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权，1911年12月24日出生于河南省巩县（今巩义），原名康午生，字厚庵。1935年入党。他早年参加革命，曾任热河省委书记兼省长、省军区政委。

　　1956年调到外交部，开始了为期22年的外交生涯，先后出任中国驻东德、波兰、澳大利亚、意大利四国大使，并在任驻波兰大使期间，兼任中美华沙会谈中方代表。

1964年，王国权大使（前左）检阅波兰仪仗队。

　　1970年至1973年，担任中国对外友协会长，并作为周恩来的特使，赴日本参加松村谦三的葬礼。1978年调民政部任副部长，后又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民委和外委会工作。1988年离休。

　　1996年12月24日，时值王国权85岁寿诞，我去看望并向他表示祝贺。王国权挥毫送给我一条幅——“忘年之交”。我手捧条幅，感动不已。27年前，在长白山下的荒原上和洣江边的茶园里共同劳动、生活的往事，一齐涌上心头。于是，我写下了下面这段文字，算是对王国权在干校生活的佐证。

　　问一句答一句的老同志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同时发表了毛泽东的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此后，外交部立即响应和行动起来。

学习组在栖河干校合影。后排左一为马毓真，后排右一为杜攻，右二为王国权。前排左一为本文作者，前排右二为王进。

　　1969年3月21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外交部在黑龙江五常建立干校。5月6日，外交部几百人扛着“外交部321五七干校”的校旗，搭上列车。

　　姬鹏飞副部长和军代表韩立业等人到北京车站送行，并反复告诫干校筹备小组的年轻同志：“一定要注意同志们的人身安全，特别是老同志。要踏踏实实干，摊子不要铺得太大，先按500人安排……”我们把部领导的嘱咐牢记在心，浩浩荡荡向东北进发。

　　筹备小组成员中，就有王国权，但因行前太匆忙，大家没来得及碰头。我虽然不认识王国权，但对他的事迹已早有耳闻。可万万没有想到，一位有名望的老人竟是那样平易和善，一副学者风度。

　　在列车上，我小心地试着与他搭讪，他显得很拘谨，问一句答一句。我知道，作为“文革”中挨整的老干部、第一批下放的大使之一，他尚不知道此次下放会对自己产生怎样的影响。

　　但我对他投笔从戎，在晋察冀抗战8年，做过热河省委书记兼省长，后调外交部，曾出任驻波兰大使兼中美华沙谈判代表等传奇往事，还是敬重不已。

　　通过交谈，我知道那时他已58岁，比我的年龄大一倍。我深知照顾好这些老同志的意义，也更感到自己身上担子的分量。

　　考验考验“当权派”

　　外交部“五七”干校的校部设在五常县太平村林场场部。与其说是场部，不如说是大车店。原林场伐木工人早出晚归，人和牲畜都在那儿歇脚，一排简易房就是他们的住处。

　　我们把西屋改做仓库，东屋住人，中间是厨房。把东屋原来的对面炕做了点小改动，用秫秸抹上泥做墙，将南炕一分为二。里面的小间做医务室，我和两位女医生同住。

宣传队在新盖好的茅屋前合影留念。左一为队长单炳钧，左二为本文作者。右三为黄士莉，右五为戴眼镜的金桂华。

　　南北大炕能睡20多人，司机、厨师、会计、保管员和校部的同志都挤在那儿。炕上面铺稻草，再铺上炕席，离锅台近的一头炕很热，离得越远温度越低，所以里屋的女同志比较“凉快”。

　　厨师二愣子（大家都这么叫他，现在已记不清他的名字了）是从钓鱼台国宾馆来的，是先遣组成员之一。我陪王国权等同志后到，二愣子很“热情”，主动将他的中间铺位让给王国权。王国权很高兴，拍拍他的肩膀表示感谢。

　　但睡了两天，老人总摸后腰。我们问他怎么了，他也说不清，好像稻草里有什么东西在咬自己。我们掀开稻草一看，原来炕上的一块土坯塌了，热气从缝隙里蹿上来，烘烤着老人的后腰。我们问二愣子怎么回事，他不好意思地承认，是他使坏，想考验考验“当权派”。“不打不成交”，从此，这一老一小成了好朋友。

　　“我也要挑水”

　　我当时在干校筹备小组负责政工、宣传方面的工作。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搞了不少脱离实际和形式主义的东西，如“向贫下中农学习，不睡懒觉”，要求校部同志早晨四五点钟起床，除学习《毛泽东选集》外，轮流为食堂挑水。

　　当时干校里有相当一部分工勤同志，其中少数人想不通，就说：“小心你们要犯路线错误。为什么脏活累活都让我们干？我们来自农村，从小就干农活，用不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你们当官的、知识分子、夫人们才最需要锻炼。”面对这些言论，我不加分析地提出了上述要求。

干校成立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活跃在地头田间。

　　有一天早晨，我们照例去挑水，但厨师说王国权已把水桶挑走了。我们赶快撵出去，在井台阻住了他，但他说：“你们天天挑水，让我看热闹！我也要挑水，锻炼锻炼嘛！”我们怎么说他也不听，无奈，只好每桶装一半水，让他试试。

　　快60岁的人了，作为高级领导干部且长期在国外工作，哪里会挑水？走了一段，险些摔倒，我们立即抢过来。从此，干校立了规矩：50岁以上的人不挑水，可以扫院子。找到了新工作，王国权才安心了。

　　下连队

　　1969年7月27日，雨天，校部成员借邻居一间空房开会。徐晃夹着小板凳，端着水杯，还拿着一个笔记本，摇摇晃晃地走在田埂上。一不小心，摔倒了。大家闻讯赶过去，七手八脚将他送往当地医院，后又转送北京。一年多以后，方能下地走动。

　　就在徐晃摔伤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校部的同志在政工组开会，至23时方散，回到住处时灯都熄了。王国权虽然格外小心，但还是被地上的鞋子绊了一跤，所幸未摔伤。

　　校部的几个年轻人慌了。想到部里一再嘱咐注意同志们的安全，结果还是摔伤了徐晃，可不能再出第二个徐晃了。于是，便新立了一条规矩：不许老同志干累活、危险的活。可是，当时在东北干校不是开荒，就是挑水、劈柴、养猪、种菜，哪有轻活？后来，想了个办法，让老同志下连队，帮连里出主意、想点子。

　　校部离连队都不近，6个连队分布在距校部一二十里的6个自然屯：一连下辖地区业务司，二连下辖世界知识出版社和国际问题研究所，三连下辖钓鱼台国宾馆，四连下辖外交人员服务局，五连下辖驻外使领馆回国人员，六连下辖外交学院。

　　王国权是快60岁的人，没有车，走那么远的路，也太辛苦了，怕他路上出危险，便派年轻同志陪他下去。为此，王国权总觉得干校对他照顾太多，过意不去。

1969年9月7日，石午山、王炳章和本文作者在后丘看青。

　　那时，我们都到离干校不远的小河沟里洗衣服，但坡陡路滑，年岁大一些的同志去那里很不方便，我便偷偷地帮王国权洗过两次衣服。想不到，这件小事竟让他终生不忘。

　　1997年9月我去探望王国权时，他送给我一本《王国权回忆录》，其中有一章写“五七”干校的生活，文中提到了这件小事：“……后来才知道是一位叫张兵的女同志洗的，她那时还是干校的负责人之一。从这件事情，我开始感到，‘文化大革命’所掀起的政治狂热，并不是所有人都一味响应的，包括一部分造反派在内。恶势力终将一天天地被觉醒了的人民识破和扫除。”

　　撤校中的“稳定剂”

　　到干校不久，我们先是发现了可耕地面积大大缩水，无法机耕，劳动强度过大。接着，又是中苏边境吃紧，经常有敌特的枪声和信号弹，同志们的人身安全和外交部特有的保密问题显现出来。

　　还有一点，那就是个别同志出现了关节肿大，疼痛难忍。经分析，可能是水有问题。于是，将饮用水标本送回北京化验，结果发现许多化学指标不合格，且严重缺碘，极易患甲状腺肿。部里得知上述情况后，经认真研究，决定撤销东北321干校，全校迁到湖南。

　　消息刚传出时，各连队反应不一。有的附属单位连队担心将他们甩在东北不管，怕只撤外交部本部的人，要求回京向外交部和本单位面陈。

外交部湖南干校部分领导成员。右起：肖玉华、刘华秋、王国权、陆肖珍、孙文质、张兵（作者）、屠孝顺、 孙振华。

　　为了做好连队的稳定工作，我们又“搬出”了德高望重的王国权，陪他到几个连队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王国权以自己在战争年代的亲身经历，谈了“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在治军中的重要性，并以筹备小组的名义担保，外交部绝不会丢下附属单位的同志不管。但仍有个别人不听劝阻，偷偷跑回北京告状。

　　后来情况明朗了，外交部决定，除外交人员服务局和外交学院连队暂回北京，另考虑干校地点外，余者都转到湖南干校，根本没有甩下不管之说。一场撤校风波才算平息。

　　风尘仆仆下湖南

　　从东北五常干校撤回北京的途中，大家还去了一趟柳河“五七”干校考察、学习。王国权是学习考察团的团长。因为当时黑龙江省已建立了革委会，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是王国权的老部下。在那个年代，能去柳河取经，也是一种荣耀。

1969年11月11日，一趟北京至长沙的专列载着外交部1200多名干部及其家属，从北京出发，于次日抵达长沙，几乎租用了长沙全部省级招待所及其车辆。

　　我于大队人马抵达前一周，陪同王国权等先期到那里。其实更早的先遣组早已在那儿忙碌起来。一天早晨，我们几个听说，湖南有一种特色小吃———炸臭豆腐，便邀王国权一块去品尝，当然是要他请客。但找了好几家，都说现在不炸了，无奈只好去吃油条，这使大家很扫兴。一直到几年后离开湖南，始终没尝过这种特色小吃。

干校学员建设的大礼堂屋顶已垮塌

　　在长沙必须小住几日，一是蚂蚁搬家似的速度不能快，更何况拖家带口；二是为那朝思暮想的韶山冲，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最好时机岂能错过。

　　校部领导去拜访湖南省革委会的负责人，请他们尽力相助，他们可是全国第一批建立省级“三结合”领导班子的。总算没出什么大问题，但还是有一辆从车站开往某招待所的大客车翻了，幸好没有人员伤亡，算是有惊无险。

　　我丈夫带着4岁的儿子被临时安排在驻外使领馆连，长途的奔波，孩子极度疲惫。幸好有几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轮流背着他，才没有掉队。接着，便是从长沙转醴陵，从醴陵经攸县到虎踞山“五七”干校。

初到东德的王国权夫妇

　　在湖南时，王国权已被正式“三结合”到干校领导小组中，我们通常叫他王副校长（校长是年轻一点的屠孝顺）。

　　有一次，王国权语重心长地对我们几个校部的年轻同志说，湖南干校不同于东北干校：

　　一、它是带着清查“516”的政治任务下去的，搞得好与不好事关全局。

　　二、它的前身是一所劳改农场，经营着1200亩茶园，劳动的技术含量颇高。接管后，如果生产上不去，会被人耻笑为不如劳改犯，政治后果不堪设想。

　　三、干校所有成员都是去安家落户的，大部分家属随行，安排好他们的生活也非易事。一辆专列可以把1200人拉到湖南，但一辆专列载不动这三副重担啊！

　　听后，我们都感到此行非同一般，担子确实不轻！但又想，这回有老同志站出来撑腰，总比我们一帮年轻人瞎折腾心里更有底。

　　送雨具的老人

　　1970年三伏天，干校所在地一直不下雨。白天，高温烘烤着茶树，茶树的叶子由绿变黄，进而转为像烧焦了的红色，一碰就掉。大家的心也像被灼烤着一样难受。

　　同志们望着干枯的茶树，实在看不下去，便甩开膀子挑水，用脸盆细心地浇灌那些幼小的茶树，再用草帽、雨衣为它们遮阳，反正，能想的办法都想尽了。然而，这对偌大的茶园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这样持续了一周左右，终于下雨了。同志们哪里还坐得住，每天都跑进茶园观察，见一片片绿芽冒出来，且越长越胖，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到第三天，仍不放晴，大家便向校部生产组提出冒雨采茶。

　　按校部分工，当时我管生产组，但对生产一窍不通。幸有两位专家帮我出谋划策：一位是董学林，进入外交部以前是湖南省主管工业的领导；另一位是冯玉秋，进入外交部以前在湖南农学院工作。

　　我们研究后，同意了连队的要求。于是，在千亩茶园的各个山丘上，飘起了一面面鲜艳的连旗，一场冒雨采茶的大会战就这样打响了。也许是人和茶一样渴望雨水，许多人甩掉了雨衣，男同志连上衣也不穿，任凭雨水从脸上、脖子上往下流淌。

　　王国权在校部坐不住了，他把校部专案组同志们的雨衣搜罗了五六件，自己撑一把雨伞，趔趄着来到茶园。看谁没穿雨衣，就塞给谁一件。雨衣发完了，他还不肯走，非要和大家一块采茶不可。

　　大家怎么劝也没有用，忽然有人说：“王大使，您去和食堂说说，给我们烧点儿姜汤吧！”这个提议果然奏效。中午，大家到食堂时，老人家正守在姜汤桶边，亲手为大家盛姜汤。

曾经叱咤风云的外交官悠然于洣江上。撑篙的是原湖南领导干部，后调外交部亚洲司任副司长的董学林。

　　1970年7月22日，校部炊事员焦其利因病去世，好几个连队也有重病号出现。对此，校部很担心，便派王国权和营连干部一块去看望病号，同时走访了几个连队食堂，要求炊事班想方设法让大家吃饱吃好。王国权还特别提醒，注意食堂卫生，决不能出现食物中毒。这一警钟敲得及时，湖南干校办校三年，十多个食堂未出现过一起食物中毒事件。

　　干校生产特别忙，司机、厨师原来都穿自己带来的衣服，但很快就又脏又破，其他人员的衣服破损也非常严重，自己又无暇缝补。有人建议校部买几台缝纫机，让女同志帮助做点围裙、套袖之类的东西，发给司机和厨师，还可帮大家缝缝“穷”。

　　主意有了，但干校无法开支。王国权便主动拿出自己的钱，买了三台缝纫机。事后才知道，“文革”初期，王国权夫妇在波兰使馆时，已额外交了1万元党费。回国后，造反派抄家，又没收了1万元，名曰“交党费”。就这样，两人在国外辛辛苦苦攒下的2万多元几乎被扫光，他们手头并不宽裕。

　　王国权还时不时地接济一些家庭困难的工勤同志。1972年，王国权去澳大利亚赴任途经香港时，手上戴的表还是抗战时期的战利品，同志们劝他买一块新的，但手里没有钱，只好向亚贸公司赊账。

　　老夫老妻

　　王国权和常玉林虽然都去了湖南干校，但并不住在一块。王国权住在校部，常玉林住在五连，相距两三里路。原来马毓真是五连指导员，华光是五连副指导员，后因华光同张海峰一起出国，五连副指导员就由常玉林接任。

　　她常去校部开会、办事，一个人沿着茶园的小路走。当校部的二层小楼出现在面前时，她好像见到亲人一样快活。王国权也经常下连队，校部也常常让他去五连了解情况，刚好公私兼顾。

　　他们夫妇与干校的领导和广大学员相处得很好，不管这些人过去是“当权派”还是造反派。这么一来，夫妻两人的精神也振奋多了，常常有说有笑，感到很满足，很幸运。但不管怎么说，还是一对老牛郎织女。

1971年，本文作者（左）与王国权夫人常玉林在北京合影。

　　后来，校部考虑到王国权年纪大了，身边最好有人照顾，便把常玉林从五连调到校部，同杨清华一起查领导干部的一些案子。当然，校部也为他们安排了一间房，一对老夫老妻终于可以朝夕相聚了。

　　记得有一天，雨下得特别大，王国权去醴陵办事，常玉林一人在家。雨水倒灌进屋，脸盆、鞋等都漂了起来。我和刘静茹闻讯赶紧去“救灾”，先将门口用砖垒高了，再用泥糊上，然后才将屋内的水一盆一盆地淘出去，常玉林当晚只好睡在隔壁女同志宿舍里。

　　第二天王国权回来，才知道家里“遭灾”了，他不但不着急，还跑来找我开玩笑说：“小张啊，你们昨天‘英雄’了一回，我来谢谢你们。”看到老夫老妻恩恩爱爱、幸福的样子，大家的心头也都暖洋洋的。

　　关心年轻人入党

　　干校整风前后，许多年轻人要求入党。当时在校部的孙振华、肖玉华和我五六位同志都想入党。王国权对我们这些年轻人非常关心。

　　1970年9月下旬，王国权就与我长谈过一次，主要是端正我的入党动机和正确对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当时，按毛泽东“吐故纳新”的指示，已开始在干校发展新党员。可我怕人家说入党是为了当官，而迟迟不敢递交入党申请书。

1959年4月，王国权（左三）陪同张闻天（中）在华沙参观。

　　谈话后不久，王国权就接到调令，是周恩来点名要他回京。校部为他举行了欢送会，大家都舍不得他走。9月底，常玉林和校部的刘华秋等几位同志一起送王国权到长沙。

　　在王国权走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常常给他写信，汇报我的思想和工作情况。他每次都给我复信，嘱咐我认真学习，踏实工作，不骄不躁，要经得起党的考验。我像上了发条一样，增加了信心和力量。想想自己的入党经历，每一步都渗透着一个老党员的心血，这使我终生难忘。

　　吃烤鸭风波

　　1970年初夏，外交部设在湖南、江西、湖北和山西四所干校的部分负责人回京开会。

　　一天下午，他们去车站接从湖北干校归来的曾涛，并想请他出面，组织大家一起聚一聚。但曾涛太累了，没有去。于是，在京的几位同志同从干校回来的刘华秋、王建章、张志学等一起去烤鸭店吃烤鸭。朋友间的聚会本来是很平常的事，万万没有想到，竟惹出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来。

　　他们十几个人要了一个包间，点菜吃了起来。刚从干校回来，嘴馋是情理之中的事。大家也顾不得礼仪，沾满灰尘的帽子未摘，高卷的裤脚未放，衣襟上的泥点清晰可见。

　　这样一群狼吞虎咽的人，怎么还自称是外交部的干部，外交官哪会是这副模样？烤鸭店的保卫人员产生了怀疑，便一个电话打到外交部保卫处。

　　为慎重起见，外交部保卫处派了一位同志，亲自到烤鸭店察看。这位同志弄明情况后，告诉烤鸭店的工作人员，他们确是外交部干部，是几位干校的负责人回北京开会的。事情清楚了，原来是一场误会。

　　1971年5月，几个干校的部分成员又回北京开会，大概是接受了上次的教训，谁也不想去吃烤鸭了。偏偏有一天，王国权的夫人常玉林打来电话，说老王要请从湖南干校回来的刘华秋夫妇、张兵夫妇等几位同志吃烤鸭。大家听了，心有余悸，纷纷说免了吧。但常玉林坚持说，老王已请他的好友翟荫堂（钓鱼台国宾馆负责人）在王府井烤鸭店作了安排。

　　王国权当时是对外友协会长，常在那家烤鸭店请客，不会有问题。这样，我们才放心地去了。这次我们都比较注意，尽量穿得干净、整洁。我们被安排在一个雅间，服务也是一流的，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北京烤鸭。这次没有人怀疑我们是骗子了，因为有王国权等领导在场。看来，吃烤鸭的风波只能说是历史的误会吧。

　　作者简介

　　张兵，退休外交官。1966年入外交部，1976年进入外交部美大司，曾在中国驻瑞典、加拿大、新西兰大使馆、总领事馆常驻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