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的幻觉：美国政府是如何选中人权外交的》（美国大都会出版社，2010年）一书首次披露了美国政府如何转化人权理念，巧妙利用人权武器对外开展公共外交的。该书作者詹姆斯·派克是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和美国外交关系学者。他的结论是，美国官方所倡导的所谓人权与真正的人权运动理念几乎没有丝毫的联系，美国官方高举人权旗帜，其唯一的目的是利用人权推广自己的全球战略。
　　
　　美国所谓的人权出发点不在于人的权利，而在于美国的全球战略
　　
　　作者指出，就美国政府而言，推动人权运动发展的历史动力更多的来自于美国国家安全体系的意识形态考虑，而不是对人权的深度良心发现。在美国侵越战争开始之后，美国政府逐步把人权变成推行其外交政策的一种话语权。
　　
　　在派克之前，还没有学者深刻地研究过人权和美国外交的关系。派克认为，一方面美国社会上存在着一种保护弱者的理想，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特别关注国家安全利益。这两者的结合正是人权发展的根源。当人权领袖在呼吁国际人权保护时，华盛顿正在急于寻找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武器用于其冷战行为，而人权则是一个难得的武器。到底两者是谁影响了谁呢？人权运动的领导人坚信，是他们的行为推动华盛顿接受了人权事业，然而，事实却是华盛顿巧妙地利用人权理念推行其政治信仰。华盛顿政客们眼睛里的人权活动与国际和平运动、削减武器、禁止核武器扩散根本没有关系。事实上，华盛顿控制了人权的话题和议程，从而在冷战时期就灵活机警地偷换概念和理念，创造名词和术语。
　　
　　派克认为，今天面对全球力量的变化，奥巴马政府和人权领袖们无动于衷。但是，随着旧的国际秩序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人权问题。而对人权的任何重新认识的关键障碍是人权运动与华盛顿的密切联系。除非人们彻底改变思考方式，人权运动将继续成为美国意识形态和公共外交的一个工具。
　　
　　人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万能法宝
　　
　　本书第二章的标题是“卡特时代：美国外交政策找到了一个心灵。”这句话来自于卡特总统在1978年12月的一个讲话。在一年前他的就职演说中，卡特曾经三次强调人权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这比其所有前任在就职讲话中使用这个词汇的次数总和还多，这表明自从把“反共”确定为美国外交基础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第一次出现了根本性的意识形态改变。美国政坛不论左右，一致赞同卡特的提法，甚至认为“这是自从独立战争以来我们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真正的意识形态观。”
　　
　　卡特的“人权”外交绝不是对侵越战争的反省，而是要“让美国再次成为各国学习和效仿的榜样。”作者写到，“高举人权旗帜就可以不必再反省美国在越南的行径。”难怪卡特的撰稿人说：“人权政策是一个左右逢源的法宝。”在作者看来，越是刻意强调什么，越说明是要刻意掩饰什么。美国在越南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暴虐如摧毁庄稼和森林，强制民众搬迁，轰炸平民，实施“凤凰计划”以及美国支持的在智利、危地马拉、菲律宾、安哥拉等地实施的军事暴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欧亚国家的秘密渗透活动越是遭到揭发和批评，美国政治家越是要声嘶力竭地宣传其人权理念，以粉饰其形象。
　　
　　美国政府意识到人权是攻击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有力武器。如果说在冷战初期“自由”还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概念，那么这时的“人权”成为全面自由的代名词。就在这时，美国政治家意识到一个社会人权的改善同其经济条件关联密切，于是他们在讲话中淡化经济上的不平等，尽力突出政治权力和个人权力。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国防部前部长罗伯特·盖茨就曾经写道：“卡特政府以任何美国总统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向苏联发起了意识形态战争。”具体办法就是“在苏联人眼中攻击苏联政府的合法性”和全力支持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
　　
　　针对中国，前后不一
　　
　　本书的第四章“人权与中国”集中讨论了几十年来美国政府和人权组织针对中国的人权状况采取的前后不一的政策和行为。
　　
　　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始终是其建立亚洲新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战略组成部分。1949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对中国实施了比针对苏联更加严厉的政策，比如，美国政府“对美籍华人、美国公民和其他国家公民与中国的接触实施严密监控。美国外交官一一记录下谁去了中国，为什么要去，干了什么，回国之后又说了些什么。”
　　
　　然而，出于美国的国际战略部署需要，在冷战后期很长一段时间内，就人权运动而言，美国把中国当作其人权批评的一个“最大的例外”。在1989年情况出现了重大变化。这年6月之后，美国国会谈到中国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就是“野蛮”。在一个星期之内，美国国会“印制的谴责中国的文件就达3000多页。”在当时的老布什政府看来，美国正面对“一个更加紧迫和动荡的国际政治问题，”而中国事件只不过是一个让他们分散注意力的事件。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和东欧的改革对美国来说是更加需要集中精力处理的大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个官员说：“全世界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革，占用了我们的所有资源。我们不想在中国问题上走得太远。”老布什的政策招致了人权组织对他本人及其对华政策的强烈批评。
　　
　　在美国政府内部主张对华遏制的一派时至今日坚持认为，“人权是针对中国的最后一个意识形态武器。人权构成民主化、软实力和法制的核心价值。”他们认为，“人权是让中国共产党无法生存下去的一个项目。”
　　
　　20世纪90年代冷战的结束和美国一国独大的局面让布什总统再次有机会把“人权置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位置”。对人权的推动不再需要让位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人权运动的领袖呼吁美国政府把“人权作为新的国际秩序的关键因素”。布什的办法是把人权和商业利益结合起来，他认为，只要想取得商业上的利益，任何人都会更加重视人权。中国经济的发展将打开民主化和人权发展的大门。美国的思想战从此更多地建立在商业考虑上。人权运动领导人也逐步接受了官方的观点，即大公司的权利和市场作用至关重要。至于对待中国，采取商业上的合作来推动人权观活动可能会更有效地推行美国的人权事业。
　　
　　2000年美国国会成立了一个针对中国的专门委员会，集中体现了人权组织、商业集团、国会和政府国家安全机构的共同利益。这个委员会“监控中国各个方面的人权状况，包括宗教自由、工人的权利、自由开展运动的权利、民主管理的权利、知识产权、政治犯人的待遇、西藏的权利和台湾的民主。”
　　
　　在90年代，为了通过商业活动和人权运动来把中国改造成一个“更像西方的国家”，“500多个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每年集中1亿美元用于针对中国的各项活动。在2000年，至少700个基金会、70个政治组织、200个人道主义机构和150个宗教慈善机构开展针对中国的活动。”在90年代，民主基金会资助在美国的中国持不同政见人士近500万美元用于运营他们的媒体。民主基金会另给数百万美元用于监控中国人权状况的进展。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美国人权组织在对中国实施高压的同时，总是使用一种傲慢的语言,如“我们必须教训他们”，“我们得教中国人如何行动”，“得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最低的道德标准”，“他们的行为是不被文明世界所接受的”，“我们认为中国没有取得任何进步”，“我们必须施加压力，让他们老实一些。”克林顿总统也公开说：“越是把中国拉近世界，越是能够给中国带来变革和民主。”
　　
　　可贵的是，作者追述了中国人权的发展首先是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权，而一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成长起来的民族最了解自己应该优先发展哪一个方面的权利。对西方以倡导人权的名义试图在中国实现政权更迭，中国人也完全有理由保持高度的警惕。他也谈到，中国人毫不怀疑，美国的“人权外交”就是对中国共产党一种直接和间接的攻击。联合国所通过的6个主要人权条约，美国自己仅仅签署了3个，而中国签署了5个。作者指出，中国人认为，美国人享受比较充裕的权利，并不是因为美国人道德高尚或者尊重他人，而是因为美国的财富、权力和独特的历史。中国学者指出，美国的宪法中没有出现平等这个词。就是“人权法案”也没有把公民的权利扩大到民事和政治权力以外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作者还列举了中国人针对美国的人权状况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为什么美国拥有世界最大的监狱系统？在2006年，美国的监狱关有226万犯人，加上取保候审和监外执行者，达700万，也就是说每32个成年美国人中就有一名犯人！为什么自从90年代以来，监狱犯人的数量每年以7.3%的速度增加？为什么占人口12.1%的黑人构成了40%的监狱犯人？为什么美国联邦政府允许使用攻击性的狗来对付犯人？特别是，为什么美国的媒体对美国的这些问题闭口不谈，而对中国的情况总是严厉批评？为什么一谈到人权问题，美国只需要改革，而中国就必须改变政权？
　　
　　作者写道，和过去300年相比，今天的中国人民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和个人自由。虽然还存在着不平等，进步还不平衡，挑战巨大，但是中国继续自发地做着巨大的努力。对于这些，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和人权组织既不会从中国的历史发展角度来全面看待，也不会对中国的进步表示赞许。这就是美国人权外交的本质。
　　
　　阅读全书，让人意识到，美国从来没有放弃过充当世界领袖的愿望，而人权现在是，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还会是美国开展公共外交、实现其统治世界战略目标的工具。所不同的只是不同时期，手段和方式有所变化而已。（公共外交季刊）
　　
　　作者：黄友义 （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