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的价值观外交是欧盟外交手段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作为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地区性政治经济实体，欧盟的价值观外交是建立在成员国对价值观一致认同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无论是欧盟在中东欧地区的扩张，还是乌克兰危机，都同欧盟的价值观外交密不可分，也体现了这一外交手段的重要性和有效性。从欧盟的价值观外交中中国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即对内明确价值观，对外讲好价值观，外交手段求成效不求时效。
　　
　　欧盟的价值观外交
　　
　　欧盟的价值观外交根植于其对于自身的国际定位，即欧盟在国际社会中到底应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这是欧盟自成立以来欧盟内部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学者不断探讨的问题。而目前看来，“范式性力量”（normative power）这一定位获得了普遍认可，也催生了欧盟将价值观外交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欧盟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呢？在欧盟条约中对欧盟的价值观有着明确的界定，即欧盟是在以下价值基础之上成立的：对个人尊严的尊重、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对人权的尊重（包括少数族群）。同时，条约还规定欧盟成员国社会还必须坚持多元化、消除歧视、增加包容度、公正、团结、性别平等。任何一个希望加入欧盟的国家都必须尊重这些价值观，而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如果违背了这些价值观，将被暂时剥夺成员国权利。
　　
　　基于条约规定，欧盟各国都坚持尊重这些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对于欧盟的国际定位进行了广泛探讨，“范式性力量”就是以欧盟价值观为核心所提出的一种观点。由于欧盟长期缺乏组建自己军队的能力，而自身一体化水平虽然已经远远高于一般的国际组织，但是离成为一个类似于美国的联邦制政体还有不小的差距。因此在国际社会中，欧盟到底应该扮演一种怎样的角色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欧盟的影响力是欧洲研究和外交研究的重要课题。“范式性力量”这一概念最早由肯特大学（University of Kent in Canterbury）教授伊恩曼纳斯（Ian Manners）于2002年在其论文《欧洲的范式性力量：一个矛盾的说法？》（Normative Power Europ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首次提出。他在文章中对于此前在欧盟内部广泛争论的问题，即欧盟到底是一个“文明型力量”（civilian power）还是一个“军事型力量” （military power）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根植于欧盟价值观的许多“范式”（norms）应当成为欧盟外交的重点，例如对于人权的保障、对于法治的维护、对于少数族群的尊重等，他将这一观点称为“范式性力量”。这一观点一经提出即得到了广泛响应，在政界和学界都得到了极大关注。这一观点强调了外交要能够塑造人们的观点，对某些概念进行强化，使其对某种意识形态产生认同。相比于“文明型力量”善于运用社会资源例如经济援助、“军事型力量”善于运用军事资源如武器出口，“范式性力量”不但符合欧盟较为尴尬的国际定位，也能够使得欧盟的强项即价值观得到最大程度地运用。欧盟政策制定者受此启发，在此后的外交行动中更加注重展示欧盟的“范式性力量”，试图通过这一方式影响其他国家，达成自己的外交目的，并在国际社会中获得更为广泛的影响。例如，欧盟每年都同中国进行人权对话，这是欧盟基于自身价值观运用其“范式性力量”宣扬其价值观的典型手段。欧盟近期对于香港政治改革问题的声明也体现了这一点，其基于自身价值观中的民主元素，试图影响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进程，使其外交手段的运用得到欧盟内部和其他受欧盟价值观外交影响国家的认可，尽管这一手段在中国看来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欧盟价值观外交的影响
　　
　　欧盟这一价值观外交无论是对欧盟内部、周边国家还是国际社会都产生了广泛影响。
　　
　　首先，在欧盟内部，价值观的提出使得民众对于欧盟的认可度保持稳定。同其他许多政治体由于国家领导人的更迭而使得民众对于国家和政府的认同产生起伏不同，欧盟成员国的民众对于欧盟的整体观点是较为稳定的。在最近一次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尽管在一些国家如英国、法国、荷兰等，反对欧盟的政党获得了一定数量的选票，并在欧洲议会中获得了席位，如英国独立党、法国民族阵线等，但是在绝大部分欧盟国家内，民众对于欧盟的整体认可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其上升或下降幅度都小于百分之五，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欧盟并没有因为领导人的更迭而丧失民众的信赖。
　　
　　其次，欧盟价值观外交对于中东欧国家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对欧盟的扩大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早期的欧盟成员国主要包括西欧和北欧国家。2004年，多达十个中东欧国家集体成为欧盟成员国，令欧盟版图一下子扩张一倍，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这些国家加入欧盟的原因不仅仅是希望在巨大的欧盟统一市场中分一杯羹，民众还希望在欧盟条约的规范下，这些中东欧国家政府可以调整自己的社会范式，向欧盟的价值观靠拢，例如在司法上更加公平公正，对待人权更加尊重，对少数族群的利益进行有效保障等。事实证明，加入欧盟后，欧盟的价值观对中东欧国家进行了极大地改造，使得不少受前苏联和共产主义影响较深的国家都在短时期内建立起向西欧国家靠拢的社会范式。这是欧盟价值观外交的一大胜利。
　　
　　再次，欧盟的价值观外交对于其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获得国际认可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欧盟价值观的影响下，世界各国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对欧盟持正面评价，赞赏欧盟在人权、法治、社会公平等方面做出的贡献，欧盟甚至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殊荣，帮助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在二十国集团中，欧盟同中国、美国一样也是正式成员之一，欧盟理事会主席代表欧盟出席每次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欧洲央行行长代表欧盟出席二十国集团央行行长会议。又例如在伊朗核问题谈判中，包括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德国在内的六个国家参与，但会议的主持者往往是欧盟的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这体现了各方，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俄罗斯、伊朗对于欧盟国际地位的认可和其国际作用的信任，这同其坚持自身价值观外交是密不可分的。
　　
　　当然，欧盟的价值观外交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自从2013年以来，由于欧盟将同乌克兰签署《联系国协定》而使得乌克兰政局不稳，最终导致乌克兰国内发生骚乱，并引发政变。乌克兰民众长期处于战争的恐惧和担忧之中，东部和西部地区也进入了分裂和对峙的状态。而牵扯其中的俄罗斯更是由于乌克兰问题同欧盟和美国交恶，使得原本平稳的双边关系一落千丈，双方互相对对方实施了一系列制裁措施，俄罗斯甚至被逐出了八国集团（G8）。然而，这一局面对欧盟来说并非喜闻乐见。俄罗斯常年为欧盟尤其是东欧国家提供天然气和石油，一旦俄罗斯关闭天然气和石油通道，中东欧国家将陷入没有供暖设施和燃料缺乏的窘境。因此，在使用价值观外交时，也要注意规避可能产生的风险，做好预判和评估，并能够及时根据局势挑战自身策略，避免不利局面。
　　
　　欧盟价值观外交对中国的启示
　　
　　第一，要在国内明确树立起中国的价值观。价值观是建立在社会广泛共识基础之上而形成的。正如欧盟各国也是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一体化进程才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并提炼出自己的价值观。能够在多达二十八个成员国中寻求对于价值观的共识并不容易。而目前，中国社会对于中国的价值观还不够明确，取得共识的价值观概念还不够显著。例如“和平”“和谐”“求同存异”，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词语，究竟哪一个适合成为我们价值观外交中的核心内容值得深思。考虑到中国众多的人口、广袤的疆域和多民族的文化，这一价值观应当从最具有儒家文化代表性的价值观中提炼产生，这样能够较为容易取得社会各界的共识。此外，中国的价值观必须体现自身特色，例如“和平”一词虽然表明了中国的价值观，但是并没有能够使得中国的价值观同其他国家进行区分，不利于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本国民众的认可。
　　
　　第二，要在外交中获得国际社会对中国价值观的认同。在明确了自身价值观的基础上，还必须要使这一价值观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否则价值观作为外交手段将毫无意义，甚至适得其反。欧盟的价值观就获得了包括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除此以外，如何将自己的价值观讲清、讲好也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习近平主席曾多次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这是价值观输出中最关键的一环。中国的对外宣传渠道并不少，但目前为止其有效性还有待强化。例如面向欧洲的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法语频道等，根据笔者的观察，其节目内容不少还是依托于中文的节目配以英文或法文的字幕，缺乏对于突发性新闻的报道和对于热点事件的点评，节目整体的制作水平也同其他频道如新成立的今日俄罗斯（Russia Today）和法国24小时（Francais 24）差距较大。
　　
　　第三，要在外交实践中注重长期性和有效性，而不仅仅着眼于时效性。价值观外交同传统的外交手段诸如政治手段、军事手段、经济手段等相比，可能会较为缺乏即时的反馈。而时效性也不应该成为评估价值观外交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长期性和有效性才是价值观外交的特点。欧盟价值观外交的手段多种多样，除了上文中提到的一些手段外，对于青少年的培养也是其价值观外交的一部分。欧盟知名的伊拉斯莫计划（Erasmus）原本旨在推动欧洲大学生之间的互相流动，可以到其他国家学习生活一个学期到一个学年，从而加深欧洲一体化的水平，并使青年一代可以支持欧洲一体化的理念和价值观。这一计划目前早已从欧盟内部扩展到了全世界范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参与了相关的伊拉斯莫计划，从本科生到博士生都有机会能够到欧盟国家学习生活，而这一青年时期的经历将对他们今后的发展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或许在短时期内欧盟很难收获直接的回报，但是长期来看，在世界范围培养那么多优秀的“欧盟朋友”将极大地有利于欧盟外交的开展和欧盟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同。相比之下，来华留学生的数量每年在不断增长，但是生源地还不够广泛，数量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在中国明确自身的价值观，并寻找到合适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上，应该注重实际运用中外交手段的长期性和有效性。
　　
　　王士琛：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及瑞士日内瓦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