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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作远客,五更思故乡
时间:2015-07-28 来源:
   

          她是公认的外交翻译中的佼佼者。她长期担任中国领导人的口译,有大量的一线翻译实践经验。1991年至1994年,她担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领导过外交部的翻译班子,在翻译理论上也颇有造诣。此后,她出任过中国驻卢森堡大使和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驻法国使馆的高级外交官,多有建树,具有丰富全面的双多边外交经验。这些经历使她对外交翻译有着与众不同的感悟和诠释。——杨洁篪
 
          经外交部外交笔会副会长刘一斌先生的介绍,《公共外交》杂志得以采访外交部前翻译室主任、前驻卢森堡大使施燕华女士。柔和清晰的语言中透着坚定,诚恳的态度里暗涵果毅,不夸张但也不刻意谦虚,是她给我们的第一印象。
而开篇中,杨洁篪先生的这段话,非常好地概括了施燕华女士的人生。把外交翻译作为一生的事业追求的她,用自己的专业实力和女性优势,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成为新中国任命的40多名女大使中的一员。而外交翻译,这个占据她职业生涯时间最长的身份,使她的故事显示出简单的执着。
 
《我的外交翻译生涯》

          施燕华女士的自传《我的外交翻译生涯》一书于2013年4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全书近18万字,重点记叙了1965年至1985年的20年间,她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
          与施燕华女士相识三十年有余的杨洁篪先生刚进外交部翻译室的时候,她已经从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回到了翻译室,是个拥有十年工作经验的“老同志”了。之后他们在同一个大办公室里共事七八年,经常一起出差,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她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严谨的作风和熟练的业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得益甚多”,杨洁篪先生在为此书撰写的序言中写道,“1965年到1985年,是中国外交大调整、大变化的时期。特别是1975年到1985年,施燕华同志曾经多次为邓小平同志担任英文翻译……参与了重大外事活动中的翻译工作……见证了中国外交的大变化。”
          谈及自己写作的初衷,如今已74岁的施燕华女士希望表达出对有志于外交事业、外交翻译的青年后辈们的导向性作用。此种导向不是研究国际关系的理论,也无意涉及对外交事件进行全面分析,甚至不讨论翻译技巧,她只是通过自己的成长和经历,“从侧面帮助青年读者了解外交和外交翻译”。
          唯此一点企图心。


1967年冬,吴建民、施燕华夫妇在北京农展馆前拍的结婚照


父亲,母亲

          施燕华女士的父母来自东海边上的浙江镇海,可能是最早到上海的移民之一。上海开放的“海派”文化给这些移民的后代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施燕华女士的成长就得益于上海和宁波两种文化的影响。她是施家九个孩子中的老六。以人数衡量,施家简直可以称之为大户人家。但是在坏时代,尚年幼的孩子对改变家庭的贫困面貌绝对无力可施。
          1908年,6岁的施利财跟着妈妈、大嫂和10岁的姐姐,乘坐英国人的“北京”号轮船,从宁波去往上海。十几岁时就去经营废品的店里跟师傅学习洗补麻袋,为了学到这份不是手艺的手艺活。结婚后,他大胆借了高利贷开了自己的麻袋店,鼎盛时期在南市租了新盖的二上二下的石库门房子,门窗、地板都刷了红色油漆,姐姐施雁冰说有点像《红楼梦》里的怡红院。
          时不利兮。1937年8月13日,日军侵入上海。一天,一辆卡车把施家店里的麻袋全部征用去做沙袋,只给了施利财一张收据,说抗战胜利之后归还。全家赖以生存的财产顿时化为乌有。1939年12月,施燕华女士出生后,加上外婆,家里九口人只依仗父亲的积蓄和打零工的收入生活。父亲左前臂上刺有“国耻”二字,一度让施燕华非常惊讶,那就是父亲对她爱国主义教育。
          解放后,母亲上了居委会的“扫盲班”,施燕华女士读初中了,开始由她教母亲识字,第一课的是“人,我是人,我是女人。”
          母亲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来告诉孩子们她自己信奉的道理。比如“妇女经济上不独立,在家中就没有地位。”从报纸上看到《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家里吃闲饭》的文章后,她到废品公司补麻袋,时年46岁,已经生过11个孩子(两个夭折)的她,做体力劳动毫不惜力,变得又黑又瘦。加入公司的工会后,她很骄傲,甚至还加入了入党学习班,但是因为自己的丈夫做过“老板”,被告知,她是“资本家”的老婆,不能入党。
          “资本家”,这个定性影响的不光是她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