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与美国建交30周年。20世纪70年代，中美两国领导人从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长远的战略眼光、非凡的政治智慧、勇于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一举打破中美两国多年相互隔绝的坚冰，经过不懈努力，中国与美国在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掀开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新篇章。

    1982年至1998年，我在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以下简称青联）国际部工作期间，从事中美友好交流工作。青联与美国的主要交流对象包括美国青年政治领袖理事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Young PoliticalLeaders，ACYPL，以下简称青理会）和美国国际领导人中心（American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ACYPL，以下简称中心）。

    今天，回忆起我在参与青联和美国交流项目的十几年时间里，我接待过多批美国访华团、多次随青联代表团访问美国，结识了近百位美国青政治家或其他领域的人士,并与其中不少人成为了朋友。当时我国还没有公共外交的概念，我也就不会认识到自己是公共外交的践行者。现在看来，当年

    的经历，正是公共外交活动的具体体现。

    青理会和中心：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重要对象

    青理会是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为开展国际青年政治交流活动而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成立的一个非营利性半官方组织，旨在增加美国青年政治领袖的国际阅历并培养新一代领导人，通过国际交流活动使他们实地学习和考察各国政治经济体制，加深他们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治制度及各国内政外交政策的了解，使他们同各国政治和企业界的青年领导人建立起友好关系，并通过各种活动提高其成员在美国社会中的知名度。

    参加该组织交流活动的多为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议会、两党机构及全国性团体的青年官员和政界人物，包括总统高级助理、特别顾问、参众两院议员助理、州政府行政长官助理、州议员以及一些大公司和企业界领导人。活动经费由美国政府新闻署拨给，同时由一些大公司、基金会以及个人提供赞助。

    中心是一个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非营利性组织，主张在全球范围内识别并将各国正在崛起的领导人组织起来进行各种形式的对话，在美国及其他各国的青年领袖们之间建立一个持续发展的网络，以促进和提高他们的领袖才能和素质，最终建立一个更加稳定的国际社会。许多国家政界人物参加过由该中心组织的活动，包括俄罗斯的叶利钦和美国的克林顿。

    让美国青年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有很大的差异，再加上缺乏交流和相互了解不够，美国对中国存在许多误解。在工作初期，在积累了工作经验然受阅历、对美国的了解程度、对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解和认识以及英语水平的限制，我没有能力用深奥的理论、渊博的知识和非常地道的英语来与美国青年政治领袖们进行深入交流，但我非常珍惜每次接触和交流的机会，通过热情周到的服务，以朴实和诚实的态度，尽自己所能向他们介绍中国的实际情况并回答他们的问题，展现中国青年健康、大方和愿意与世界增进了解、建立友谊的精神面貌，达到交流和传递信息的目的。

    在积累了工作经验后，不论是以翻译还是陪同的身份，我借助日渐娴熟的英语能力，结合自己的经历向美国青年朋友介绍中国的国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和变化，让美国青年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从真诚，到友情，再到理解

    在我结交的朋友中，有一位名叫玛格丽特•塔特怀勒（M a r g a r e tTutweiler）。1982年她首次访华时，已经在白宫工作。访华前，她对中国的了解完全来自美国的媒体，而且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中国有很深的成见，特别是对我国文化大革命留下了深刻的消极印象。的确，在我国文革时期，中美对立，而当中国彻底否定文革并发布正式文件的时候，中美关系正处于建交前后，大部分美国人甚至一点都没有察觉到中国在粉碎“四人帮”后所发生的变化，更谈不上对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对中国带来的变化的认识。塔特怀勒小姐就以为：“文革给中国人民带来伤害，中国政府仍然在伤害人民。”当塔特怀勒小姐随代表团到了访问的最后一站（广州）并参观著名学府中山大学时，通过结识接待代表团的校方负责人，她为能看到在美国接受过教育、对美国友好、热爱自己国家的中国知识分子代表感到欣慰和敬佩。这位校方负责人就是我父亲，他时任分管外事的副校长。他向客人介绍学校和中国教育发展情况时，结合亲身经历，应询就文革等问题进行了现身说法，表现出在经历了文革的痛苦和不公的待遇后仍然对祖国抱有激情和希望的乐观态度，使对中国缺乏了解的美国青年政治家们，特别是塔特怀勒深受感动。

    打那以后，我们结下了友情。“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嘛。虽然我们不可能在意识形态上趋同，但她从此关注中国的事务。1984年4月，塔特怀勒小姐作为助手随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访华。虽然访问日程安排得很满，但她仍通过接待人员与我联系，邀请我去她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小叙。她讲的最多的是1982年第一次访华的经历，并表示那是她最愉快的一次学习经历，她恨不得在最短的时间里让我把中国的发展和变化都告诉她。

    1984年6月，当我第一次走出国门、随青联代表团访问美国时，塔特怀勒小姐给予了我特殊的款待，单独邀请我到白宫用早餐。当时我在代表团名单上排在最后一位，按官本位原则，这种待遇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落到我头上的。

    后来我多次访问美国时，塔特怀勒小姐还热情地邀请我到她家小叙，安排我与时任美国财长贝克(James Baker)见面，到她在财政部的办公室参观等等。

    在与塔特怀勒小姐的多年交往中，我父亲的真诚使我们之间建立起友情。在朋友的交往中，我们相互向对方介绍本国的情况和政策，做到了相互理解。这是人际交往型公共外交的基础和保证。

    从学习到认同

    另一方面，我在陪同美国访华团的经历中，增加了对美国的了解，特别是来自市场经济背景的他们，表现出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初见端倪的市场经济的认同，使我大长见识。

    1982年，我第一次陪同美国访华代表团在西安参观秦始皇兵马俑时，博物馆附近有不少陕西农民妇女，她们手里拿着自己绣制的、具有典型中国风土人情特点的小花袄、小动物、装饰物等东西，一见到洋人就一拥而上，嘴里喊着“万多拉”（One dollar，一美元）、“吐多拉”(two dollar，两美元)、“奇普”(cheap，便宜)等明显带着汉语注音痕迹的英文，向客人推销商品。说实话，当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情形对国人还是比较陌生的，我也感到不习惯，觉得这是对客人的不礼貌，还试图阻挡她们接近客人。可是，这些美国青年却兴奋不已，他们与农民妇女们讨价还价，买下了自己心爱的商品，有的干脆就把刚买的帽子戴在头上，把小花马甲穿在身上，多数人把物美价廉的纪念品留作送亲朋好友的圣诞礼物。看到我诧异的神情时，他们异口同声地对我说：“这就是市场经济！这些农村妇女有经济头脑，她们是企业家，从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希望。”

    通过交流，我们不仅相互学习，彼此之间亦建立起了信任和友情。最有意思的是，青理会访华团成员均由共和党和民主党人士组成，他们经常按美国的民主方式进行辩论或讨论。可是，当出现就安排某项活动请他们通过民主方式讨论却无果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我，说：“夏，你决定吧。美式的民主还需要用中国式的集中才能有效。”未来的政治领袖：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

    公共外交是以独特的方式来实现本国利益的手段。国与国之间，人民和各界人士的相互了解和广泛支持是发展双边甚至多边关系的重要基础。在上述经历中我认识到，通过访华和与中国青年接触，那些美国青年政治领袖对中国的国情有了切身感受，增加了对中国的了解，特别是耳闻目睹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的情况，对中国发生的事情产生了兴趣，同时也结交了不少中国青年朋友，并保持联系、交流信息。

    不论他们后来从事什么工作，这种经历和经验积累，为保护中美关系历经30年风雨和波折后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两国由昔日的相互对立和隔绝成为今天的利益攸关方和建设性合作者，发挥了独到的作用。

    我为自己有幸为实践公共外交做出了绵薄之力感到欣慰。

    夏纪慧：本刊编委，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