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韩国和印度在近年各自提升了他们的公共外交，而佛教外交则是三国公共外交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首先介绍了这三个国家的公共外交，然后介绍和分析了它们的佛教外交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这三个国家的佛教外交对中国佛教外交的启示。

本文作者张巨岩

　　日、韩、印的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在近年已经成为东亚和南亚国家及地区展示其经济成就，彰显其文化历史，塑造其形象，促进其出口，以及培养它们与外国公众关系的一个重要政策和战略。
　　
　　日本因其战后特殊的国际地位及其较早起飞的经济，而成为运用公共外交相对较早的国家。韩国也因其经济成就和地缘政治的限制，而加大对公共外交的投入。今天的韩国虽领土狭小，却成为在世界上有广泛文化和经济影响的国家。印度有着久远而灿烂的文化和宗教历史，近年因经济起飞，而成为“金砖国家”（BRICS）之一。它也日益重视公共外交，与其它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展开公共外交竞争。这三个国家均和中国比邻。它们的经济成功及其公共外交能力及影响，对中国形成挑战，也有着促进作用。
　　
　　日韩印三国作为亚洲国家，都有着悠久的佛教历史传统。日本最早利用佛教外交改变其在西方国家的形象。随着近年信仰外交的兴起，韩国和印度也开始将佛教外交纳入其公共外交政策和战略之中。本文先对三国的公共外交做简略描述，然后对它们的佛教外交进行综述。最后，本文将略论韩日印三国佛教外交对中国信仰外交的启示。
　　
　　日本的公共外交
　　
　　二战后的日本被美军占领，粮食极其短缺。日本政府开始对美进行文化外交，通过对美国出口有着日本民间文化特色的手工艺品，以换取从美国进口粮食。这些手工艺品包括日式餐具，烟具，酒具等。一九五零年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认为，一战后的凡尔赛和约对战败国惩罚过于严厉，从而导致了二战。他认为，如果国家之间发展长期的、非政府的文化友谊关系，则有可能避免另一次战争。杜勒斯于是派约翰.洛克菲勒为文化领事前往日本。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夫妇本人的促进下，日本政府在美国组织了一系列文化展览，展示日本的绘画、建筑、书法、电影等，这些文化外交活动极大促进了美日间的关系。
　　
　　1972年，日本政府成立了由政府主导，企业界象征性赞助的附属于外务省的“日本基金会”（JapanFoundation）。该基金会在世界上资助了很多文化交流项目，包括国际间学术文化人才的交流、日语教学、音乐会、日本电影电视展览、艺术展等。这一时期日本公共外交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和东南亚各国。
　　
　　一九九零年代，美国对日贸易出现巨额赤字，引发美国政客和民众担忧。日本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合作，并对美国的研究机构和个人提供资金。日本也开始在这一时期将大众流行文化，如漫画和动漫等，纳入其公共外交战略之中。日本外务省、文化厅、通产省、旅游局、观光厅自1999年起，联合在法国巴黎举办年度“日本博览会”，展示日本的流行文化。该博览会2012年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高达二十多万，展示内容包括日本的动画、漫画、游戏、音乐、时尚、体育、传统文化、茶道以及武道等。
　　
　　自2005年起，日本政府开始将日本饮食及饮食文化纳入本国的“知识财产战略项目”（该项目下设“日本品牌工作组”，由首相和内阁大臣组成进行年度审阅），并决定在全球推广。其计划之一是学习泰国和意大利，对“正宗日本料理”进行资格认证，但由于一些媒体的批评以及实际操作的困难，日本政府改而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机构JapanRestaurantsOverseas（JRO），在海外普及和推进日本料理，“建议”国外制作日式饮食的餐馆使用日本烹饪技术、装饰、日语、日式服务等，来推介“真正的传统日本料理”。JRO在上海、曼谷、巴黎、阿姆斯特丹、台北、洛杉矶等设立办公室，这一公共外交行动被称为“寿司外交”。
　　
　　此外，日本还通过其非政府援助（ODA）项目对外实行科技外交。目前日本政府在多个驻外使领馆设立了科技代表，负责引导当地的日本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与当地建立科技网络。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日本文化在全球影响甚广，甚至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称为“文化超级大国”。其流行音乐、电子产品、建筑风格、时尚、动画和漫画以及饮食等，都在全球受到广泛欢迎。
　　
　　韩国的公共外交
　　
　　韩国的经济总量在全世界排名目前已经达到第十五位，但因其国土狭小，并且生存在中、日、俄、美战略强国的地缘政治夹缝中，很难超越其“中等国家”的地位。因此，公共外交成为韩国近年来进一步扩展其国际空间，推进其产业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战略。
　　
　　2009年，韩国政府成立了“国家品牌总统理事会”，以促进韩国的文化和高科技创新。同时，政府主导成立了民间顾问团体“韩国公共外交论坛”（KPDF），以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其文体旅游部在世界各地开设了“世宗大王学院”，教授韩国语及介绍韩国文化。至2012，韩国在世界各地已设立了90多个“世宗大王学院”。
　　
　　韩国也学习日本，成立了“韩国基金会”，促进海外的韩国研究。它还设立了“文化交流工程”，在海外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包括表演，展览，电影节等，促进世界对韩国的理解。此外，韩国政府要求其驻外使领馆发动留学生和外国学生运用网络媒体如博客等，介绍韩国，提升韩国形象。韩国政府也积极促进流行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印度的公共外交
　　
　　印度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宗教和文化遗产，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及尼赫鲁主导的不结盟运动深刻的影响了近现代世界政治运动。这些和今日印度的信息技术产业、宝莱坞的电影以及它的民主政治体制等一道，构成了印度丰富的公共外交资源。
　　
　　印度的公共外交基本采用了英国模式，即集中在三个方面：文化和教育交流；通过智库等进行的研究交流；以及由国家支持的对外媒体。印度外交部于2006年设立了专管公共外交的部门。此外，印度文化委员会（IndianCouncilforCulturalRelations，ICCR）和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IndianCouncilonWorldAffairs，ICWA）也是两个执行公共外交的重要机构。ICCR创立于1950年，其使命是“制定和实施和印度对外文化关系有关的政策，促进印度和其它国家的相互理解及和其它民族的文化交流”。ICCR已经在世界有24个分支，它计划在未来增加15个。ICWA创立于1943年，主要集中在研究国际关系和外交事务。印度当前的公共外交主要集中在一下一些方面：
　　
　　第一、开展国际教育交流。印度的一个主要举措是和其它南亚国家，包括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阿富汗，不丹，马尔代夫，孟加拉国，尼泊尔一起，于2010年成立了南亚大学（SouthAsianUniversity,SAU)。该大学立项于2005年，主要提供硕博士教育。校址设在新德里，计划在2015年全面完工。总投资超过三亿美元，由印度提供绝大多数投资。印度国际教育交流的另一个工程是建立那烂陀大学（见印度佛教部分）。此外，印度政府设立的主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经济援助的“印度技术及经济项目（TheIndianTechnicalandEconomicProgramme，ITEC）在2011-12年间，向160个合作伙伴国家的6500多人提供了民用技术及经济培训。
　　
　　第二、针对印度海外侨民的公共外交。为了和世界各地的印裔侨民建立关系，印度政府成立了海外印度人事务部。该部的活动包括举办“海外印度人日”，会议，讲座，媒体活动，与商界，文化节及政界建立联系。该部最重要的一些举措包括：始于2006年的“海外印度公民计划”，该计划向印裔侨民发放进入印度的永久性签证；举办海外印裔青少年寻根活动；建立专门招收印裔学生的数个大学，等等。
　　
　　第三、将社交媒体纳入公共外交。印度在近年开始注重在公共外交中运用社交网络媒体。为了和年轻人培育长期关系，印度外交部设立了网络平台，将YouTube,Flickr,Facebook,和Twitter等全球社交媒体纳入其公共外交轨道。2012-2013年，印度外交部的公共外交部门开展了一项让全球参与者在YouTube上上载自己拍摄的有关印度的电影短片的竞赛。该竞赛题为“印度是....：一个视觉旅程”。印度著名的电影导演和编剧与YouTube合作，摄制了五个示范影片，其主旨为“惊人的印度”，“难以忘怀的印度”，以及“印度与你处处同在”。这项活动还得到了Google的合作。
　　
　　第四、在文化外交中运用宝莱坞的电影。印度宝莱坞的年产值约20亿美元，不到美国好莱坞700亿美元年产值的百分之三，但它的电影在世界各地不乏受众，就售出的票数来说反而是最高的。在2011年的法国嘎纳电影节上，印度政府举办了一场盛大派对，600多名全球知名的电影界的投资人，制片人和演员赴会，被认为是印度软实力在国际电影界的初步展现。2012年，作为印度文化外交的一部分，数位最著名的印度宝莱坞的明星蜡像被送至杜莎夫人蜡像馆在华盛顿，好莱坞，拉斯维加斯，奥地利以及悉尼的连锁分馆展出。
　　
　　韩、印、日三国近年的佛教外交
　　
　　日本近年的佛教外交
　　
　　日本佛教宗派在海外的传播 
　　
　　日本于19世纪开始向西方介绍源于曹洞宗和临济宗的日本禅宗。二战期间，日本佛教包括禅宗，净土宗和日莲宗等，支持日本政府的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并成为日本政府对外殖民宣传的一部分。二战结束后，日本新宪法规定政教分离，日本佛教得以复兴，并向西方等国家传播。铃木大拙（1870–1966）和一些战后移居美国的日本佛教代表人物积极将日本佛教典籍翻译为英文，并将日本禅宗“包装”为能够为西方社会理解并接受的修行方法。
　　
　　日本的净土真宗早在19世纪即开始在北美传播。二战后，该宗派加大在西方的传播。目前，净土真宗在美国有60多家寺院，多个僧团，其僧俗信众约有16，000多人。日莲正宗及其下属机构创价学会也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传播网络（创价学会于1991年宣布和日莲宗脱离）。日莲宗的海外成员有很多非日裔人士，包括很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信众。该宗派宣称在全球有1200万信众。
　　
　　日本政府的佛教外交
　　 
　　日本政府的佛教外交主要包括资助修复和保护世界佛教文化遗址，推介日本佛教文化遗产，以及介入和佛教有关的国际事务，及利用佛教加深和有关国家的关系。
　　
　　日本基金会和日本保存世界文化遗产信托基金资助了世界上很多文化交流项目以及维护和修复文化古迹的工程。其资助的国家包括中国，缅甸，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及柬埔寨等。日本政府也对复兴那烂陀寺，建立那烂陀大学的泛亚国际工程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日本外务大臣和那烂陀大学顾问团分别在2007年和2010年两次会面，探讨日本如何进行资助的问题。2006年12月，日本政府和印度政府在2006年签订了共同声明，表示将构筑两国间“战略性全球合作伙伴”关系。日本资助印度的许多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德里的地铁系统。其中也包括由日本向复兴那烂陀大学的工程提供一亿美元的资助。此外，作为其对外文化资助项目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出资在那烂陀附近的村庄打造了42口水井，为村民提供饮水便利。
　　
　　日本政府还积极向世界推介本国的佛教文化遗产。经日本政府推介，该国的两处佛教文化遗址，包括日本净土宗的平泉寺庙，花园及考古群和奈良的法隆寺佛教建筑群，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址名单中。2010年日本主持的亚太经合会议时，会议日程中包括安排与会者在镰仓的大佛像及高德院前合影，演示日本禅修方法，以及品尝佛教素食等。此外，为纪念日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在中樱花树100周年，日本政府于2012年在华盛顿建造了一个日本禅宗庭园。
　　
　　在涉及佛教的国际事务中，日本政府积极与佛教徒立场保持一致。2001年阿富汗塔利班分子扬言要炸毁古迹巴米扬大佛雕像时，日本政府进行积极穿梭外交，试图阻止塔利班的行为，但未果。在2007年缅甸僧人上街抗议军政府的统治时，日本政府曾和美欧政府一道，要求缅甸政府和佛教僧人进行真诚对话。
　　
　　最后，日本政府还运用佛教外交加强和佛教国家的关系。例如，蒙古国总统恩科巴雅尔访问日本的时候，日本政府为期安排的日程包括访问分别位于藤沢市和横滨市的两个佛寺。2011年，不丹新婚国王和王后访问日本的时候，他们受邀在一个日本佛教徒用海啸时候打捞的一个松木雕刻的佛像上象征性的刻凿，以表示对日本海啸受难者的祈祷。
　　
　　韩国的佛教外交：韩国佛教的全球化
　　
　　韩国政府和民间组织自2011年后，携手推进向世界介绍韩国的佛教，并有意识的将佛教外交纳入其国家公共外交政策之中。
　　
　　曹溪宗推广球化韩国佛教的计划
　　
　　韩国最大的佛教门派曹溪宗通过派送高阶位的僧人到海外访问，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管理网络。曹溪宗总务院长慈乘法师认为，佛教外交是韩国国家品牌塑造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他说：“如果韩国佛教为世界所知，那么国家的品牌和地位自动会一起提升。”慈乘法师在法国巴黎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宣布，韩国曹溪宗将通过一个长期计划，在全世界集中推广韩国佛教，近则10至20年，远则40-50年，终会结果。
　　
　　曹溪宗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将韩国的佛教禅修方法“看话禅”与中国的禅及日本的禅区别开来。韩国的一个重要法师说，“较之世界其它地方，韩国佛教的修法保存了传统佛教本来的方法...现在是该把韩国的修法推广到全世界的时候了”。有迹象表明，韩国佛教正在采用西藏佛教在西方的传播方式。例如，曹溪宗组织将其大师的讲法翻译为英文，由英语世界的韩国问题专家和讲英文的僧人编纂翻译，介绍到西方。韩国佛教徒早在2007年即在开办了“首尔佛教英文图书馆”，为韩国佛教的全球化做准备。
　　
　　此外，曹溪宗提供高达10万美元的奖金，鼓励和吸引外国研究韩国的学生及外国的佛教僧人修习韩国佛法。其它的项目包括：建立了一所以韩国高僧命名的禅修学校，吸收和训练外籍僧人加入曹溪宗，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推广韩国佛教文化活动如莲灯节，在外国大学校园举行韩国佛教仪式和音乐表演，设立由外籍僧人主持的韩国佛教寺庙等。此外，曹溪宗还计划在法国老佛爷百货公司（GaleriesLafayette）建立专营韩国佛寺食品的餐馆，向世界推销韩国佛教饮食文化。此前，曹溪宗已经在德国和美国举行过关于韩国寺庙饮食的研讨会。
　　
　　曹溪宗下属的国际传法者协会（InternationalDharmaInstructors’Association，IDIA）开设了讲授佛教知识和修法的英语课程。2009年，韩国佛教徒举行了一次题为“看话修全球化的前景及意义”。与会者认为，应大力将韩国佛教著作翻译为英文。2010年，韩国东国大学举行了一个题为“看话修，照亮世界”的会议。该次会议邀请了多位国际学者，以让他们亲身感受看话修的方法。东国大学计划召开另一次类似会议，邀请哈佛大学，多伦多大学以及夏威夷大学等国外大学的学者参加。
　　
　　其后不久，韩国佛教推进基金会即出版了其第一部英文佛教图书《韩国佛教的色彩：30位代表人物及其故事》，向外国人介绍韩国的佛教。韩国佛教文化团（TheCulturalCorpsofKoreanBuddhism）推出一项计划，吸引外国旅游者在佛寺中短暂驻留，以体验韩国佛教。该机构为此设立了一个多媒体网站，包括运用社会网络媒体等。2012年，曹溪宗的宗正真际法师受美国国会邀请，与世界其它国家的140多位领袖一道赴华盛顿参加由美国总统奥巴马出席的国家早餐祈祷会。真际法师介绍韩国佛教修法的英文著作《开启心智，见到光明》此前在美国出版。
　　
　　韩国政府的参与
　　
　　韩国政府也积极介入佛教外交。2011年12月，附属于韩国文化部的国立国乐院在法国和德国举行了韩国佛教音乐表演。韩国政府在和北朝鲜的交往中也运用了佛教外交。曹溪宗的一个口号是“与北同在”。2012年释迦牟尼诞辰日，曹溪宗邀请了北朝鲜佛教协会的主席到首尔参加庆祝仪式。作为南北朝鲜和解计划的一部分，韩国佛教界领袖应朝鲜宗教委员会访问量平壤。南北韩佛教界还携手一起追索流失在美国和日本的韩国佛教文化遗物。韩国政府也对复兴那烂陀寺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前总统李明博曾对到韩国访问的那烂陀顾问团表示，韩国将研究如何作出贡献。
　　
　　韩国佛教界扩大影响力
　　
　　2012年6月12日，第26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WorldFellowshipofBuddhists--WFB）在韩国举行。会议期间，中国要求西藏代表团退席，遭到东道主韩国曹溪宗的拒绝。中国代表团宣布退出大会回国。曹溪宗认为，中国代表团的行为与佛陀的慈悲思想相违背，也和世佛联促进世界佛教徒统一，团结及兄弟情谊的宗旨相违背。曹溪宗要求中国佛教界道歉。
　　
　　印度近年的佛教外交
　　
　　印度在阿育王时期（公元前304–232），曾向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广大地区派出过九个佛教僧团，传播佛教。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横跨三大洲的信仰外交。但自五世纪以后，随着北方民族的入侵，维护种姓制度的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兴起，以及受其影响强调性力及神秘力量的密宗的兴盛，佛教在印度本土基本彻底消亡。
　　
　　19世纪的时候，斯里兰卡著名的佛教徒AnagarikaDhammapala主导成立了印度摩诃菩提协会（MahaBodhiSocietyofIndia），佛教在印度才开始重现生机。但一直到1956年，佛教才在印度开始真正的复兴。印度宪法的起草者，著名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家BabasahebAmbedkar博士在这一年和数万人一起，皈依佛教。但佛教在印度的影响还是非常有限。今日的印度约有八百万佛教徒，占其总人口不到百分之一。其信徒人数在印度其它宗教中居于第五位。
　　
　　随着印度经济的起飞，其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九。印度和巴西，俄罗斯，中国，南非一道被称为“金砖五国”。印度开始重视佛教外交。印度政府对佛教外交的重视可能出于和中国佛教外交进行竞争的考虑。印度认为，它才是正真的佛教中心。一名印度外交官说，“中国试图将印度排挤出东南亚的地区格局中，视印度为外来者。但印度通过强调它和该地区长达数千年的佛教纽带，正在不张声势地表明，它不是一个破门而入者。”印度近年的佛教外交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战略和政策上。
　　　　
　　举办有关那烂陀大学的国际佛教会议
　　
　　印度重要的佛教机构“阿育王使命”（AshokaMission）在过去十多年先后主持举办过数次国际佛教会议，包括2003年4月的“圣那烂陀的意义”（TheMeaningofSriNalanda），2006年2月的“那烂陀的遗产”（theHeritageofNalanda）等。这些佛教会议旨在纪念古代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对世界作出的贡献，也是印度佛教外交的重要举措。参加会议的包括来自不但，中国，印度，越南，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等地的僧人和学者。
　　
　　领导复兴那烂陀寺的泛亚行动
　　
　　印度最初提出复兴那烂陀寺的想法始于1990年代。但直到2006年才真正启动具体计划。其它亚洲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等，都以此为契机，开展佛教外交活动。[Shekhar,V.(2007).RevivalofNalandaUniversity:Keyplayersandtheirsoftpowerdiplomacy.IPCSSpecialReport,48.]印度政府成立了临时理事会那烂陀顾问团（NalandaMentorGroup，NMG），该团体由印裔哈佛大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阿狄亚马森（AmartyaSen）领导。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GeorgeYeo）也是该理事会的成员。杨荣文称复兴那烂陀寺的工程是“亚洲复兴的标志”。
　　
　　那烂陀顾问团于2007年在新加坡举行了第一次会议。顾问团认为，“在一个亚洲再次成为经济轴心的时代，那烂陀有潜力成为一个代表全球理解和世界和平的灯塔。”印度国会于2010年通过法案，允许重建那烂陀寺。印度政府为该工程划拨了一千万美元的启动经费。
　　
　　2011年全球佛教大会（新德里）
　　
　　2011年是释迦牟尼成佛2600周年。佛教组织“阿育王使命”在印度政府支持下，于该年11月在新德里召开为期四天的全球佛教大会。该大会的目的是成立一个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国际论坛。来自32个国家的800多名僧人，学者，及政府官员参加了大会。达赖喇嘛是该会议的主要受邀者。蒙古，斯里兰卡和不但等国的政府总理，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ndianCouncilofCulturalRelations，ICCR）的官员等参加了会议。因此，这一大会有明显的公共外交使命。为了扩大对青年的影响，该大会还举行了一次佛教文化传统节，其内容包括来自多个国家的表演，电影艺术展，摄影和图书展等。
　　
　　发展佛教旅游
　　
　　释迦牟尼出生于今天尼泊尔的蓝毗尼，但他成佛，初次说法，布道，涅槃等都发生在今天的印度。因此，印度有非常丰富的佛教历史遗址，是世界佛教徒参观旅游的重要目的地。印度政府也把发展佛教旅游作为塑造国家品牌的一个重要战略。2002年，位于释迦牟尼成佛的菩提伽耶大觉寺（MahabodhiTempleComplex）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印度政府此后开始了一系列举措，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开发其佛教旅游资源。印度政府曾主持召开了“佛教与精神旅游国际会议”。印度总统和达赖喇嘛出席了该会议。
　　
　　对中国信仰外交的启示
　　
　　较之其它形式的公共外交，信仰外交可能是最能够持久，广泛而又细微地影响一国民众及文化的交流过程。佛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对中国本土文明而言均是外来宗教。但它们通过官方引进或民间输入的方式传入中国，而深刻的影响和塑造了中国的文化和文明。但这并不意味着和这三大宗教有关的信仰外交在中国已经完成。相反，日韩印三国的佛教外交表明，信仰外交正在重新成为重要的国家政策和战略。
　　
　　中国只是在近年开始重视信仰外交。在佛教外交，基督教外交，伊斯兰教外交等方面均有建树。但中国信仰外交较之其它国家，面临着较为不利的生态环境。首先，中华文明相对其它文明而言，宗教色彩并不浓厚。在信仰外交中，基本上处于输入者一方。在输出方面似乎并无如其它一些文明那样深厚的历史经验。其次，中国的宗教又和民族问题紧密相关，使问题变得复杂。就佛教外交而言，主要有以下一些问题：
　　
　　首先，在过去数十年中，在欧美最有影响的三大佛教宗派包括日本的禅宗，东南亚国家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内观禅修，以及西藏的密宗。相对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如泰国等，中国汉传佛教宗派在欧美的影响是非常小的。
　　
　　其次，中国虽然有着悠久丰富的佛教传统，众多的佛教宗派，但汉传佛教相对于日本禅宗，西藏密宗，以及南传上座部佛教而言，缺乏一种将自己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佛教宗派鲜明区别开来并可以广泛推广的“品牌”。南传上座部的鲜明特色在于它是和两千五百年前佛陀所教授的教义，修行方法及建立的僧团制度最为接近的佛教。国际学术界也一直认为巴利语系的上座部佛教是最原初的佛教。它的“品牌”是“内观禅修”。日本推行的是经过包装的日本禅宗以及与之相关的日本民族独特的审美（如禅宗庭园）。藏传佛教的“品牌”在于其神秘主义和形形色色的仪式，如坛城沙画及诸种法会。韩国目前正在推广的韩国佛教的“品牌”则是其“看话修”及和佛教相关的韩国食品等。因此，中国的佛教外交应该以寻求建立和完善汉传佛教的“品牌”。
　　
　　第三，因为有着不同于其它国家的宗教政策，以及棘手的政治和民族问题，中国在国际上的佛教活动往往被迫或者主动和西藏问题挂钩。西藏佛教在西方的影响和西方社会对达赖喇嘛和藏独运动的同情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在国际上因为西藏问题而产生的冲突和争执中，往往得到负面的评价。这在2012年韩国世佛联大会上中国和韩国发生的冲突中得到充分体现。中国在适当的时候，应该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通盘考虑现行的宗教政策对传统外交及公共外交的影响。
　　
　　第四，日韩的佛教外交均立足于长远，而从细微处扎实做起。如前所述，曹溪宗声称，韩国佛教外交的目的是四十到五十年后结果。而其实施则有着一套详细而不张扬的计划。这也对中国目前的佛教外交有借鉴意义。
　　
　　最后，印度对佛教旅游资源的开发及对世界的推广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有着丰富的信仰旅游资源。但在整合开发和向世界推广的同时，要防止目前一些地方出现的掠夺式开发，同时也要注意维系佛教的圣洁精神，防止这种旅游项目流于恶俗，而造成长远的负面影响。此外，韩国利用英语世界的佛教资源，包括外国学者及僧人，以及新媒体和奖学金等，来推广该国佛教的国际化，也对中国佛教界有借鉴意义。中国目前的国力完全有能力担负类似的项目。
　　
　　作者：张巨岩（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副教授，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中心研究学者。获美国密苏里大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学士。中文著作有《权力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