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缅甸开始互派留学生，并且一直持续至今。这个留学生群体在中缅教育交流、人才培养、友好往来和民间外交等方面发挥了独特重要的作用。
　　
　　中国赴缅留学生
　　
　　本人和同窗学友姚秉彦君二人有幸成为我国赴缅第一批留学生。1956年秋接到通知，1958年8月成行。当时，我们刚刚结束了北京大学缅甸语专业三年的学业。在仰光大学学习三年后，1961年5月底回国。
　　
　　仰光大学校方，把我们的宿舍安排在单身男教师宿舍楼，一人一间，在我们坚持下改为两人一间。先后到校的还有苏联、捷克等国学生，但校方还是专门派教师给我们上课，先后有两位：一位是教育学院讲师杜印敏，一位是仰光大学翻译出版部词典编纂委员会编辑杜埃基。她们都把我们看作自己孩子似的悉心照料，有时还会叫我们到家中过周末。最初，杜印敏为了解我们缅语真实水平，就把一至十年级一套缅语课本找来，让我们从头读起，哪怕是一个字、一句话不懂也不放过，还带我们到仰大教育学院附属实验学校高年级听课。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经过考察她认为：我们初步掌握了十年制学校应学的缅甸语，具备了进入大学本科学习的水平。再把我们转到杜埃基老师手中。杜埃基老师又选了一些文章或文学作品，教我们读、写，这样又过了大约半年，校方才让我们进入缅文系，自由选听三、四年级各门课程，并专门派出两位助教杜努努和吴埃佩定时给我们辅导。我们除了到当时名噪一时的教师课堂上听课以外，还专门拜访过几位缅甸语言文学界极负盛名的在职教授、讲师，得到他们的热情接待与帮助。校方也很注意我们的言行与反应，比如，我们英语不好，加上缅甸人的英语常带缅甸腔，当时缅甸学生习惯讲话时句子里加上几个英文词。我们遇到这样情况，往往茫然不知所措，就会反问对方：你说什么？直到他们用地道的缅甸语时才应答。校方知道后，一次教务长向学生们训话：你们的缅甸话还不如中国留学生说得标准，怎么能随随便便把英文单字夹在缅语句子里说呢？
　　
　　同学们对我们非常热情。不仅有华裔，大多数是各个民族的学生；有缅文系的，也有其他系的。他们常来找我们聊天，聊的话题非常多，主要是问中国的情况。他们搞节日活动也会邀我们参加。
　　
　　1950年中缅两国正式建交。50年代，我国除派驻大使馆人员和某些赴缅访问的代表团之外，几乎没有在缅长期逗留的人员。一般民众对中国了解有限，更难有机会和来自新中国的人接触。所以初到仰光时，普通市民也以一种惊异的眼光看待我们。往往会问：你们是日本人吧？因为缅甸人见到的日本人不在少数。第一批来缅求学的留学生也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来缅的日本学生。当对方知道你是中国人时，还往往会加问：白华？还是红华？对方这样问，绝没有什么恶意。只是因50年代初，国民党残军败退缅甸，后在金三角一带经营起毒品种植、贩运来，极大地伤害了缅甸民众。此后缅甸人就把在大陆丧失政权的国民党称之为“白华”，而把在新中国的人称之为“红华”。这一称谓直到60年代以后才消失。缅甸老百姓并不把你当“外国人”看，因为在他们周围生活的“胞波”（原意：同胞，今日缅甸人专指华人、华裔）太多了。当他问明你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就会饶有兴趣地发出一连串的问题，询问中国各个方面的情况。
　　
　　1960年8月，我国又派出了第二批赴缅的三名学生，他们都是北京外国语学院（今日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二、三年级的学生，没有缅语基础，在缅留学三年学习缅甸语，后都在外交部任职。他们是：夏厚宏（在外交部和驻缅使馆工作多年，又调至全国政协任外事局局长多年后退休）、彭增九（在外交部和驻缅使馆工作多年，又在驻新加坡、菲律宾使馆任政务参赞，病故）和齐治家（在外交部和驻外使馆多年，先后任驻泰国使馆、驻缅甸使馆政务参赞、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后退休）。因为这一时期中缅关系日益亲密，所以他们所面对的生活与学习环境与我们经历的基本一致，只是他们没有学过缅甸语，一进校就由缅文系专派教师为他们上课。
　　
　　1965年9月，我国派出了第三批赴缅留学生，共8名，其中5位是已从北京大学或北京外国语学院缅语专业毕业的学生；另3位是从复旦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等校学习英语的二三年级学生。因文革中断了他们原定在缅学习三年的计划，提前在1967年3月间回国。
　　
　　第三批赴缅的几位在仰光大学学习期间比前两批赴缅学生更加活跃。与仰大同学们的交往更是亲密频繁。初到缅甸时与缅甸学生同宿舍，一个多月后，又被校方安排搬进单身教员宿舍。8个小伙子还组成排球队，除自己锻炼外，还经常与缅甸同学进行友谊赛，甚至附近缅甸中学的校队也邀他们比赛，据说他们的战绩蛮不错，胜多败少。只可惜他们在缅只停留了一年多就因时局变化回国了。否则，可以想象他们在缅的影响与他们学习的收获都一定比第一、第二批赴缅留学生们要大得多。
　　
　　到20世纪70年代末，几乎每年我国都派出人员到缅甸仰光外语学院学习一年缅甸语。且赴缅者大多是在国内缅甸语专业毕业后已参加工作的人员。进入21世纪后，虽然通过两国教育部派往对方的留学生名额并未增加多少，但派出的渠道明显增多，在对方学习的学生数大为增加，甚至难以确切统计。大多仍在缅逗留一年。
　　
　　接纳缅甸学生来华
　　
　　1960年9月，缅甸派出了第一位赴华留学生，他就是后来成为缅甸外国语学院中文系的元老、第一任系主任吴迪三伦。吴迪三伦是一位华裔，能操一口流利标准的汉语，有相当深厚的汉语基础。来华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了五年，直至毕业。回国后参与缅甸外国语大学的初建，任该校中文系系主任，直至21世纪初退休。
　　
　　后来，缅甸方面派出过几名学生来华，学习一二年汉语后入中医、农业等系科学习。1967年我国大学已不能正常教学，加之缅甸仰光出现严重的“六二六”排华事件，关系骤冷，缅甸方面遂召回了所有来华学生。
　　
　　20世纪70年代末，两国恢复互派留学生，每年各四名。但缅方几乎每年都没有用满名额。20世纪80年代末，本人被借调到我国驻缅大使馆文化处工作，在与缅甸友人交往中得知缅甸的许多部门都希望能派人赴华学习汉语或其他学科，但不了解两国有互派留学生的协议。经过我大使馆的多方沟通，1990年缅甸教育部第一次用足了当年派出来华的四个名额。缅甸外交部的杜山达、缅甸历史委员会（仰光大学历史系）的杜温、杜玛格丽黄和缅甸外国语学院中文系教员杜漂漂温等四人来华学习。杜山达没有中文基础，其他三人都有华人血统，中文有一定基础，杜漂漂温中文最佳。她们都在华学习了三年，且两人在北京大学取得了中文硕士学位，两人在武汉大学获得了历史学硕士学位。杜山达毕业后在缅甸驻华使馆任三等秘书，后在缅甸外交部工作，目前已晋级至何等官阶不得而知。杜玛格丽黄前两年已升任缅甸仰光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其余两位先后脱离了原单位，从事其他工作。
　　
　　据悉，民间设法来华学习的学生不在少数，但非常分散，难以统计，从60年代末，藉当时缅甸“凡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量外汇收入的人才能到国外打工”的规定。来中国学习的人不少。前十年都是到台湾去的，华裔占多数。到70年代末期，我国国内开始恢复了学位学衔制度后，也有不少缅甸各族学生通过这样的“变通”办法来大陆学习。进入90年代后，缅甸来华留学生的情况有很大改观。人数、层次都有提高。比如，仰光外国语学院的教员杜钦基来华后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学习，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接任了仰光外语学院中文系系主任。原来接受缅甸学生在校学习的院校并不多，但90年代后，我国多个部门增设多个渠道接受缅甸留学生，所学专业与接受院校都有增加。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都有。比如，国家汉办与国外合办孔子学院，为对方提供若干来华奖学金名额。2008年3月在万象召开第三次大湄公河次区域领导人会议上，我国总理就曾向次区域内各国承诺，为它们增加3000个政府奖学金名额。所以进入21世纪后可以说缅甸赴华留学生人数大增，华裔仍占一定比例，但其他各族学生也不少。2010年6月本人到云南大学参加“中缅建交60周年与缅甸局势”学术研讨会时，就见到十来名来参加研讨会的云大国际关系学院在读硕士生。经询问得知，按2008年3月总理向有关各国的承诺，云南大学接受了不少缅甸学生，仅2008年9月入云大国际关系学院学习的硕士生就有8位，随后云大每年都接受有缅甸学生。会议期间和他们接触，我感觉这些同学的汉语水平相当高，而且很有礼貌，思想很活跃，能友善坦诚地和与会学者们交流他们的看法，且这些看法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代表了缅甸民众真实想法。据他们导师介绍，他们选择的毕业论文题目的范畴也很广，写得很认真且有一定水平。
　　
　　中缅互派留学生的启示
　　
　　培育了促进两国间沟通的人才，推动了友好关系的发展
　　
　　从上述可见我国通过派出留学生，培养出我国缅甸语界的第一批骨干教师和外交战线上掌握英、缅两种语言的一批得力干部。他们对缅甸国情有较深入了解，也是业务上的中坚力量。虽然，有些老留学生已退休，但今日仍在职的这两类人员中的曾留学缅甸者，几乎无一例外都已成为所在高校或涉外单位的中坚力量。从缅甸境外各国掌握缅甸语人士之间进行比较，我国掌握缅甸语的总体水平是高的。这不能不归功于除文革期间外我国从未间断派出学生赴缅学习。今后应保持并进一步做出扩充与调整。
　　
　　截至目前我们赴缅的留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学习缅甸语言的，仅有少数几位涉及到缅甸文学，有一位取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少数几位僧人曾赴缅甸佛教大学学习过几年。实际上缅甸有些专业还是很有特色的。如：医学、植物学等也值得我们派出人员去学习。
　　
　　虽然我国文革前派出的留学生是三年一期的，但文革后恢复派出以后，绝大多数都是一年的，少数高访学者出访的时间更短仅半年。我国应从学科发展需要出发，考虑少数人出国时间可适当延长，取得相关学科的学位后再回国。争取派员进入缅甸各高校，达到他们本科毕业乃至硕士或博士的水平。学生派出前，最好已掌握缅语，最低也应经过缅甸语短期培训。
　　
　　为缅甸培养各种有用人才
　　
　　缅甸来华留学生们在我国学习、生活了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除了学习到相关领域的知识、技能之外，且与普通民众有过很多接触，结交了一些朋友，他们大都比较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甚至成了“中国通”。
　　
　　今后我们要通过多渠道更进一步地宣传我国的方方面面，为对方提供更多来华学习的机会，开放更多的学科与专业供他们选择，吸引更多的学生来华学习，使其学成后能有所建树。
　　
　　按理说，来我国留学者回国后，应该对中国有个全面正确的认识，有个良好印象，成为一位“亲华派”，但是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有些人来过中国后，对中国的态度反而变得不友好了。虽然，这种情况是少数，而且因果关系非常复杂，但是，应引起我们重视与反思。应该说这些人所接触过的我方人员的不当言行是造成这种反常现象的主要原因。所以应该广泛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克服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力求让涉外人员都能严格自律，注意个人的形象。避免因个人的某些不检点的言行，造成不好的影响。
　　
　　加深两国民众间理解，助推双方民间交往
　　
　　留学生在对方学习期间，除有与对方同行直接交流机会外，也会接触到许多普通民众。这无疑会加深两国民众间的了解，为两国发展友好关系奠定更加深厚的基础。
　　
　　除要注意我方人员不当的思想意识与言行对民间交往造成的干扰外，更要警惕一些民族败类或敌对势力的破坏。那些民族败类和敌对势力是绝不愿意通过我们教育方面的往来，使中缅双方更加了解，使中国的形象在缅甸人民的心目中更加美好和正确，两国的关系发展得更好的。他们往往会利用我们一点失误或缺点大做文章，或无中生有，或歪曲夸大，或借题发挥，搞些小动作。我们要正视面对，及时消除这些负面影响。（公共外交季刊）
　　
　　作者：李谋（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东南亚学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