌，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对外提升，在国际社会“中心—边缘”中，超越这种机构，形成一种等序的格局，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
　　
　　人大国发院研究员、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认为，“一带一路”不宜称为“战略”，更好的说法是“倡议”，“一带一路”不只是合作倡议，更有大量合作计划做支撑，需要与沿线国家、地区协商，“一带一路”的合法性在于世界日益增长的对合作公共产品需求与落后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丝绸之路是和平、贸易、文化交流之路。中国并非追求世界领导权，而是联合沿线国家发掘洲际、区域合作潜力，服务于地区繁荣与长治久安。“一带一路”既带来巨大合作机遇，也面临众多风险。
　　
　　中国太平洋学会原副秘书长、海洋出版社原副总编陈泽卿着重讲了新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的海权等问题，认为要把握“一海、一洋、一峡”三个节点：一海就是南海问题，一洋是印度洋问题，一峡是马六甲海峡，这是一路当中的关键，要实现畅通和安全。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必须要有强大的海权的维护，海权不仅仅指军事上海洋的控制权，包括海洋开发利用权、海空的管辖权和海洋安全权利等。
　　
　　全球智库联合会秘书长、中国宝贝国际投资集团总裁卞洪登认为丝绸之路包括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当代海陆空丝绸之路，利用丝绸之路制定新的运营规则很有意义。谈一带一路、丝绸之路，需要从更大的宏观设计、更久远的中国优势的激活，把我们千年世界沉淀的那些东西重新找回来。
　　
　　“一带一路”与公共外交结合
　　
　　近年来，公共外交兴起，表现为外交公共化、外交民主化、外交社会化和外交虚拟化等。“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加强公共外交非常重要。
　　
　　王义桅教授对“一带一路”及公共外交问题做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一带一路”的核心是丝路复兴，要旨在于开创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共同体；世界日益增长的对公共产品的需要与落后的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是时代的主要矛盾，“一带一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改变了单向度的全球化态势。丝路公共外交有三大对象：一是针对丝绸之路本身的公共外交：文明共同体。二是针对域外国家的公共外交：利益共同体。三是针对域内国家的公共外交：命运共同体。传播丝路文化、讲好丝路故事、阐明丝路精神，是丝路公共外交的三大内涵。。
　　
　　人大国发院研究员、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人大学报编审林坚指出，首先学术界要研究清楚，把可能的问题包括正面的、负面的问题都应该预先研究，公众要增加了解、理解和认同，并参与其中；把一带一路跟公共外交结合起来很有必要。
　　
　　人大国发院研究员、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云飞提出要考虑国家形象、宗教、环境、能源控制等方面，要考虑到处于世界历史研究的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世界历史是从空间结构上讲，全球化是从动态角度讲，现在要“去中心化”，涉及经济、国际格局秩序的重建等问题，带来了挑战和风险，也有机会；还要注意“反全球化”等问题。
　　
　　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体系及世界公域秩序
　　
　　在“一带一路”建构过程中，应当注意战略与策略的结合，在战略上实现对传统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和发达国家控制的突围，在策略上则应将和平发展、合作互惠、政企分开以及服务型政府建构等方面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聚焦点。
　　
　　人大荣誉一级教授、国发院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黄顺基认为，在国际关系领域发生了新的革命，必然遇到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地理等不同方面的管理，它有不同的考虑，要求新的规则。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要进行全球管理，理顺全球体系体制的关系，建立全球秩序。“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就是和平发展、共同发展、互利共进，要有系统的思维，从复杂性的角度、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层次来思考问题。
　　
　　中国驻澳大利亚前公使衔参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前副总编、人大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忠尚博士分析了“一带一路”的来龙去脉，结合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实际，提出我国应对全球治理体系与世界公域秩序问题有所作为，为多元化国际新秩序做出贡献。公共领域指不受单个国家控制，同时是各国所依赖的领域或者区域，构成了国际体系的网状结构，主要包括海洋、空域、太空等，对网络空间尚有争议。“一带一路”给我们的机遇有：一是把中国投资过剩的生产能力通过一带一路释放出来；二是把我们巨大的消费能力通过自贸区把它吸引到国内；三是市场流通的巨量货币，通过股票市场转移到实体经济中；四是把我国天量的外汇储备通过亚投行投资予有关国家的基础设施；五是把我企业引向国际竞争并相机发展壮大。”一带一路”使我们也面临挑战，即资金安全问题，我们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要力保经济效益，要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因为众所周知，一带一路是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
　　
　　人大国发院研究员、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张耀军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一带一路”也密切相关，从区域、空间的观点，各地区怎么去应对，从地理、人口等方面要注意中观和微观、宏观相结合的问题。
　　
　　张康之教授认为，在世界体系当中“中心-边缘”结构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我们面对这个现实，就是要打破这个结构，这就是“一带一路”的目标，所谓“去中心化”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但是它的行动方案应该是地域化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