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传播”这个概念是一国为实现其战略利益和战略目标对重要的对象进行传播、沟通和接触的活动。当前，人们对其概念的认识还不甚统一，还在深化的过程中，正因为如此，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层面，战略传播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应在战略传播的机制建设、传播对象、传播内容等方面积极开展策略研究，为国家战略利益服务。本文提出关于战略传播的一些思考，希望能得到有关领域的研究者实践者的指正。
　　
　　战略传播的内涵
　　　　
　　“战略传播”（strategic communication）这个词是新近几年才开始在中国出现的，新闻界在多数情况下把“communication”翻译为“传播”，但实际上在很多场合译成“沟通”甚至“对话”都是合适的。承担“战略传播”是以政府为主导，也涉及如智库、社会团体、企业、媒体这些特定的组织，它们参与关于国家战略的研究过程及其成果的沟通、传播，从而发挥相关各部门的综合影响力。
　　
　　战略传播最初是美国人先提出的，是指在不同时期明确自身的“战略目标”的同时，必需研究和实践如何通过传播（沟通、接触）实现国家战略利益。起初是美国的一些大公司把传播它的品牌和公司文化，以实现更大的市场利益称为战略传播。后来美国国防部把“战略传播”的概念用于宣传美国军事力量在全球扩张符合美国利益，也符合盟国的利益，甚至符合对立国家的民众利益。如今美国政府为实现其战略目标正在全球开展战略传播。
　　
　　简言之，“战略传播”是为实现国家战略利益和战略目标而对重要的特定受众进行的传播、沟通和接触活动，战略利益诸如维护领土主权、国家安全、金融稳定、生态环境、核心价值观等等。战略传播是精心设计的活动，战略传播首先要求政府各部门之间充分协调，并主导民间力量也参与其中；战略传播的效果会表现为加强国内团结、获取国际支持、消弱敌对势力而谋求实现国家的战略利益。
　　
　　战略传播与公共外交的异同
　　
　　近几年，公共外交的概念在我国得到快速普及。公共外交是指，一国的政府和公众（包括社会组织、企业、媒体和个人等等），从各自角度，向外国公众（包括公职人员）表达本国国情，说明本国政策，回答对本国的问题，同时了解对方的国际交流活动。
　　
　　战略传播与公共外交有密切关联。公共外交大致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外交流活动。而战略传播不仅包括对外的沟通、接触、传播活动，还包括本国政府部门之间，乃至和民间社会团体之间的沟通。所以战略传播涵盖的内容更广，而在对外沟通接触传播活动中，其又往往采用公共外交的理念和方式方法，二者有较大重合。战略传播强调针对“关键受众”，而不是广泛的民众，强调言论和行为的一致性以及传播的及时性。理所当然，一国的“战略传播”和“公共外交”都是为国家利益服务，战略传播直接瞄准国家战略目标和利益，而公共外交重在传播本国真实形象，增进理解，促进友好，相对间接和柔性,两者相辅相成，但不是以前者去取代后者。美国总统奥巴马于 2010年3月向美国参众两院提交了《国家战略传播构架》。它调整了前任布什总统对国家安全规定的范畴和次序，强调了战略传播对维护美国国际利益的重要性。
　　
　　战略传播的实施空间巨大
　　
　　我国近年有的大学的新闻学院开始加强了战略传播研究（如2015年4 月，北京大学成立了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战略传播”在新闻界的热烈讨论表明在理论研究层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实践层面更大大超过了智库所能顾及的领域。
　　
　　有的国家对战略传播的认识和实践并不充分，因而也就不能预防或减少危机的发生，更难在国家利益遇到危机时发挥相应的作用。去年以来的希腊危机就是一例：无论是其政府还是民间，曾在长时间内对欧盟和欧元，向世界表达了若即若离的混乱信号，给国际社会留下了他们只顾享受福利而不顾国家信用的印象。他们政府内部没有清晰的关于欧元和欧盟的“战略”，没有政府各部门间的“战略传播”，也没和欧盟几个主要机构有效的“战略沟通”，更没有办法和民间进行及时的沟通，于是不得不将国家的命运交付“全民公决”冒险一搏。
　　
　　时有发生的国际舆论炒作我国的某些所谓“事件”，如对东海防空识别区、981钻井平台等等，如国内部门间有更充分的沟通和对外的传播，就容易在国际舆论中处于更加主动的地位。
　　
　　当前，我国在战略传播方面也付出了积极主动的努力。如中国与美国、中国与欧洲之间都有战略性对话。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中美双方就事关两国关系发展的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问题而进行的战略对话。在2015年的第七轮对话，双方就重大双边、地区和全球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九大方面共127项成果。这类论坛有两个主要功能，其一，因为是战略对话，双方政要亮明本国的战略观点，可以促进相互之间的理解与信任，为合作解决双边乃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某些行动准则；第二，每次对话都受到全球媒体高度关注，得到广泛传播，是世界观察中美两个大国的国家战略的重要窗口。
　　
　　战略传播的几个维度
　　
　　首先，在一国之内，政府各相关部门协调统一、精心策划、各部门言行协调，要领一致。这就需要一个跨部门的协调机制，这个协调机制应该包含政府外交、国家安全、对外宣传、公共外交、对外援助等相关部门，在关键问题上，应有能及时沟通的机制，经常性的精心策划战略传播项目，传播内容要与中国发展实际、中国秉持的价值观相吻合。对外不回避问题，积极表态，不能出现相互矛盾的现象。
　　
　　再有，对于不同的国家，战略传播的选题有所不同。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传播对象也要有所区别，对外国政府、关键受众提供的信息的表达话语或侧重也有所区别，但不能有矛盾的表达。尤其重视新媒体环境下舆论的多样性和多变性，让战略传播与面对更广大受众的公共外交相辅相成。
　　
　　第三，第三国也应成为战略传播的重要维度。如涉及日本的问题，我们不应该只面向日本政府和精英人士开展战略传播，而应拓展到美国、欧洲和东亚太平洋邻国等。
　　
　　战略传播服务于国家的长期的战略利益，也要应对当前国内国际局势的随时的变化，要有长期的文化战略储备。由于中国与多数国家在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价值理念等方面确实存在差异，导致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发展走向有误解、质疑和担忧。其中最普遍也最持久的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曾经有些国际论坛的主题就叫“十字路口的中国”：中国如此迅速地发展，会变成霸权国家吗？会成为混乱的国家吗？会成为崩溃的国家吗？但较少问及会成为和平友好的国家吗？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一一给出通情达理的让人信服的回答。
　　
　　由于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加之汉语在世界上传播力的严重不足，中国文化的对外影响力甚弱。当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孕育的各种思想和词汇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在世界上扩张之时，中国自古传下来的优秀哲学思想却没有被世界足够地了解和认识。今天的中国，不能只是经济和军事的强大，更需要文化的振兴，即中国文化为世界做贡献，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传播中国思想。如我们的“和”只有一个字，简明扼要却内涵丰富——包含了和平、和谐、和解、和睦、和为贵等等内涵，如果不是只译为“和谐”，而能以“和”的一个，适当的，音译的形式，将其全部内涵去传播，能受到世界普遍认同，则必能为世界思想库做宝贵贡献。
　　
　　赵启正：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荣誉主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公共外交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