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者具有学术研究与公共外交的双重使命，两者之间存在互为丰富和促进的关系。无论是国际关系研究，还是公共外交活动，心灵沟通是两者的最高层次和境界。同时，对如何在公共外交活动中实现心灵沟通，袁明教授结合自身经历和思考，给我们讲述了若干颇具深意的故事。

柯银斌：袁老师，您好！多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公共外交是一个可以打通古今中外的大话题。但是，在做访谈资料准备时，我们注意到您强调过心灵沟通是公共外交的最高境界。这很有意思。国外理论中有“心灵政治”的概念，我还未听到国内有人如此讲过。能请您具体阐述一下吗？

袁 明：一切心得皆从实践中来。我觉得人都有相通的东西，关键是在交流时找到沟通的途径。公共外交其实是在做这篇沟通心灵的大文章。2010年3月底，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博士来北京访问。李肇星学长给我打电话，希望我找一位钢琴弹得好、英语讲得好的朋友一起参加晚宴。我就请了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教师姚岚。那天晚上，在钓鱼台宴会厅的烛光摇曳中，姚岚先弹了一首肖邦的夜曲。当时赖斯坐在我的旁边，听得全神贯注，因为她的钢琴造诣非常高，是业余里的专业水平。我告诉她，姚岚是在厦门音乐学校接受基础训练，后来到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深造，现在回国主要从事年轻钢琴人才的培养。赖斯频频点头，她已经进入了她十分熟悉的音乐世界。我想，以她的聪明，可能也多少在琴声中进入一点她并不熟悉的中国世界。因为现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切，和琴声一样丰富和生动。宴会临近结束时，姚岚在黑白琴键上弹起了《彩云追月》，这是王建中教授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根据中国民间音乐改编的钢琴曲目。赖斯从来没有听到过钢琴上的中国乐曲，她被深深打动了。一曲终了，她激动地使劲鼓掌，连连问姚岚关于作曲家的名字、乐曲的背景，并希望能得到曲谱。两周后，我到斯坦福大学开会，顺便给赖斯带去了《彩云追月》的乐谱。在胡佛研究所的一间办公室里，赖斯拿到乐谱就读，说从来没有想到还有钢琴上的中国音乐。我告诉她还有很多，王建中教授就改编了几十首。赖斯说下一次到中国访问，要争取练好《彩云追月》，和中国朋友四手连弹。她说还要争取去厦门。她已经听说，厦门鼓浪屿上有一个钢琴博物馆，里面收藏着70台世界名古钢琴和百盏古钢琴灯台，世界少见。

这个故事对公共外交的启示很多。肇星学长想到在晚宴上请中国钢琴家演奏，就是一个好点子。还有什么能比打动人的心灵更有力的？乐曲是中国的，钢琴是西方的，弹奏者是开放的中国和西方合作培养的青年钢琴家，听者是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政治家和学者，千丝万缕，心灵沟通的网络就这么奇妙的形成了。

柯银斌：真的很奇妙！不过，我理解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需要许多因素在特定的时空中有特殊的聚合。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做基础的，为心灵沟通做知识铺垫、信息铺垫、人文铺垫的工作。这样理解对不对呢？

袁 明：是的。当今世界，有许多不同的文明形态，他们都从历史深处一路走来。在信息不通、相互隔绝的时候，这些文明形态进行的是一种自我塑造、自我修炼、自我完善。现在信息交流大为通畅，闭门自我塑造是不行了，必须在全球格局里完成新的自我塑造过程。中国的历史很长，但是在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交往历史并不长。中国了解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国都不会是很轻松和容易的事。公共外交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展开的，也可以说，是在为世界与中国的相互了解先架桥铺路。

我再说一个例子。香港有一个专门以发达国家高端人士为目标客户的旅行社。2002年，他们组织了一批退休美国政要、大企业家、金融家来中国旅行，人数近300人。组织者找到我，希望我给他们做一次关于中国的演讲，以讲中国文化为主。我答应了。没有想到，过了些日子给我传真过来演讲的具体题目是“中国文化中的阴和阳”，而且说明要说北京是阳，上海是阴。这真令我哭笑不得。这个题目本身就有问题，说明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不了解，但是如何应对就是更大的问题了。我找了一些有关的书来读。《老子》中有一段话非常精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知道，西方人对数字是很敏感的，但是《老子》的“一、二、三”则不是简单的数字，而是人生哲学、世界观、宇宙观。如何把这个意思用英文精确表达出来？我请教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梅仁毅教授。他几乎不假思索，用非常流利的英文说：“One embraces two, two actually grows out of one, both apply tothree and three produces everything.”我一下子找到感觉了。中国文化中的阴和阳不是对立的，分离的，而是浑然一体的，相互平衡的。

后来的演讲很成功。我开始就直截了当地说，你们的题目有很大的知识趣味，但是用北京与上海来解释“阴”和“阳”则简单化了，容易误导。你们是中美经济交流中的重量级人物，悟性都非同一般。我们一起来试试走进“老子”。我告诉他们，“阴”和“阳”是中国文化中的一种密码（code）,需要我们不断来破译，正如西方在不断破译古希腊哲人的密码一样。他们听得很认真，也很投入。演讲结束后他们提出了不少问题，我能直觉地感到，他们是在试图触摸中国的精神层面。

所以说，挑战来自对自身文化和他人文化的深入理解。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在经历这个过程。大家都不容易。

柯银斌：尽管不真正了解，西方人士还是带着许多信息来看中国的。据我所知，其中不少信息是散乱的、不定向的，有的甚至是误导的，有些是对中国的误读。这是不是一个困境呢？

袁 明：这是很大的困境。20世纪80年代初，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到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做访问研究。刚到第一周我就被邀请去参加一个“美国西部中国问题研讨会”，上百人的会议，来的都是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甚至犹他州、亚利桑那州等等的相关学者都来了。我的英语没有问题，但是我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听着这些美国学者们高门大嗓、充满自信、滔滔不绝描述和评论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我突然有一种极为陌生的感觉。他们讲的“文革”，和我亲身经历过的“文革”完全是两回事。他们做关于刘少奇的研究，我听起来，刘少奇不像是中国人，成了外国人。事后分析，他们讲述的中国，实际上是一个被美国化的中国，被美式思维、美式思想、美式语言符号、美式叙事方式组织起来的中国。这个经历，虽然有其自身内容如美国人看中国的幻象成分，但是却给我上了扎实的一课，即不能幻想美国人天生就理解世界，理解中国。他们自成体系、自我完善的力量大得很。问题是，如果这个体系离中国的现实越远，它带来的危害就越大。我始终认同这么一个基本判断，即在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上，美国凭借它的力量，可以是最大的合作伙伴，但也可以是最大的麻烦制造者。

柯银斌：是否从那以后您就特别注意与美国学术界的沟通？我注意到，1986年您在北京组织了第一次中美两国青年学者的学术研讨会。两国学者在一起讨论了一些需要一定政治勇气和智慧的问题。我也注意到，参加那一次研讨会的学者后来都成了中美关系研究中有建树有影响的人物。这有1989年您与哈里·哈丁教授共同主编的《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一书为证，这是中美学者对中美关系史做跨国研究的首部著作，在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研究上具有创新的价值。

袁 明：当时做的时候并没有规划得那么远，只是觉得要加深彼此的理解，而且只能通过对话来加深理解。后来证明，只要大方向把握对了，事物的发展是有后劲的。柯银斌：2007年，您出任联合国基金会中国董事。我在联合国基金会的网页上看到，基金会主席特纳说：“袁明教授长期献身于国际关系的研究，积极促进知识的传播和全球的相互理解。这令人鼓舞，必将成为基金会的宝贵财富。”总裁威思对您的评价是：“袁明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具有丰富的国际经验。她在促进跨文化理解方面表现出的使命感将推动联合国基金会更好地实现其目标：建立一个更加和平、繁荣和公正的世界。”依我看来，这两段话一方面肯定了您的学者地位和使命，另一方面更加重视您在“积极促进知识的传播和全球的相互理解”,这是否在公共外交的范畴之内呢？

袁 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政治的发展变化正在越来越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生活。权力向下转移是一种发展趋势。公共外交这个概念的出现和各国的实践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大历史现象，说明世界政治中权力向下转移这一特点。世界政情复杂多变，究竟公共外交的内涵、基础、边界是什么？我想尚待实践、探索和思考，这个历史过程会很长。不过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积极参与这种实践十分重要。赵启正主任在国务院新闻办工作时曾经说过：“人类文化的相互影响是有益的，不同文化的互补是主要的，而他们的冲突是次要的，面对21世纪，中国人已经有了与全世界各国人民并肩前进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将以完全不同于1900年的观念与姿态进入2000年。”这是一种大把握，大定位。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中国和世界，我们就会发现，做心灵沟通这篇文章，其实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只是放到现代语境下，用公共外交凸显出来，这是历史和时代对我们的文明、智慧、能力的又一次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