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公共外交？继上期对公共外交的目标进行讨论之后，本期“一题多议”通过与国外相比较，分析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主要问题、特点和表现，共同探讨了中国实践公共外交的原则与关键。

    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主要问题

    王义桅：正如日本地震海啸引发的核危机所揭示的，我们已经走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一新时代的主题，从生产方式竞争到生活方式的竞争，从国家竞争到人的竞争，从物质竞争到心灵竞争，从资源竞争到信息竞争。这一新时代的外交涵义，就是公共外交从政府外交的补充，日益成为外交的又一支柱。这也是公共外交在中国已从学术词汇、媒体名词，变成一种政策流行语，并成为本届政府的最大外交亮点的时代背景。

    相比于时代发展要求，中国公共外交存在三大问题。

    传统文化是传经文化而非送经文化。历史上我们只有“西天取经”的故事或“万国来朝”的壮举，很少有传教士精神，即便郑和七下西洋，也只是传播皇恩浩荡，并未积极输出中国观念。现在孔子学院积极走出去，是大胆尝试。但其中的孔子更是万世师表的象征，绝非儒教教主——中国世俗文化的内敛性，是我公共外交缺乏积极进取心的重要制约。相比，美国商业扩张是以传教士为铺路石的，其公共外交具有浓厚的天定命运情结，因而不仅为外交官所践行，甚至为普通民众所传播。

    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对西方民众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界定为共产党中国。对共产主义体制的误解，加上西方民众对政府和权力的天然不信任，无形中转嫁到对我政府行为，包括公共外交行为的不信任。

    强政府弱社会模式。政治体制的问题，需靠民间力量弥补，而我国市民社会不发达，缺乏与国际社会对等对话沟通机制。再加上中国传统社会对商业的抑制，在开展对外市场营销方面，面临很大的不对称性。

    赵可金：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提升很快，提前步入了崛起冲刺期。在这一阶段，作为一个综合国力快速上升且价值观念与众不同的国家，国际社会对中国战略走向的不确定性预期会急剧上升，各种怀疑、担忧、疑虑、猜忌将会呈现“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态势。与此同时，中国被突然推到国际社会舞台的中央地带，从官方到民众，也必然会经历一段时期的不适应，各种无所适从、谨小慎微、犹疑不定的表现也会伴随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产生自身与外国世界的各种不适应的焦虑感是任何一个国家加入国际社会都会经历的，无需惊慌失措。

    问题的关键是，要通过战略上的调整和心态上的抚慰等一系列措施，尽快压住中国战略走向的阵脚。

    显然，公共外交就是中国主动调适自我与世界关系的一种战略举措，主动治理国内外对中国未来走向的种种“焦虑症”。从这一战略视角出发，当前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妥善化解基于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战略走向不确定性的各种焦虑感，在中国自诩与世界期待之间架起一座通畅的沟通和了解的桥梁。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寻求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软着陆。不管中国人自己怎么评估，中国当下正在走的和平发展道路在世界舆论看来是一种“中国奇迹”“中国冲击”，长期持续的高速度、日益扩张的经济规模以及在国际社会不断攀升的影响力，都让世界大吃一惊。如何让国际社会逐渐接受中国道路的合理性，是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突出问题。

    二是缩小中国民众融入世界的心理落差。对普通中国老百姓而言，突然之间被卷入到全球化进程，眼花缭乱的世界万象和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对他们的心理世界是一种极大的挑战，如何帮助中国民众更好地了解世界，以平常心对待世界风云变化，也是中国公共外交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是推动中外思想人文交流走向深入。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核心是中国思想和世界多样化的思想包容并存的过程。打开国门，思想文化的撞击发生在每一个人广大无垠的心灵空间，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与自己不同的思想和价值，这将是中国长期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国公共外交扎根于形式多样、轨道不一的跨文化交流领域，需要长期打算，不可急于一时。

    中国公共外交的特点及其表现

    王义桅：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公共外交有以下特点。

    滞后性。中国的公共外交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其理论探讨更落后于实践运作。因此，中国的公共外交不能停留在学习、模仿阶段，必须针对中国崛起与世界发展的客观事实，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制定相关战略。而现阶段公共外交不仅是一种新的外交形式，它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具有某种意识形态意味的话语体系，在很多时候颇为束缚战略思想的创新。如何冲破这一话语体系，在新的语境和情境下思考中国公共外交战略，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国家性。一方面，国家色彩太浓，另一方面，受制于中国国家身份和定位的模糊。当今中国同时兼有“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三重身份，以及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活力中国（dynamic），多元一体（diverse）“3D”定位。变动中的身份与定位，很难向外界说清楚你是谁，你如何发展及发展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发展起来的中国将如何与世界相处？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并追求一个怎样的世界？

    人性化。我国文化特色重人情轻事理，重问题轻观念，缺求真情怀和普世性诉求。重要表现就是理论性不够。当然，公共外交作为对传统外交的继承和发展，必须依托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大同世界”理念化解“世界之中国”与“中国之世界”之间的矛盾；但同时，公共外交必须着眼于中国的外交实践，借助各种传播和交流手段，以信息时代的通行法则和共同语言向国外公众人性化地介绍本国国情和政策理念，而非用向国内公众宣传那套阐明本国外交方针政策及相关举措，来争取国外民心民意。

    赵可金：与其他国家相比，人民外交是新中国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特征。人民外交始自20世纪20年代苏联为突破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而推出的一种外交样式，是与政府间的官方外交相对而言的，它以各国人民之间进行国 际交流为重心，官方的、半官方的和民间的外交都是外交的表现形式。具体 来说，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主线，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领导十分强调外交依靠两国人民来进行，并戏称为“3958部队”（三教九流、五花八门）。近年来，中国在加强海外公民保护、积极参与维和和护航使命、大力开展灾难救援外交，设立“开放日”“外交档案解密”以及加强外交为民服务等制度，中国公共外交正以一种以人为本、清新务实、开放透明的格调迎向新纪元。

    第二，方法灵活。中国的人民外交坚持“上中下”“左中右”都可往来的特点，与国外议会、党、团要人、社会知名人士及经贸、科技、金融、文教、新闻、体育、企业、宗教等各界建立了广泛的友好联系。在方式方法上不拘一格，有围棋外交、乒乓外交、熊猫外交、晨练外交、杂技外交、京剧外交等等不一，只要可以促进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任何方法都可以顺手拿来，成为推动国家友好的使者。

    第三，党的领导。在中国，从事人民外交的机构很多，包括党政军部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各人民团体，教科文团体、体育代表团、卫生组织等民间组织。其中最主要的人民外交机构是国新办、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但是，所有这些机构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初步形成了中央外事领导小组领导、外交部和中央外事办公室协调，各部委协同配合的公共外交大格局，不仅在组织体制上更加系统化，而且在公共外交实施上更加专业化，为公共外交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公共外交实践应遵循四项基本原则

    王义桅：中国公共外交实践要取得预期效果，应该遵循以下四项基本原则。

    差异性原则。比如，欧洲多样性使得我国对欧公共外交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针对各国对中国崛起的不同层面的担忧和文化传统，开展有针对性的公共外交。欧洲商界最担心的是来自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并将其归结为中国模式——对中国共产党的质疑有了新途径，必须在继续给其创造机遇的同时，规避其风险。而对于欧洲的政治阶层，他们担心中国发展及影响的不确定性。公共外交一定要以国内外政策为支撑，展开有效的战略沟通，消弭其担忧。对于欧洲大众，重视中国崛起对其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的影响。现在是关于中国的消息，总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对我们的媒体外交提出了挑战。

    专业性原则。结合信息时代的传媒规律，以外国人喜闻乐见而富有时代特征的方式，润物细无声地将工作做到他们的心坎里。

    普适性原则。公共外交既有国家特色，又有一定的普适性。我们应超越自身历史文化与国情制约，提出一整套“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核心价值观与国际主张，切实有效回答国际社会对中国与世界的关切，引导国际合作，推动全球治理进程。

    时效性原则。对中国的误解，有历史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干扰，也有发展阶段的制约。为此，中国的公共外交应处理好短期、长期的矛盾，局部与整体的矛盾，着眼于长远国际形象的塑造，注重形象改善的可持续性，由浅入深、从易到难，长期不懈地致力于与国际社会的心灵沟通与情感交流。

    把公众组织起来是成功之关键

    赵可金：中国公共外交优势在民众，特色在组织，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动员起亿万民众参与公共外交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中国公共外交的必由之路。在新时期，中国公共外交要想无敌于天下，首要的是把公众组织起来。

    一是通过改善党的领导组织起来。在中国，党管外交，外事无小事的原则仍然是不能动的。公共外交不能放弃党的领导。在中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首要的核心因素，否定了党的领导，各种社会组织打着公共外交的旗号行动起来，到头来将陷入四面出击的无政府状态。文化大革命期间，众多造**派组织在外交事务中否定党的领导，踢开党委闹革命，认为“人人都可以办外交”，最终造成了严重的外交事件，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公众是公共外交的主体，但公众参与公共外交必须贯彻组织起来，有原则、有计划、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这是避免公共外交一哄而上和走形变样的关键。在新时期，关键是要积极探索改善党组织领导的新思路与新机制，不能固守依靠政府机构体系组织公众参与外交的老办法，而是积极思考拓展社会组织体系以改善党的领导的新办法。

    二是通过加强统一战线组织起来。统一战线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法宝，也是新时期公共外交的一大法宝。人民政协是新时期中国统一战线组织，人民政协要发挥公共外交的优势，通过居中统筹，将经济、文化、宗教、华侨等各界优势资源组织起来。以人民政协为依托，积极建立和健全公共外交的外围组织体系，建立各种形式的协会、基金会、委员会，通过人民政协的制度平台释放公众参与公共外交的优势。比如全国政协的各种会议制度，可以成为讨论外交事务和国际问题的重要平台。全国政协的提案制度，可以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向外交部门反映意见和建议的有效机制。全国政协的视察制度，可以成为政协委员了解外交情况、研究外交问题、讨论外交事务和实行外交建言的重要途径。全国政协的专题调研制度以各专门委员会为依托，以 课题为纽带，联合、组织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围绕国家外交的中心工作，有重点地进行调查研究，完全能够提出切实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广泛、及时地反映社会的事实情况和群众的意见呼声，为中央把握形势、正确决策提供重要依据，并推动一些实际问题的解决。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政协比其他国家机构在参与公共外交事务上有着更大的可行性。

    三是通过不拘一格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公共外交中，参与外交的公众是复数的，有社会精英公众，有焦点团体公众，还有大量的普通公众。从行业属性来看，公众的实现形式是多样的，不存在统一的同质化的公众。因此，公众外交必须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通过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不拘一格地将公众参与公共外交的积极性动员起来，不能采取一刀切，更不能搞不切实际的一哄而起。唯有不断调动起公众参与外交的积极 性，公共外交的前途才是光明的。

王义桅：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执行院长
赵可金：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