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1日，在英国伦敦兰卡斯特宫举行的中英创意产业峰会上，萨顶顶应邀为习近平主席、彭丽媛女士、英国皇室威廉王子、凯特王妃演唱了全新编排的歌曲《JOY欢乐颂》。为什么是她？萨顶顶的音乐有什么特别之处？她通过音乐向全球听众和观众展现了一个怎样的中国形象？本刊编辑部专访了萨顶顶女士，希望通过学习借鉴她长期从事中国音乐国际交流与传播工作中所积累的成功经验，能够对我们音乐艺术界人士进一步做好公共外交工作有所启发。
　　
　　中国音乐家参与元首公共外交
　　
　　柯银斌：顶顶，您好。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国家主席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女士于2015年10月19日至23日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您作为环球音乐旗下的歌手受邀参加了10月21日在英国伦敦兰卡斯特宫举行的中英创意产业峰会，并为习近平主席、彭丽媛女士、英国皇室威廉王子、凯特王妃演唱了全新编排的歌曲《JOY欢乐颂》。我们还想知道，为什么是您而不是别人？
　　
　　萨顶顶：这次演出活动是由中英两国外交部共同安排的。为什么选择我？我想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我的音乐内容的中国文化元素，二是我的音乐形式的跨国合作方式。
　　
　　事实上，这次表演，在我之前，有一个英国小女孩的演唱，歌词大意是“我不知道红色是什么，但是我很想了解。当这个世界非常纷扰的时候，很多人在我的耳边不停地说这说那的时候。我不愿去听我耳边传来的这些声音，我只愿意静静地感受我所感受的”，她作为一个引子，引出由我带领着云南南涧县的跳菜舞团队和英国青年合唱团共同表演的《JOY欢乐颂》。
　　
　　这次表演前，我专门飞去洛杉矶，邀请了获格莱美奖的一位音乐家改编我的两个原创作品，分别是《快乐节》和《如影随形》。在创作《如影随形》期间，我曾到云南的小水井村，发现有一个全体苗族村民组成的合唱团，他们是在八九十年前通过一个西方音乐家把这种四部合唱的形式带到了他们村庄，而村民们觉得这种方式很好、很好听，就把这种形式学会并且一代代传承下来直到今天。当时，我就对他们这种对外来优秀文化的保存、传播和传承觉得很好，其中蕴含着中国人对欧洲人的一种情意。后来我就创作了一首歌，专门又去小石井村把这个合唱录制进来。非常高兴，可以在此次演出中还原了这种合唱，邀请到英国青年合唱团来完成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欢乐颂》的合唱部分，舞蹈的表演又邀请到来自云南南涧县的跳菜这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演形式，由中英两国音乐家在四分钟之内，用不同的音乐来直接表达和传递情感，跨越了语言的障碍和文化的界限，一起抒发了中英两国人民对快乐和幸福本质的理解和追求。
　　
　　看似一场小小的演出，但在这样的外交场合，音乐已经超越了它本身的含义，上升到了公共外交的层面。英国小女孩在告诉我们，英国人对我们是友好的，他们会用心去感受我们。我的演唱也是告诉英国人及全世界的人民，中国文化是精彩的，中国音乐是完全能够与西方音乐相融合的。
　　
　　音乐必须根植于本国民族文化
　　
　　柯银斌：确实，能够为国家元首表演、音乐家参与元首公共外交的机会非常难得。您能得到这样的机会，说明您已经走到了音乐国际交流的最前沿。我相信大家都想知道，您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是什么使您成为今天的萨顶顶？
　　
　　萨顶顶：在2008年，我参加BBC音乐大奖活动，并获得了“英国BBC 世界音乐大奖”亚洲第一歌手的称号。同年7月份，我又很荣幸的参加了在英国皇家阿尔伯特剧院举办的BBC世界获奖音乐家音乐会，音乐会中汇聚了世界各地的音乐界泰斗。特别幸运的是，我的那场演出进行了全球直播。直播之后，我们就接到来自各个国家的巡演订单。所以可以这么说，那场音乐会是我世界巡演的开端。
　　
　　从2008年一直到2012年，我带着来自中国的音乐走遍全球30多个国家去举办个人音乐会，包括悉尼歌剧院、英国的SAA、Union Chapel等等。正是这样的演出，才让我的音乐走入了西方的主流媒体。在国外，华裔或者中国人的表演大多为器乐表演，作为歌手，尤其是创作型的歌手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我觉得，我的音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即“有国籍的音乐”。为什么称为“有国籍的音乐”？音乐的国籍不仅仅只是表现在所使用的语言，而是音乐本身的旋律和节奏带有你所属的那片土地的感觉，这是非常重要的。
　　
　　在音乐中，除了用到汉语、彝语、藏语和梵语以外，我还自创了一种语言，叫“自语”。什么是“自语”？就如婴儿，不会说话，但他能够表达自己的情感。这其实就是用了超越语言的一种情感表达。我在2007年发行的第一张唱片《万物生》中，就大胆的运用了“自语”。其中有一首怀念我已故的外婆的歌曲《锡林河边的老人》。这张唱片纯属我自己独立制作，后来得到了世界各国音乐爱好者的认可。
　　
　　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西方人会喜欢我的音乐，我认为是因为音乐风格已经被全世界的音乐家做到了饱和，但他们恰恰在我的唱片找到了哪怕只是0.1的创新的价值吧。所以接下来，我的眼界更开阔了，需要学习的东西更多了。这时候，正好也收到了很多来自国际上的音乐家寻求合作的邀请。
　　
　　我选择了一位名叫Marius De Vries的英国人，与他合作了第二张唱片——《天地合》。这张唱片使我们获得了iTunes2010年全球付费下载第一名的好成绩。当我看到这个成绩之后，特别激动，因为我看到的是，新生代音乐的一种生命力，所以当时便决定让我的音乐更广泛地进入商业市场。因为任何一种艺术形态必须具备商业性，它才会被这个时代记忆，才能更好地影响到更多的人。
　　
　　以跨国合作方式制作音乐
　　
　　柯银斌：跨国合作是您音乐生涯中的常态，这一点我特别感兴趣。我想请您详细讲讲，以中国的内容来做音乐，是怎么合作的，为什么要合作？合作的过程中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又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
　　
　　萨顶顶：我的跨国合作情况可能跟其他人不一样，我不会跟着外国合作者的思路走。我觉得，真正的跨国合作是在互相欣赏、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的，结合了双方各自的长处，去完成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且是共同利益最大化的。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跨国合作才会是成功的跨国合作。所以，当外国音乐家来跟我合作的时候，一张唱片中，其中只有三首歌跟他一起作曲，而其他七首歌都由我自己独立作词、作曲。
　　
　　外国音乐家还会协助我，将编曲变得更国际化，更容易被西方人接受。也就是说，主要的旋律重点来自于我，它还是我们中国的旋律，但表现形式要国际化。
　　
　　在我的音乐里，我一直在追求平衡。跨国合作，无论什么都要讲究一个平衡。这张唱片最后的面貌是怎样的，其实只是一个感觉。我的原则就是，只要有51%是我萨顶顶的感觉和中国的感觉，那其余49%就交给外国合作者。更奇妙的是，这些合作的邀请都是我曾经的偶像们提出来的。
　　
　　和他们的合作，我觉得没有什么困难。如有困难，那也只是我自己的自我修炼的过程。音乐家们的脾气性格不一样，有的音乐家是非常执着的，他会连续几天不睡觉将工作做完，做好；有的音乐家是完全放松的，就如印度籍的音乐家。我只要适应他们就好。
　　
　　这虽然只是一个工作习惯的差异，但是它里面也深含着对音乐的一种状态。创作的过程，并不是机械的，不能以一种方式完成它。这个过程中，它需要固执、也需要放松，这是需要我们自己调节的。
　　
　　全球展现“时尚中国”
　　
　　柯银斌：我们一直在讲，公共外交的主要任务是在外国民众当中树立一个中国的形象。通过您的音乐作品，在全球观众和听众中，树立了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形象呢？
　　
　　萨顶顶：我的音乐具备时尚中国的概念，即“ModernChina”。因为在西方人的眼里，他对中国的音乐甚至对中国的很多文化并不是很了解，通过我的唱片，可以了解到现代化的中国、时尚的中国。
　　
　　在国外这么多年的演出，给我的感觉就是，外国人并不是完全了解中国的文化，他们无法想象56个民族是怎么融合的。通过我的音乐和与其交往，让国外的朋友明确地知道：第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第二，中国现代的年轻人已经完全具备传承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发展它并且和世界交流这样的能力。
　　
　　我曾经遇到这样一个采访，外国人不太理解中国为什么不发展摇滚乐，曾经直面地问我：“是不是因为政治的原因不发展摇滚乐？”我对他说：“首先，您的理解是比较狭窄的。摇滚乐并不是中国的艺术形式。我们大力发展京剧，因为那是我们的艺术。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艺术形式。那我可以问您，英国为什么不开京剧课？”
　　
　　对于不一样的文化，我们持的态度不一样，本民族的文化我们肯定要普及，要去传承；对于外来的文化，是否有适合它生存的土壤，是否可以在中国发展，那要看它自己的生命力。
　　
　　一个年轻人如果进入了公共外交的领域，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去多学习，因为这样眼界才能打开。当你回答外国人的问题时，你才能真正切入要点，如果不多学习，有时候你的发言会适得其反，也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我觉得，作为一个有国籍的人，要在世界上去展现自己本民族文化的话，首先你要记住你来自于哪里，记住你要有国格、人格。现在回想之前慢慢成长的过程，我很欣慰，永远记着自己是中国人！
　　
　　萨顶顶：中国著名音乐制作人、歌唱家，环球唱片签约歌手。
　　柯银斌：本刊编辑部主任、察哈尔学会秘书长兼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