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量权不审，不知强弱轻重之称；揣情不审，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

　　1“大战略”及“中国大战略”的概念定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狭隘的战略观念不能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人们对战略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进入20世纪20年代，随着科技和现代工业的发展，军队日益机械化，战争的前方和后方联系日益紧密，战略家对战争的思考在空间和范畴上更加扩大，战略研究开始进入经济、政治等领域，大战略的概念应运而生。“大战略”来源已不可考，但最早系统阐述的学者是利德尔·哈特，他将大战略定义为“协调和集中国家的全部资源用于实现由国家政策规定的在战争中的政治目标”［1］。以后，国外对于“大战略”的研究风起云涌。然而到目前为止，就像利德尔·哈特说的，“大战略研究的极大部分领域尚属于有待勘探和了解的未知地带。”［1］

　　之于中国，关于大战略的研究古已有之，古代军事家孙子在《孙子兵法·谋攻》中已经提出以战略为轴心的完整战略理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次攻城”。关于当代中国大战略的研究，目前也处于方兴未艾阶段，但多集中于最为宏观的层面，甚至在基本概念方面仍处于模糊争论阶段，短期内尚难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传统国家的潜力不相称，也与中国日益加强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相适应。根据门洪华教授的总结，大战略概念多有演变，并主要形成三派观点：“第一派观点着重强调大战略在军事领域的重要作用，认为大战略即国家运用政治、经济、心理、外交和军事手段取得战争胜利的艺术；第二派观点认为大战略是国家运用政治、经济、心理、外交和军事手段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艺术；第三派观点强调大战略不仅包括实现国家安全，还有国家发展等目标，大战略在实质意义上等同于国家战略。”［2］

　　鉴于第一派概念定位过于狭窄，第三派则过于宽泛，笔者基本接受第二派观点。自2012年十八大召开，新一届的领导班子履新以来，中国在外交方面呈现给世人崭新的面貌，更有国外媒体报道“中国外交再次由‘柔’变‘刚’”［1］。

　　作为一名研一的硕士研究生，和前辈比本就是望其项背，倘若从中国大战略的宏观角度切入难免浅陋，甚或挂一漏万，所以适逢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新貌，笔者将尝试从十八大后中国外交战略的新布局角度来浅议中国大战略，也算是对自己初步学习的小结。

　　2十八大后外交战略新布局的简要解读

　　正如十八大报告说的，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同时，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我们国家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而努力。为此，我国也制定了相应的外交政策，履行着新的外交使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的外交工作布局。十八大以后，我们国家结合新的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新增了“公共外交”的提法，将中国的对外战略正式发展为“五位一体”的战略新布局，即“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公共外交是补充”，从而展开了新的外交工作布局。

　　2．1“五位一体”之“大国是关键”

　　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这里的大国关系不囿于中美关系，而扩大到中美、中俄、中印、中欧、中日等双边关系，是更具层次、更丰富的关系。中国向世界发出了信号，同时世界也珍视与国际地位日益上升的中国的关系。自十八大以后，从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和英国首相卡梅伦访华并申请新浪微博官方账号可见一斑。

　　我们在重视与发达国家合作的同时，也应该积极防范它隐含的遏制战略，正如在一本萨义德访谈录里谈到的“攸关美国利益的事完全由美国来定义，单边主义是他外交政策的关键词”［3］。无独有偶，就有港媒报道指出，拜登访华或已得知中美军舰对峙事件。

　　此外，在处理“新型大国关系”的时候，我们应当着重注意“中印”之间的关系，防止一个崛起的印度成为中国的敌人。印度的崛起是中国和世界必须面对的趋势，像世界关心中国崛起的走向一样，中国也关心印度崛起的走向。中国的目的不应是试图阻止印度力量的上升，而是谋求一个强大的印度不会因为其民族主义而对中国采取敌意的态度［4］。

　　2．2“五位一体”之“周边是首要”

　　辩证地看，中国周边形势既有异常严峻的一面，也有非常积极的一面，比如北边的中俄关系和东南的两岸关系都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只要这两对关系保持稳定，则周边环境难以发生根本性逆转。同样辩证地看，有美国学者裴敏欣称“中国处于世界上环境最为险恶的一个地缘政治区域内。”［4］

　　中国南海已经成为世界新的地缘政治节点，而美国是中国海洋问题的根源。此外，当前海上争端升温，除越南、菲律宾、日本等国已在越线挑衅及美国同各“声索国”互为支撑这些客观因素外，中国战略主动性大幅增强也是重要背景。参考消息网转载了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报道，其配图的名称便是“辽宁舰在驶向南海海域航渡途中劈波斩浪”［2］。正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的解读，“中国已经具备了直面海上问题的国家能力和民族意志。因此，海上问题凸显也是中国实力、利益、战略发展的必然。指望毕其功于一役或很快解决问题并不现实，需要信心、决心和耐心。”［5］

　　所以，我们要辩证地看问题，辩证地对待和解决问题。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要稳住以中国南海为焦点的东亚，防止三海联动，控制住局面，软硬两手都要硬，齐头并进，不惧不躁，不再做被视为“软弱”的无节制忍让和妥协，不再放纵以小欺大，结束菲、越等国边分享好处，边挑起事端的局面，敢于树立起“靠得住、惹不起”的大国形象，增强对这一事态的主动把握，传达出中国“不想战争但决不惧怕战争”和“必要时不放弃武力”的清晰信息，只有维权才能维稳。另外，在东亚方面，我们重点要以基于经济优势的务实合作为手段，大力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把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和战略优势，着力破解美国在东亚的“合纵”，克服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经济体系与以美国为核心的东亚安全体系二元分离的现象［6］。传统战略一直讲“天时、地利、人和”，“地利”在哪儿？就是在东亚。中国有必要以东亚区域发展为核心，大力促进东亚一体化，为其他国家搭中国发展之便车提供机会［7］。

　　2．3“五位一体”之“发展中国家是基础”

　　例如在拉丁美洲，古巴和马岛问题拉开了美国与拉美国家的距离，现在拉丁美洲已经不再是美国静静的后院，中国战略拓展在东面要与美国逆向而行，越过太平洋转向拉丁美洲。在拉丁美洲，新兴国家群体崛起，进入了良性发展的机遇期。中国在拉美的地位与日俱增，中国与巴西、智利和秘鲁的贸易额逐渐超过美国，与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的贸易额仅以微弱差距位居第二，这为中国全面拓展和深化与拉美国家的关系提供了契机。

　　总体来讲，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等最不发达的国家，“先予之，后取之”，“多予之，少取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开展了包括援助资金、援助方式等多种形式的对外援助，中国还对四十几个最不发达的国家免除进口关税，零关税覆盖率超过90%以上的商品，这直接刺激了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各类出口，间接刺激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就业创造和税收贡献等。中国政府还积极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特别是对亚洲、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直接设厂，甚至直接建立研发中心。上述做法，彰显了中国新时期对于“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的战略布局，也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

　　2．4“五位一体”之“多边是舞台”

　　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多边舞台”莫过于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了。而十八大以后，着重要提到的是APEC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其间，习近平主席出访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推动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增进互信，加强了地区合作。

　　在APEC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阐述了中国对东盟的新外交政策。因为这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异”，中国贯彻“求同存异”，共同开发，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将东南亚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因该地区与中国山水相连，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目前，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已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经贸合作广度和深度正不断加深，彼此依赖性正不断增强，同时该地区稳定也有助亚太地区稳定和发展。近年围绕着南海问题，菲律宾等国不断地挑起事端，美国也直接卷入其间，一度呈现紧张的地缘政治大背景下，习近平此行更富有外交突围的色彩。“海上丝绸之路”是促进南海和平的一个亮点，实质是合作共赢。习近平主席出席峰会前，分别访问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并与两国签署上百亿美元的投资协议，由于贸易和金融渠道不断扩大，经济冲击可能比以往蔓延得更为迅速，因此所有亚洲国家都必须维持一个健全的宏观经济环境。总之，习主席纵横其间，发出了中国最强音，但绝不是仅为应对南海纷争的临时之计，而是光大中国的传统，深化中国睦邻富邻外交政策的具体内容，更是加强中国－东盟安全对话，增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重要内容。

　　2．5“五位一体”之“公共外交是补充”

　　目前能够归纳的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公共外交的定义有9种，最早的学术定义是1965年由塔夫斯大学埃德蒙·格里恩提出，他认为：“超越传统外交范围以外国际关系的一个层面，它包括一个政府在其他国家境内培植舆论、该国国内的利益团体与另一国内的利益团体在政府体制以外的相互影响、以通讯报道为职业的人如外交官和记者之间的沟通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过程对政策制定以及涉外事务处理造成影响。”［8］

　　1987年美国国务院出版的《国际关系用语词典》认为：“公共外交是指由政府主办的、意在引导或影响其他国家的公众舆论的项目；其主要工具是出版物、电影、文化交流、电台和电视。”在这两个定义中，行为主体都是本国政府，行为对象都是他国公众，主要手段都是信息教育、文化交流等，主要功能都是影响他国公众，以形成有利于本国的舆论。

　　十八大后，外交战略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增加了“公共外交是补充”的新提法，要求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维护我国海外合法权益；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友好往来，加强人大、政协、地方、民间团体的对外交流，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社会基础。APEC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前，在马来西亚华侨华人举行的欢迎午宴上，习近平说，“这是我时隔21年再次访问马来西亚，故地重游，倍感亲切。美丽的热浪岛、美味的冷冻榴莲在中国广受喜爱，马来西亚歌手梁静茹在中国广为人知，被许多中国歌迷认为是中国人。”而当天梁静茹也在微博上做出回应，“在此谢谢国家领导人习先生的赞美与肯定，小梁会继续在演绎歌涯里多唱几首好歌给大家”。而此次会面的焦点是将中马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其中一点便是“扩大地方合作和民间往来”。

　　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11日抵达泰国展开为期三天访问。抵达曼谷之后，李克强出席泰国国会举行的特别欢迎会并就中泰关系发表演讲，这也是近年来泰国首次邀请中国领导人在国会进行演讲。在演讲中，李克强提到，“泰国是中国游客最欢迎的出境目的地之一。中国艺术家拍摄一部电影《泰囧》，创造了中国国产片最高票房记录”。李克强说，“不是为这部片子做广告，而是为中泰友谊做广告”。中泰友谊源远流长，泰国也是中国在东盟国家中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保持了密切协调与配合，两国关系呈现良好发展势头，由此双方互利发展，政治带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与进步。

　　我国国家及政府的主席和总理与他国尤其是与他国民众(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外交正是公共外交的完美体现，这也表现出我国在公共外交上开始更多的新的尝试。此外，在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出访中，第一夫人彭丽媛端庄靓丽的形象也给世人眼前为之一亮的感觉，夫人会常代表中国看望当地的小朋友，观看一些文艺演出，并关注及参与当地的慈善事业，给往访国人民留下亲切、温暖的印象，体现出相当多的亲和力与人情味，从而彰显出十八大后新时期我国对外战略布局的新气象。

　　3十八大后外交战略新布局的美好愿景

　　上述十八大后外交战略新布局的五个方面其实是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的，但是为了行文的条理，笔者姑且将他们分开以框架的形式分别阐述，在这里做一个说明。

　　十八大后，中国令世界耳目一新的外交战略新布局更加昭示了中国的和平崛起。有人说过，大国崛起的方式往往比崛起本身对世界的影响更大。历史上，几乎所有大国的崛起都与战争、强权、奴役等血腥气息相联系。但是，中国的和平崛起似乎在追求“例外”。中国大战略(包括本文重点提及的“外交战略新布局”)的设定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夙愿服务的，中国的和平崛起与负责任大国形象并不一定赢得国际喝彩，我们却不能因为国际疑惧(即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而放慢脚步。只是我们不仅需要有所作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向世界发出“中国贡献”的“论调”；也需要时刻与时俱进，保持连续性和可发展性，并且充满信心和耐心。在博大精深的中国古老“和合文化”的熏陶下，中国“和平崛起”的“中国梦”指日可待，这不仅是中国的利益诉求，也是关乎全世界人民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