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形象应重内修还是在于外炼？一个国家的形象能否依赖几分钟广告宣传片就能展示实力？民间外交家及和平大使李若弘他做的努力及效应能给答案。
在北京朝阳区霄云路有个《京润水上花园》，占地3300亩，园内400幢别墅中，居住着几十个国家驻中国的使节和他们的家属，园区中心公园取名“和苑”。“和苑”是众多国家首脑和政府代表团访华时参观的景点，也是国际知名的公益活动之地。“和苑”的大客厅被各国驻华大使馆、访华政府代表团和媒体称之为“小联合国”。近年，一些国家与中国建交，大使递交国书后，就访问“和苑”。
·国际行善——
被中国大世界吉尼斯评为世界之最的“和苑”由李若弘博士创建。
李若弘博士，北京人，曾在政府任职，因下海经商有成，1992年，他超越一般地产商的内涵和追求，将几十亿人民币投资在3300亩荒地上。他以爱心为纽带，把这片土地，打造成《京润水上花园》。其中的“和苑”，具人文景观、国际性主题—世界和平、唯一专做国际公益事业的软实力平台。
李若弘现任中国世界和平基金会主席、联合国合作伙伴办公室高级顾问、加拿大ALBERTA大学商学院董事、教授。
图三.李若弘先生与阿盟各国驻华大使在和苑合影留念
李若弘是中国唯一的民间国际组织的创办人，为推动世界和平他一直不遗余力，他经常往来穿梭在世界各国政府及各国际组织的活动中。他是国际上公认的慈善家。阿拉伯国际学校、日本动漫学校、蒙古语言学校、四川汶川灾区，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贫困国家和灾区都获得他的大力赞助。
为支持和平与健康项目的持续发展，他开办了北京“京润医院”。该院将医疗、预防医学和健康俱乐部合为一体。在过去5年中的收入，已全部捐赠给盲人学校、聋哑人学校、帮助外地民工子女上学或用于公益事业。该院网罗了海峡两岸的名医，各国驻中国使节可在该医院享受到专家门诊、有的可获免费医疗、免费药物等服务。
李若弘在国际上行善已行走了十年，他用不同方式帮助了很多国内和国外贫困国家和灾区。为使中国政府、中国的企业家也能好好的利用他的平台，他引领国内1000多家企业进入国际社会前沿，他为中企寻找国际机遇、迎接国际企业的挑战。
李若弘说：“作为一个大型非政府组织，空有理想、仅有爱心是不够的。为了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方向，达到社会共识，以适应国际伙伴的需要，应该维护并持续发展，中国世界和平基金会已创建了“和平加一”的公益项目模式：和平与文化，和平与体育，和平与教育，和平与健康。
李若弘与各大洲的文化媒体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其涉及到电视、杂志、网络、艺术、旅游等领域，所开展的系列活动受到各国政府、民间团体和企业家的对口支持。通过国际间多领域多样式的文化交流活动，消除偏见、减少误解，帮助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学习，促进合作。
·体育外交——
李若弘组织各国驻华大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一行，参加“中国鄱阳湖之旅”、组织各国驻华大使与夫人们参加“内蒙草原之行”、江西名胜古迹游、山东和江西的陶瓷国际博览会等活动。他经常组织各国访华代表团和驻华代表团和驻华大使们参加音乐会、摄影、杂技、冰雕、书画联谊等活动。他协助阿拉伯、尼泊尔国家举行音乐会，协助朝鲜举行第一次国外大型画展、日本香道表演、中日韩三国音乐家大型慈善招待会等。
李若弘认为，人类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战争与自然灾害，贫富差距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体育可作为和平发展的实用工具，体育能够帮助发生冲突与冲突后地区以及社会动荡地区的人民振作、团结、去战胜困难、重建家园。在李若弘的领导下，中国世界和平基金会连续十一年在北京举办了“和平杯”国际高尔夫邀请赛，参加比赛的代表分别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国际组织代表、在华跨国企业总裁、国际知名运动员、艺术家及政府高官。由于参赛人士规格高活动内容丰富、具有慈善特性，这个邀请赛已成为中国的国际交流品牌活动。
近年，中国世界和平基金会与马尔代驻华使馆和中国乒乓球协会联合主办了第一届外交官乒乓国际邀请赛、支持2011年亚洲杯足球预选赛、与对外友协联合主办了“外交官和平跑步”系列活动。来自60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和各国朋友们以热爱和平、健康向上的精神，围绕“和苑”的湖畔和社区专线跑完全程。
李若弘说，中国世界和平基金会与摩纳哥亲王发起的国际和平与体育这一组织签订了合作协议，成立了中国和平体育基金会，将举办国际体育论坛，成立世界冠军俱乐部和青少年体育培训中心，组织国际知名运动员团体进行赛事和慈善活动，有计划的支持体育弱势项目和有困难的运动组织。
上周，李若弘到达纽约出席联合国慈善日活动，主办组织在联合国海专门请合唱团为他们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唱了一曲中国传统民族歌曲。他分别与联合国主要机构负责人会晤，他又为中国人增加了新的国际合作空间。3月1日美国和平体育组织特为李若弘来纽约举行一个盛大招待会，会上确定了亚洲、欧洲、美国体育联盟关系和世界体育新思路和新模式。
为扩大国际教育联盟，共同关心国际间秩序、价值、利益，实现“和谐三重奏”即各国和谐共赢、全球经济和谐发展、不同文明和谐进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李若弘在和平与教育方面与国际教育领域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中国世界和平基金会与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合作成立了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与瑞士维多利亚大学成立了和平与教育中心，与巴基斯坦国际科技大学成立了中国—巴基斯坦科学与发展中心，与日本一些学校建立文化合作关系，与清华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与珠海城市技术学院合作建立专业人才培训基地，与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开展定期联谊活动。通过论坛、对话、专家讲座、调研、校友会等形式，组织各国学术交流，促进科技进步。在这些教育联盟中参加活动的涉及50多个国家的政府高层、知名学者和企业家们。
·国际义工——
李若弘为了世界和平，他与他的团队一贯相当低调，他们用爱心与行动默默地“工作”。他们称自己是“国际义工”。李若弘认为，有民族的，才有世界的。眼界不能局限于13亿中国人，应该胸怀65亿全人类。他和他的团队们，每人肩膀上都承担着：“责任”与“和谐”。虽然很多参与者们在政治上已有成就、经济上已有实力、在社会上已有影响，但仍应该坚持“国际、平衡、专业、公益”这一宗旨。为提高中国世界和平基金会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参与者必须以自己特有的资源与软实力为崇高的和平发展事业作出贡献。
李若弘创立的中国世界和平基金会，是一个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由志愿者组成的致力于社会公益活动的非营利性、非政府性、自主性的社会组织。在国际上简称为NGO。为呼唤和平，走入历史，李若弘博士结合学术和实践撰写了中国第一本介绍NGO的概念、特征和组织模式的巨作。
该书归纳和分析了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历史、现状和存在问题、中国与国际交往时如何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李若弘博士在书中指出中国社会改革的一个新思路：“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的共同努力；促进世界和平需要国际语言和公共外交。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程度是测衡社会治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解读、利用好这一独特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北京和纽约两次采访李若弘博士，了解到他为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拉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多年中，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在与国际社会交往和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力、中国和国际民间组织的交流与互动中他应该扮演何等角色？
李若弘博士说，他的角色是一个三通的“插座”。民间交流接通后，比政府外交更有公信力。诚然，民间公关，渗透人心的效果肯定比官方以制作短片宣传国家形象强多了！——— 摘自美国《侨报》 文/莫利人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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