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政治上的崛起使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市场和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成员。2005年中国一跃成为第四大经济体（位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2007年其超过11%的增长率在各大国民经济体中再度遥遥领先。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由20年前不到1%，上升到今天5%，而且两位数的出口增长率这一趋势还在继续，外国直接投资也在不断地涌入中国。中国的公司已经进入世界级行列，不仅向外国出口，也成为在国外的投资者。经济上的崛起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崛起，中国正在日渐成为一个有地区性甚至是有全球性的大国。中国正在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的崛起使得德国以及欧洲与其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
德中关系的成功史
德中经济关系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功史。德国与中国的外贸在2000年到2007年间几乎增长了两倍。德国从中国的进口额由2000年的186亿欧元增加到2007年的546亿欧元；同期出口额从95亿欧元上升到298亿欧元。中国已经成为德国的第三大进口国（在法国与荷兰之后），而十年前中国还仅排名第十。由于这些年来中国对德国的出口增长速度高过从德国的进口，它已经从同德国（以及欧洲）的贸易中获得持续增长的盈余。过去几年里双边贸易中商品的种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我们从中国进口的主要是低技术商品，特别是纺织品、鞋、玩具或者玻璃制品，今天则愈来愈多地进口中档或较高档产品。
中国也已成为德国企业一个重要的生产基地。按每年新增投资额计算，从1999年以来，德国已经成为欧洲最大的在华投资国。到2006年底德国企业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已经达到大约140亿美元。
中国影响的上升不仅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且也体现在政治外交、文化和军事战略方面。通过正在上升的经济分量和软实力（其中包括文化上的吸引力）、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以及在地区和多边结构中的积极参与，中国如今已在解决众多地区和全球问题时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德中关系是紧密的、富有成果的和坚实的。中国是我们在亚洲的一个重要伙伴，我们同样也是北京在欧洲的一个重要政治伙伴。双方在经济与科学、环境与政治等领域里有着广泛的对话机制，其中包括人权与法治国家对话。双方也已经在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就彼此关切的重要问题（伊朗、苏丹、非洲）展开对话。
快速的增长
经济方面，中国日益成为我们强大和直接的竞争者。今天，德国和欧洲的企业已经在世界的很多地区同中国企业展开了竞争，例如近东和非洲的基础设施项目，还有向亚洲和拉丁美洲输出的资本货物和机器等。在这一方面中国产品明显的成本优势发挥了作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品仿制者：据估计世界上大约60%的仿制品出自于中国，西方企业在中国每年因为产品被仿制而损失数十亿，而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第三国甚至本国的市场上。欧洲企业在中国的大量投资主要是以合资企业的方式，这样便产生了没有先例而且令人担忧的有利于中国的技术与知识转移。欧洲和西方国家自己制造了自己的经济竞争对手。北京还可以在各国公司中间周旋，因为它本身有着最大的增长潜力。特别是在能源领域，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使中国越来越以一个竞争者的身份出现，尤其是围绕着近东、中亚和俄罗斯的能源储备。1993年中国还是一个原油出口国，今天它超过50%的原油需求已经需要进口。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2030年中国的进口率要达到80%。
从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体系来看，中国并非正在崛起成为一个民主和自由的国家，而是正在为其他国家发展（同西方竞争的）一种自身的秩序和政治模式。数十年以来，西方的民主模式和经济崛起曾是同义词。而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创造出的一种发展与现代化模式，到目前为止是卓有成效的，同时也允许做出实用主义的调整。当然，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模式是否能够长期持续地发展下去。对此还是可以提出问题的，因为事实上持续的稳定与发展只有在公众参与并能够保护人权的体制中才有可能实现。但尽管如此，中国的这种模式对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是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因此同时也减弱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秩序原则的吸引力。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还出于经济利益以外的需要同许多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谴责的政权保持着最为密切的关系，例如同查韦斯以及拉丁美洲其他一些左派——民粹主义政权有着紧密的合作。而这一点对于我们所致力的诸如促进民主、预防冲突的国际发展合作不会没有影响。巨额的外汇储备使得中国政府能够向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利的贷款，这种贷款不包含西方发展援助所设定的社会、环境、透明与人权等附加条件。
巨大的机会，严峻的风险
毫无疑问，中国过去30年的变化确实引人注目，但我们仍然认为，西方的发展模式并不能直接适用于中国。中国共产党通过经济成就和民族主义取得了执政的合法性。但如果认为中国的领导层会自愿或被迫推行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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