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蕾切尔·卡森在三十年前的四月去世了，那是她的著作《寂静的春天》出版两年后。这本开拓性的书揭露了各类农药——尤其是DDT(中文又称“滴滴涕”)——如何破坏自然环境、威胁着人类的健康。这本最近刚出了周年纪念版的著作用了大量篇幅专门讲解许多技术性的问题，包括如狄氏剂等化学成分与生理生态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而同时，它也在字里行间充满了激情与诗意，清晰地表达了自然环境对人类的重要性。这部作品一开始在《纽约客》中连载，并获得了巨大的公众关注度。它连续居于畅销书榜几个月，很快被翻译为12种外语。
　　
　　70年代初，各种有关环境和资源管理的问题都开始出现在各种畅销书籍中，其中包括保罗·埃尔利希的《人口炸弹》和巴里·康芒纳的《封闭的循环》，它们分别对人口过剩和不负责任的开发行为进行了严重的警告。尽管如此，卡森的书仍然是六十年代兴起的新环保运动的主要贡献者，其影响超过了任何其他的出版物和社会事件。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他为《寂静的春天》作的序中说道，他在母亲的坚持推荐下读了这本书，之后又多次在家庭餐桌前探讨，这本书可以说对他构成了相当深远的影响。（他告诉我们，今天卡森的头像与其他英雄们的照片正一起挂在他办公室的墙上。）大约有2000万环保人士参加了1970年的第一个地球日，他们在全国的街头和校园进行了游行。纽约、华盛顿特区和旧金山都见证了人数巨大的抗议集会。
　　
　　虽然新环保运动对土地与野外环境仍然保持关心，他们的核心问题却一直是城市工业社会的污染与毒物。因此，它通常被认为与十九世纪后期出现的环保运动较为不同。根据大多数的历史资料，早期环保主义者的担忧大都关乎城市以外的自然保护，他们表现出了一种传统美国文化中对未受污染的野外自然环境的特殊依恋。他们得以逃离的不止是城市里的喧嚣，也是如《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早在1833年就谈到的“肮脏忙碌的赚钱事务”。
　　
　　约翰·缪尔是这种传统在世纪之交的代表人物。他在1892年领导了塞拉俱乐部的成立，这个俱乐部是由一群关心这片山脉未来的三藩市人组成的，他们宣称这里是“疲惫、惊扰，过度文明化”之后的修养之地。
　　
　　在这一时期的环保运动发展的同时，美国人也意识到他们的自然资源并非是取之不尽的。显然，如果国家要继续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各类需求，就必须继续开发部分自然地区。越来越多的分析师提出，自然资源可以是，同时也必须是可持续性使用的。也就是说，开发资源的同时也必须仔细考量其带来的环境后果。这个概念由杰出的地质学家和探险家约翰·韦斯利·鲍威尔在1880年提出。研究使他确信，有限的降雨让西经100度外的地区过于干旱，因此传统的160英亩的农场将难以维持。鲍威尔倡导将土地进行科学地分类管理，每块地的面积视它们的不同作用（如矿业、牧业、林业和农业等）而定，居民们将在80英亩的地段划地而分并组成民主管理的社群。鲍威尔希望运用科学知识来推动民主社会的进步和物质发展与土地的实际情况和限制条件相适应。
　　
　　虽然鲍威尔的具体想法没有被采纳，但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却成为了第一波环境保护运动中的“保育主义”这一分支（与“保护主义”不同）的中心思想。与鲍威尔一起工作的政府科学家十分钦佩他在像1902年的拓殖法案之类的事情上的工作方式，虽然本身的目的是建立水电设施和灌溉区，但同时也让土地免于被工业用途占用。罗斯福总统在1901年赞同了宾夕法尼亚州的改革者吉福德·平肖关于补植树木的想法,他说道：
　　
　　“林业的根本概念在于永续利用。保护森林并不是根本目的，而是为了增加并保持国家资源、维系各行业发展而采用的一种管理手段。”
　　
　　菲利普沙别科夫在他的著作《滚滚绿色浪潮》中描绘了美国首次环境保护运动的历史。它主要谈到了1968年后的运动以及最近的进程，包括目前对全球变暖的担忧。尽管这本书作为介绍性读物是不错的，但它的理解仅仅浮于表面。而在《推动春天》的一书中，它的作者罗伯特·戈特利布则争辩说，第一次环保运动所涉及的范畴不光是土地的保护，它实际上与城市工业化背后的力量紧密相连。
　　
　　环保运动的倡导者主要是白人、英裔后代和新教徒。他们享有良好的经济情况和生活条件，主要居住在东北地区，那里的工厂当时正在制造越来越多的化学品和副产物。他们看到空气变得越来越差、水源遭到污染、排污系统不足，随之而来的还有许多与他们风俗习惯相当不同的奇异的移民社群的出现。《推动春天》正是尝试将城市工业视角与浪漫化的自然环境相结合，追溯环保主义的历史过程，以期将“这方面的研究从自然环境的保护与管理转向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社会运动方面的讨论”。
　　
　　戈特利布具有创新性的视角改变了原来那个环保主义者保护土地的老故事。他指出，早在约翰·缪尔时期，自然的野外环境就开始发生变化了。由于旷野的越发安全以及铁路的开发，山林成为了人们逃离工业化拥挤的喘息空间。事实上，铁路运输业和旅游业正是环保运动早期最重要的支持者，而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的倡导者也包括了娱乐性打猎者以及枪支业的支持者。戈特利布认为，对于原始自然的保护最终象征了远离城市的疾病与肮脏和都市多族裔化的焦虑与恐惧。那个时期最恶毒的种族主义者也往往是环保运动的一份子，例如麦迪逊·格兰特，他警告说大量涌入的东欧移民很有可能会带来种族的污染和退化。
　　
　　戈特利布主要的研究对象是那些抗议工作环境以及生活环境污染的城市环保运动者。她们大都是中上阶层女性，通过在福利屋帮忙才接触到工厂的工作环境问题以及贫民区的居住问题。亚当斯和她的同事在芝加哥的福利屋“赫尔屋”试图改善垃圾、污水、海水、工业废水和马粪（当时污染的主要来源）的处理问题，还有拥挤的血汗工厂里的工人们面对的各类危险机械和有毒化学品。
　　
　　通过在“赫尔屋”工作，爱丽丝·哈密尔顿由一名医师成为了戈特利布所认为的“这个国家的首位杰出城市环境保护者”。汉密尔顿在赫尔屋调查了伤寒暴发等公众健康问题，但她同时也开始越来越细致地识别工业疾病的具体来源，其中包括由于火柴厂使用的白磷或者铅中毒引起的一氧化碳中毒和“颚疽症”。她也代表州政府或联邦机构对工厂疾病进行了调查，并通过采访药剂师、护士、医生和家庭成员获得了数据。她后来说，“作为女人更关心产品背后的工人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这样的想法若是出自一个男人，则会被看作是激进或多愁善感的”。汉密尔顿于1919年被任命为哈佛大学工业医学助理教授，成为哈佛所有领域里的第一位女教授。医学院院长大卫·埃兹尔对哈佛的校长强调说，“她比任何我们所知道的男人都更能胜任这个职位”。1925年，她出版了开拓性的经典著作《美国工业毒药》，它特别指出了某些有机化学品和铅可能给生活和职业环境带来的潜在危害。
　　
　　20年代中期，汉密尔顿对汽油中添加少量的四乙基铅进行了强烈的抗议。她在1925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哪里有铅，哪里便迟早会有铅中毒”。 1928年，她组织了一项会议，呼吁关注为使腕表表盘闪亮而在其上画镭的妇女。但最终，她对于四乙基铅问题的坚持输给了石油、汽车等行业的巨头，正如她和她的同仁们在其他问题上输给像化工行业那样强大的经济利益集团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劳工运动和妇女运动也削弱了他们的声音。
　　
　　关于城市污染这个议题，汉密尔顿和其他环境改革者的注意力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低收入移民社区。城市污染没有太多影响到中层和上层中产阶级的地区，那里的垃圾定期清除，街道很干净，只有在闷热有风的天气才会闻到从远处的垃圾处理站传来的工业废料的味道。
　　
　　汉密尔顿记得，盐湖城的一位药剂师告诉她，他从没有接触过一例冶炼厂附近居民区住户铅中毒的事件。当她表示怀疑时，那位药剂师回答说：“哦，也许你说的是那些wops 和hunkies （对欧洲移民的贬称）吧？那我想就应该很多了，我还以为你指的是白人呢。”
　　
　　讽刺的是，城市环境改革运动的力度却因为公共医疗运动的成功而被减弱了。细菌传染的理论把人们关注的目光从那些促进感染性微生物生长和传播的社会物质条件转向了最终被感染的人群。正如戈特利布所解释的：“细菌学的应用被视为减轻了环境改造的需要。疾病可以逐一治疗，不再需要清理整个工业城市了。”自来水通过过滤和加氯消毒变干净了，但在细菌学成功处理饮用水的同时，公众对于工业污染的忧虑也大大减小了。
　　
　　二
　　
　　《寂静的春天》一方面是为了自然本身的圣洁而战，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于像农药和化肥滥用之类的化学品的广泛使用对人类健康可能造成的威胁的隐忧。
　　
　　卡森称除杂草害虫的化学品为“致命的毒药”，并写道，“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每个人类都面临危险化工品的侵犯，从出生直到死去”。 卡森在《寂静》出版时仅仅五十五岁，却被确诊为癌症患者。自身的病痛有可能加剧了她对于化工污染导致基因突变与癌症产生方面的关注。然而，尽管病魔夺去了她的生命，《寂静》一书的影响力却十分长久。
　　
　　1972年面世的《生命之屋》至今还是关于卡森的主要书籍，它的作者保罗·布鲁克斯是《寂静的春天》原始出版者霍顿·米夫林的责任编辑。这本书既含有卡森的部分书信，也包含一些作品的节选，特别是她的早期作品《海风之下》。卡森1951年出版的《身边的海洋》远在她曝光农药的危害之前，就已经奠定了她作为一个相当成功的技巧与创意兼具的自然作家的地位。布鲁克斯认为卡森“最终并不是一个圣战者”，并尝试“强调她作为作家的成就，而非作为一个预言家”。他也提到了卡森反复读过的作品，包括梭罗的《日记》以及她卡森认为展现了“大自然本身韵律”的亨利贝斯丁的著作《最外的屋子》。
　　
　　卡森成长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一个农场上，她在那里成为了一名业余的自然主义者并着迷于进化论。（她的母亲是一位长老会牧师的女儿。当她告诉卡森，根据《圣经》，是上帝创造了世界时，卡森回答说“是的，通用汽车公司创造了汽车，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制造的”。）她在宾夕法尼亚州女子学院（现查塔姆学院）主修了动物学，并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当时生物学研究的中心——取得了硕士学位。卡森1935年开始在渔业局（后来被称为鱼类和野生动物服务部）上班，她当时主要负责技术性报告、广播脚本、以及渔业局的作为方面的文章的出产。这份工作正好结合了她的文学才华和在生物方面的兴趣。
　　
　　在分社社长的鼓励下，她开始给流行杂志和出版商投稿。1941年11月，她出版了《海风之下》，运用她在政府工作中熟悉的内容谈论海岸生活、大海以及海底。正如她后来所说的，这本书在市场上受到了“相当的冷遇”。但《身边的海洋》一书则极大的弥补了这一忽视，它作为系列专栏连载于《纽约客》并连续登上畅销书榜八十六周。卡森在这本书获得成功后辞掉了政府工作，并开始了一名全职作家的生涯。在因为《身边的海洋》获得国家图书奖的演讲中，卡森指出，一本关于科学的书受到欢迎并不令人意外。她说：
　　
　　“科学的本质即是生命的本质。风、海、与潮汐，它们就在那里。如果有奇迹、美丽与威严在其中，科学便会发现这些特质，但如果它们不存在，科学也不能创造它们。如果一本描述海的书中含有诗意，这并不是因为我刻意把它放在那里，而是因为没有人在如实的描述中能够将海与诗意分开。”
　　
　　卡森常常将自然拟人化，赋予动物人类的感情，以向不了解的读者解释它们的行为。“如果鱼虾小鸟要显得真实，我们必然要运用一定的拟人化描述”， 她曾这样写道，“我曾说一只鱼‘害怕’它的敌人，并不是因为我认为它真的有像人类一样的惊恐情绪，而是说它的行为看起来是‘害怕的’”。卡森曾说她十分钦佩“结合了事实性知识与深刻情绪”的科学性作品。尽管她后来说她是那种“喜欢走出家门去直接感受大自然的美丽和奇迹”的人，但她却同时也密切地关注了复杂的科学分析方面的发展进程。她在《身边的海洋》中使用了大量战时海洋学研究取得的新知识，因此这本书中不仅有抒情的部分，记录的科学信息也是非常准确的。卡森写道，由于“战争的需要”，人们有可能通过海浪检测远处的风暴，还有通过高空照片来估量海岸的深度。
　　
　　卡森也十分正直。因为通过《身边的海洋》赚了这么多钱，她向古根海姆基金会赞助了一项奖学金。她对大自然的敏感度带有梭罗般的超验主义，她感到读者们的来信“表明他们得到了压力的释放与舒缓，通过面对亿万年的时间长河意识到，尽管我们对地球如此完全地依赖，但地球与海洋完全不需要我们”。卡森对于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感，毫无疑问地在她为鱼类和野生动物服务的十六年中加深了，她了解并也十分崇拜起源于约翰·韦斯利·鲍威尔时期的经历了衰退而又重新崛起的科学保护自然的传统。在为渔业局制作的12个小册子里，她痛惜大自然在西半球的加速破坏，并坚持认为“野生动物、水、森林、草原都是人类最根本的生存环境的一部分，只保护其中一个是不可能的”。她对鱼类和其他海洋食物的研究工作帮助她完成了《身边的海洋》。在给一位志同道合的自然主义者的信中，卡森写道：
　　
　　“人类对于海洋直接和间接的依赖实在惊人，尽管大部分人意识不到。这本书的中心主题即是当下人与海洋的关系，以及在毁坏土地的同时我们对海洋的越发深重的依赖。所以，书名或许可以叫作《回到海洋》。”
　　
　　当卡森离开政府时，她对未来已经越来越绝望了。在1953年8月写给《华盛顿邮报》的信中，她公开抗议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开除作为联邦主要自然资源机构董事的专业科学环保家们。她写道，“作为有经验的专业人士，他们才懂得尊重并遵从科学研究的成果”。
　　
　　作为渔业局主任的阿尔伯特·达的被撤换尤其让她感到焦虑，他是一个坚决反对放松野生动物保护措施的生物学家。但更令卡森不安的是一个长期共识的破裂，即“大自然是永远不可能被人类所破坏的。无论物质环境如何塑造了生命，这生命永远无法改变或者破坏创造它的物理世界。”
　　
　　在卡森看来，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问题瓦解了它，如放射性沉降物污染以及越来越普遍使用的滴滴涕等农药。她1945年曾建议写一篇关于滴滴涕危害研究的文章，想要讨论“农药对益虫鸟类的伤害，以及是否会破坏大自然的整个平衡”，但没有得到任何响应。然而，1958年的一封关于滴滴涕杀死鸟类的书信却促使卡森开始撰写《寂静的春天》一书。
　　
　　她消化了大量的技术化出版物并咨询了众多的技术专家，以此来一步一步建立，如她私下对朋友们说的，“一本对于这些化学品非常确凿的控诉书”。她清晰地解释了自然界复杂的相互联系，以及喷涂性化学除草剂或杀虫剂如何通过当地的土壤以及地下水和地表水扩散到遥远的地方，并累积在食物链中。她描述了这些化学物质对生态系统及其中那些“野生居民”，特别是鸟类的破坏性影响。卡森这样描述杀虫剂如何传播死亡：
　　
　　“强大的喷雾器可以直接毒害到哪怕是最高的树木的所有部分，直接杀伤的不仅是目标树皮甲虫，还有包括授粉物种和掠食性蜘蛛、甲虫等其他昆虫。毒性物质在树叶和树皮上形成顽强的薄膜，连雨也洗不掉。秋天，树叶落在地上堆积并腐烂，并开始缓慢地成为土壤的一部分。而蚯蚓主要负责了这方面的降解工作，同时也吃下了大量的杀虫剂，并集中在自己体内。知更鸟则在春天加上了循环的另一个链接。仅仅11个大型蚯蚓便可转移致死剂量的DDT给一只知更鸟，而考虑到它们一分钟之内便可以吃12只，11只实在不算多。”
　　
　　《寂静的春天》遭受的诸多嘲笑和谴责主要来自于化学工业和部分食品工业领域，以及与它们联盟的学术科学家，还有一些媒体界的强大力量，包括《时代》和《新闻周刊》。
　　
　　《新闻周刊》的资深编辑埃德温·迪蒙说，卡森宣扬的“偏执恐惧”类似于那些抗氟盟员、有机花园狂热者和其他边缘群体。卡森的批评者说她的想法相当可笑并且动机令人怀疑。（联邦防虫董事会成员据说冷笑道，我还以为她是个老处女，她有必要担心遗传基因吗？）然而，更加认真的科学评论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是，尽管《寂静的春天》有一些错误，它们大多无关紧要，并如一位评论家所说，是“相当稀少、不影响主题，完全没有必要纠缠的”。 在1963年5月发布的报告中，肯尼迪总统的科学顾问委员会特别小组赞同了卡森的主要结论，尤其是在证明安全之前杀虫剂不能再使用这一广受新环保运动支持的主张。
　　
　　三
　　
　　卡森的文学力量可以解释为什么她的书受到了这么多的关注，但这并不是它为什么推动了新环保运动的原因。现在似乎很明显，卡森以及她的继任者们，如保罗·埃利希和巴里·科摩尼等人的书之所以能有惊人的影响，是因为美国社会的物质、文化和政治环境都已经达到了成熟。
　　
　　柯克帕特里克·塞尔的《绿色革命》以及沙别科夫和戈特利布的书中都讲述了这一运动的起源和发展。萨利的书是一个简单易读的简介，而沙伯克夫的则更详细。虽然他们都没有戈特利布的客观和分析深度，但这三本书都对新环保主义和它的力量进行了有贡献的解释。
　　
　　新运动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大气层核试验放射性尘埃的争论。官方声称测试没有不良的健康影响，但许多科学家都提出了反对意见，尤其是在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巴里?科摩尼。他组织了圣路易斯核信息委员会，坚持努力让公众了解全球尘埃对人类的影响。因此，卡森一再在《寂静的春天》中将放射性物质毒害大气和食物链等同于化学对于自然环境的掠夺，这并不是偶然的。
　　
　　20世纪60年代，生活日益富足并得到更好教育的美国人越来越关心他们的生活质量。而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所谓“质量”即是他们可以去到没有被污染的山川河流（并同时破坏它们）。保护旷野再次成为新环保运动关注的问题之一。但是，对于那些不能从都市环境中逃脱出来的人来说，更重要的则是基本生命所依赖的空气、水与土壤。
　　
　　相比之下，在爱丽丝·汉密尔顿的时期，几乎没有人感受到毒性的社会性泛滥。塑料、农药、溶剂、磨料、燃料添加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它们的发展已经加快。烟雾不受居民区的限制，核尘埃和有毒物品也随意分散在食物链和地下水中，即使是那些逃往乡下的人也会遇到污染流的绿藻和死鱼，而化学品和污水渗漏则会进入土壤和湖泊，伊利湖便在1969年的夏天被宣称为一个“垂死的天坑”。?
　　
　　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人比他们的先辈对污染的有形威胁更加敏感。由于传染病在抗生素和常规性的卫生条件下似乎被消灭了，人们见证了良好的健康状况和更长的寿命预期。然而同时，非传染性疾病，尤其是癌症，却越来越多地归因于环境因素，消灭其背后罪魁祸首的愿望日益迫切。同样的，越南战争使许多科学家和外行人成为了冷战高科技文化的不同政见者，这个反应帮助加强了对这类环境毒物如放射性废物、多氯联苯以及二氧化硫的抗议运动。军工复合体不仅由于推动了战争而被批评，加剧地球的环境恶化也成了他们新的罪名。
　　
　　20世纪60年代，传统环保组织的会员陡增。奥杜邦协会的规模在过去十年增加了一倍，而塞拉俱乐部则增加了五倍。然而这些传统组织仍然继续专注于荒野保护的问题。毒物和污染作为相对较新的问题吸引了新一代的环保活动家，其中许多人来自于校园反战运动，这也促使了许多新的群体的形成。虽然有一些是全国性组织，如“地球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和“地球之友”，但还有许多属于地方的生态行动小组，他们主要致力于清洁空气和抗议近海石油钻探。生物学家勒内·杜博斯建议：“放眼全球，立足本地。” 为了宣传地球日，新环保运动者联合在了一起。这个想法起源于参议员盖洛德·尼尔森和埃德蒙·马斯基，并由年轻而充满激情的活动家丹尼斯·海耶斯组织。“地球日”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参与活动，这让国会意识到了环境问题在政治上是一个强大的选举力量。在为“地球日”寻求支持时，海耶斯和他的共同主办者并没有重视塞拉俱乐部等组织，部分原因是他们几乎没有联系，但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如海耶斯后来所解释的，他们倾向于和那些“关注于松鼠和小鸟的人群”拉开距离。
　　
　　戈特利布指出，传统群体在20世纪70年代也开始关心起污染问题。他们与新的群体形成了联盟，很快建立了一个互相合作的环保政策平台。这些组织在70和80年代作为说客和观察员的声音越来越大。他们积极支持立法来控制农药、污水、噪音、海岸退化、有毒物质、危险物质，以及空气和水的质量，并且争取保留更多的荒野。新的法律法规大大地扩大了民间公民团体参与制定环保政策的机会。如果联邦政府不执行它自己的环境法律，公共利益团体可以提起诉讼，逼使他们这样做。法院因此成为了环保活动的重要战场。
　　
　　戈特利布强调，新成立的环境组织的成员往往是中上阶层的白种人，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似乎不怎么关心环保运动对那些较为贫穷的国民在工作和房屋居住方面受到的影响。1970年的“地球日”时，城市联盟的负责人惠特尼杨说：“对污染的战争应该在对贫穷的战争取得胜利后发动。”正如保罗·埃利希等人对人口控制的一些言论所提到的，他们似乎对亚洲第三世界的人民以及美国边境两侧的墨西哥人等群体带有种族偏见。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威胁往往让环保运动与工会和低收入人群处于对立面。例如，西北伐木工人对于拯救斑点猫头鹰的要求感到十分愤怒，而反对有毒物品的呼声则导致大部分的危险废物处理设施都设置在低收入的非裔和西班牙裔社区。
　　
　　主要的环保组织，如全国野生动物联合会、塞拉俱乐部还有绿色和平组织几乎都没有关注过工厂里和低收入社区中的毒气。尽管他们有政治上的敏感度，却在历史上很大程度地避开了爱丽丝汉密尔顿所关心的问题。
　　
　　他们尊重土著美国人，却忽略了自留区里的健康条件；他们坚持要摆脱使用滴滴涕的农场，却忽略了滴滴涕替代品对农民的影响；他们要求危险废物的堆放远离自己的孩子，却忽略了将它们置于隔壁黑人和西班牙裔社区的后果。 1990年，一群来自少数群体的活动分子在环保领袖会议上告诫说：“种族主义将是环保运动的“软肋。”
　　
　　然而，戈特利布所谓的“另类群体”自20世纪70年代便已萌生，其中一些诞生于那个时期的反传统派或新左派，他们大部分都来自本地。
　　
　　他们中许多人坚持认为，性别、种族和社会阶级都是环境保护政策及行动应该考虑的。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环保主义者”，他们的组织往往被命名为例如“邻里关注小组”、“公民危险废物交流中心”和“翻盖联盟”之类的名称。
　　
　　戈特利布指出，对于许多人来说，“环保”这个术语就代表着上层阶级的白人雅皮士，也就是自然的消费者和政策上的技术员。而正如他们中的一员所说的，另类组织更关心的是“先保护人，而不是鸟类和蜜蜂”。他们反对核电厂、企业污染以及各种在工作场所和社区的其他危险。他们的行动也刺激了一些主流群体，如使得塞拉俱乐部给予了环境正义更多的关注。
　　
　　有些另类组织由工人组织或少数族裔组织活动家建立。它们的领导人包括早期安置房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大都是女性。戈特利布描述了一些在这些组织工作的女性：抗议麦当劳使用泡沫包装的潘妮·纽曼参加环保会议时穿了一件画有强壮女人的衣服，上面还写着“反对有毒物质的女强人”；身为非裔美国人的科拉·塔克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她厌倦了去当地的政府机构抱怨污染物，然后被他们告知“好的，亲爱的，我们会去调查一下”。
　　
　　戈特利认为女性之所以在另类组织中占据大多数地位与生态女性主义所主张的女性与自然间的关系更加和谐有关（不同于据说与雄性性质相连的征服贪婪等特征）。更为可信的是，正如戈特利布自己所说，女性更接近日常社区生活，她们对于威胁到自己和家人的问题更加敏感，同时挑战它们的决心也更加坚定。如纽曼和塔克等女性活动家习惯性地质疑环境问题方面的专业性意见，她们的视角大多来自于自己的个人经验以及对当地问题的亲身见证。正如纽曼所说，“你不必非是民选官员或行业高管才能对排污政策进行干涉或者影响”。
　　
　　虽然包括塞尔,沙别科夫和戈特利布在内的大多数环保主义历史撰写者都基本忽略了环保运动的科学成分，这却是理查德·鲁宾的《绿色圣战》一书的主要内容。作为一位政治科学家，比起环境科学本身鲁宾更加关心的是它是如何通过如卡森，科摩尼，埃利希等作者的通俗读物被折射出来并用于建构推动政治行动的平台的，其中包括知名的环保格言，如“地球正处于危险之中”、“世界万物都息息相关”、“人太多了”、“越小越好”等。
　　
　　鲁宾的书对于环保思想的大众散播者进行了深究式的、甚至挑衅性的批评，并一一揭露了他们技术上的错误，缺陷性的假设，以及隐藏于身后的政治企图。他批评卡森过度依赖自然平衡这个科学上不怎么站得住脚的概念，质疑科摩尼将环保置于经济与政治之上的做法，并着重突出了埃利希认为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干涉人的生育自由权的看法。但这些错误与假设都依然无法让人轻视卡森的警告，即我们所知的自然环境会在化学侵蚀下变得面目全非。
　　
　　更让人信服的是鲁宾对于科摩尼和埃利希的说法所包含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影响的批评。鲁宾认为，这类的普及性环保读物的福音强调太浓厚，类似于禁酒运动，让人感觉环保不仅是保护地球，更是个人的救赎。他们往往倾向于用好的结果来宣扬过于狂热的方法，如“全球性的政治及经济控制、价值观体系的彻底改变，和政府权力的更大增加”。可以想见，一些环保人士的建议可能导致政府权力的增加和集中，例如中国所实施的通过限制家庭规模控制人口增长。尽管他们越是威胁要带来这样的措施，这些措施被采纳的机会就越小。
　　
　　一些团体试图往更加激进的方向发展，但鲁宾似乎并不明白他们中的一些比起政府管制更倾向于无政府主义。这些组织的其中之一便是“地球第一！”。它的历史与经历曾在苏珊札金的《土狼与镇狗》一书中被谈到过。札金在批判这些团体的同时也同情它们的组织者。“地球第一！”始源于1981年对于新环保运动不满的西方异议者。他们将新运动的谨慎看做是一种懦弱的妥协。他们着手制定出了一个“反现代者”、“生态中心”的宣传运动，将自然界的权益提升到人类的福祉以上。但这个努力已经落空，一方面是因为它的领导人因为毁坏如电力线塔等财产被检控，但更根本的，是因为它的视角与不论主流还是另类的环保活动家都格格不入。
　　
　　美国环境保护的历史表明，它被两股有时相聚的不同力量划分：一方面是由另类组织女性代表的切实派，它关注的是环境破坏的实际源头，另一方面是各种环保组织为了得到州和联邦支持的游说活动，它们关注保留，尤其是野生动物和荒地，但更多精力则是投射到养护方面。
　　
　　自1960年以来的环境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世纪之交时就资源的使用与保护进行的妥协。空气，水和土壤在它们的外观与维持生命的特质方面不发生太大变化的前提下，将被用于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企业。尽管卡森在书中结尾时批评了认为“自然为人类而生”这样的傲慢态度，她还是没有反对使用所有的杀虫剂，并仍旧认可害虫管制对人类经济的意义。
　　
　　副总统戈尔谈道，实际上，雷切尔·卡森已经成为了克林顿-戈尔白宫团队的一员。在给她的序中，戈尔写道“我们所有的重要环境会议中，雷切尔·卡森都从精神上与我们同在 ”。克林顿政府签署了于1992年6月在里约首脑会议起草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之后的布什政府则拒绝支持。每个签约国都承诺制定保护物种和其栖息地的国家战略，并且富裕的签署国将帮助物种丰富但发展不成熟的国家遵守条约。
　　
　　克林顿政府发起了一项计划以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到了里约首脑会议2000年要求的极限。它的妥协让联邦土地上的伐树大量减少的同时也为伐木工人提供再就业方面的培训，并给与了会遭到新法案影响的社区帮助。
　　
　　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它推出了旨在防止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降低环境标准以获得竞争优势的新的保障措施。该条约目前有跨国委员会来监督每个国家的环境执法。它还发布行政命令，要求所有联邦机构无论做什么时都为自然环境考虑。所有这些政策的目的都是为了平衡环境和经济双方面的目标，从而在保护例如濒危物种的同时也保留了工作机会。
　　
　　然而，克林顿-戈尔旗下的环保主义还是依然让许多环保主义者持有不满。例如，他们指出：这些反对温室效应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需要自愿参加；西北部的古老森林仍然不被保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环境保护过于模糊，不太可能阻止美国为了适应那些墨西哥把标准降低；在低收入社区中，有毒物质如铅和苯都没有被禁止。
　　
　　美国环保运动中仍然存在各种紧张关系，特别是从种族或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它仍然没有找出一个人与自然各自权益间可让人满意的平衡。为了找到这种平衡，环保运动将必须从爱丽丝·汉密尔顿和蕾切尔·卡森身上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