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早春三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中断了我多年的革命军人生活。

余湛（1921年-1992年）曾任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驻加拿大大使。

　　一天上午，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兼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把军委工程学校校长曹祥仁和我一起找到他那座位于朝内大街的小小寓所。

　　一见面，他就笑眯眯地告诉我们：“毛主席指示，要从军队中抽调一批干部到外交部工作。我们已经抽调了一些，现在中央军委决定把你们两个也调去，并初步确定你们去驻英国大使馆工作。我们现在正在同英国谈判，去不去，还要看同英国的谈判情况如何而定，但到外交部工作是已经定了的。你们回去把工作交代一下，就到外交部报到。还能带什么人去，你们可以自行选定。”

新中国首批大使

　　我对自己的工作调动从来不讲价钱，向来是组织上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这次事情太出乎意料，我从未想到这一辈子党会叫我做外交工作，听到李克农的话后心里有点嘀咕。毛主席不是号召我们在军委总参工作100年吗？怎么突然又叫改行呢？我怀着试图推托的心情问：“我不懂外交，做外交工作恐怕不行吧？”曹祥仁也在一旁望着，等待着领导的答复。

　　李克农两眼注视着我们，还是笑眯眯地说：“毛主席说了，要你们去干外交，因为首先你们跑不了。”大家一听都笑了，心想：我们都是自己不顾一切地跑出来闹革命的，好不容易争取到胜利，哪里谈得上逃跑呢！李克农严肃地说：“你们不要笑，这可是最紧要的事啊！外交干部是代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必须挑选绝对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任何时候都能够站稳立场的人去做，绝不能有一丝马虎。

　　据说，英国只有贵族子弟才进得了外交学校，担任外交官职务。事实上，每个现代国家的统治阶级都要挑选本阶级最忠诚、最可靠的分子来从事外交工作。

列宁

　　十月革命后，列宁也是挑选工人和水兵出身的布尔什维克担任外交任务的。你们都知道，苏维埃政府的第一位外交人民委员（即外交部长）契切林就不是职业外交家，而是一个忠诚的布尔什维克。他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中央调你们做这项代表国家的工作，是对你们的最大信任，是你们的最大光荣。”李副总长一番话说得我们既兴奋又担心，怕完不成任务，有负党的信任和人民的期望。

　　李克农也许猜透了我们的心事，接着便说：“你们也不要过分自卑。你们都是革命军人，长期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经历了严酷复杂的政治斗争考验，养成了坚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国际形势和国际政策也是你们经常研究的课题，这些都是完成外交任务的重要条件。

　　当然，外交工作毕竟是一项新工作，国外的环境总是一个新环境，你们一定会碰到许多新问题，会遇到从未遇到过的困难。怎么办？还是我们的老办法，边干边学嘛！我们原来不会打仗，不也是边打边学会的吗？我们还有毛主席、周总理、党中央的领导，只要你们多向中央请示报告，便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外交工作是高度集中的，切不可自以为是、自作主张，中央知道你们大都不会外交，从各大学中调了一批青年党员和进步青年帮助你们。”

1959年10月1日，邓颖超同李克农在天安门城楼上。

　　李克农最后说：“由于外交工作要求高，你们不要以职位高低论英雄，这点要有个精神准备。”我们说：“这点您可以放心，我们能够服从革命的需要。目前对我们来说，主要考虑的是怎样做好工作，以求不辜负中央的信任和人民的重托。”

　　在这次谈话大约一个月后，我和曹祥仁以及后来决定调外交部工作的黄文友三对夫妇告别了工作多年的部队，一起来到了外交部。

　　这时，从部队调来的干部已有一批走上了工作岗位，还有袁仲贤、耿飚、姬鹏飞、黄镇、彭明治、王幼平、谭希林、倪志亮等一大批我军高中级干部正等待分配工作。

　　那时北京市的房子十分紧缺，新调来的干部住宿都成问题。好在大家过惯了流动不安、居住拥挤的艰苦生活，头脑中根本没有安家的念头，一心想的只是如何挑起新担子。大家挤住在房间狭窄、设备简陋的小旅馆里，将孩子陆续送进了外交部的托儿所或者留在原部队委托战友代管，自己则集中精力进行出国前的准备工作。大家都勤奋地学习外文和外交业务知识，了解有关国家的情况和风俗习惯。

　　回想起来，那时看的小册子《外交组织》《外交技术》以及胡济邦同志讲的外交文书对我们这些外交新兵都颇有实际用处。

1953年，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部分回国休假的武官及夫人。

　　从军人改行当外交官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因而理所当然地会发生一点波澜。那时我们离开部队，既不发转业证，更没有转业费，只开一纸调动工作的介绍信。这对男同志来说，只不过是调换了新的工作岗位，需要从头学些新东西而已，心理震动不大。可是，对女同志就大不相同了。

　　按外交惯例，外交官的妻子只作夫人，不担任工作。而这对于以革命为职业的女同志是不能接受的。回想当年，不少女青年冲开封建束缚，突破艰难险阻，千里奔波，走进革命队伍，当了光荣的女战士，那是多么激动，多么自豪啊！

新中国将军大使耿飚与夫人

　　如今突然听说出国后要当夫人，不分配工作，顿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浮上心头，她们纷纷议论说我们艰苦奋斗那么多年，好不容易赢得了革命的胜利，获得了解放，争得了妇女的平等地位，怎么又要回到厨房，依靠丈夫过日子呢？我们坚决不能同意。

　　有的说，既然国外没有妇女的工作岗位，我们就留在国内工作好了；还有的甚至说，我们不拖丈夫的后腿，他要出国他自己出好了，我们离婚！

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同志当时是总理兼外长，他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女同志出国后，对外是夫人，在内部一律分配适当的工作。如果夫妇德才相当，也可同丈夫一样，分配作外交官。他在接见出国人员时，亲自逐个询问每个女同志分配做什么工作，还有什么意见。邓颖超同志也出面和将要出国的女同志谈心，劝说她们要好好工作，并做好夫人工作。这场“夫人”风波才算基本平息。

　　外交官夫人分配工作，这在外交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官夫人得悉我国大使馆这种情况后，都很羡慕。

邓颖超到夫人培训班做思想工作

　　思想上虽然想通了，但要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战士脱掉“戎装”换“红装”，在感情上仍然不能一下子转过来。

　　有位女同志在出国前夕，烫了发，穿上了旗袍、丝袜和高跟鞋。化妆就绪后，对着穿衣镜一看原先飒爽英姿的女战士突然变成了浓妆艳抹的少奶奶，越看越别扭，心里不是滋味，不禁大哭一场。对于过惯戎马生涯、不修边幅的男同志来说，要养成每天刮胡子的习惯，也不简单。

　　为了这些生活小事，我国各驻外大使馆都做了许多思想工作，甚至把有关事项作为生活制度作出硬性规定，才帮助大家逐渐习惯了外交人员的新生活。现在的年轻人听了也许觉得这很滑稽可笑吧，但这正是职业革命军人真挚可贵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