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花三月,我们来说说扬州。
在我的书柜里,珍藏着一本画册。这是201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权威资料,它里面有大量珍贵的图片,记录了江同志在扬州的印迹。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众所周知,扬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底蕴深厚,人杰地灵。这里也是江同志的故乡,是他十七岁之前一直生活的地方。
故乡对一个人的影响往往是深远的。
那这座“春风十里”的扬州城,对江同志而言,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01 祖父
时间来到1926年的8月,江同志降生在扬州城里的东关街田家巷。
江家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这个家庭的灵魂人物,是祖父江石溪。
翻开画册,里头有一张祖父的照片。无论是样貌还是个性,江家后人都深受祖父的影响。
江石溪(1870-1933)
该怎么介绍这位江石溪老先生呢?
按今天的标准,他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全才”。
首先,他通医术。
早年间接受了正统的中医训练,曾在扬州府江都县的仙女庙一带“挂牌行医”。他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据当地老人的回忆,过去每当出现“时疫”,江先生就自己出钱出力,熬制“大锅药”以供病人服用。
其次,他会经商。
1915年,凭借多年行医积累的人望,江石溪经人介绍,进入了鼎鼎大名的实业家张謇创办的大达内河轮船公司,担任旗下扬州轮船局的协理(大约相当于副经理),不仅负责业务,还持有一定的股份,为交通事业做出了贡献。
职业身份之外,江石溪拥有的技能和爱好就更多了,而且都能搞出些名堂。
他是诗人,是扬州历史上颇有影响的文学团体“冶春后舍”的成员。可惜,他的诗流传下来的不多,我很喜欢的几句是:
门外闲云容我淡,庭前明月向人圆。
若使人心无险恶,先教沧海没波澜。
此外,他也是发明家,在参与江苏沿海垦区开发的过程中,曾发明一种“水下割草机”,能够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
他还是音乐爱好者,不仅擅长洞箫、竹笛、古琴等乐器,还会作词作曲。
据资料记载,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消息传来时,江石溪非常气愤,“即撰小曲多支”,当街演唱讥讽袁丧权辱国的行径。
在祖父的熏陶下,江家是一个具有爱国情怀、现代思想和文艺气息的书香门第。
02 东圈门16号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家庭教育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在江同志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1929年,正当他三岁时,江家搬进了扬州东圈门16号的一处大宅院。
民国初年扬州地图(局部),东圈门-琼花观一带。
院子位于扬州老城的好地段,足有三进,租金不菲。进得院来,有仪门,有天井,有正厅,最后还带个小花园。江同志和他的父亲江世俊、母亲吴月清,住第二进的西厢房。
一大家人整整齐齐地在一起,日子过得愉快又惬意。画册中描述到:
平时在家中,江石溪经常指挥儿孙们组成小乐队,演练曲目。
到了夏天,太阳落山以后,大家把天井的地面全部浇湿。晚饭后,再围坐在一起纳凉聊天。大家所聊的内容,经常涉及到诗词歌赋、文化历史。
院子里的“弦歌雅乐”给江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忆说:
我的一点文学艺术的底子,就是在这个地方打起来的。
对江同志而言,东圈门既是他的“百草园”,也是他的“三味书屋”。
刚满四岁时,家里就把他送进附近一处远近闻名的私塾。这里是一位姓熊的女先生开办的,人称“熊书房”,据说是当时扬州最好的私塾之一。
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年幼的江同志每天准时带着小板凳来到私塾,在先生的教导下,和其他幼童们一起,摇头晃脑地背诵《三字经》《弟子规》和《幼学琼林》。放学回到家中,他还要在父亲的督导下,背诵唐诗宋词,练习毛笔书法。
学习的压力,大得很哩!
少时的教育,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功底。更重要的是,弥漫在整个家庭里的知识氛围,熏陶出了受益终生的学习习惯。
后来,他在一次海外出访过程中,对大家讲道:
我呢,别的本事没有。有一点,我是爱好学习的,到哪儿学到哪儿。
03 六叔
然而,岁月静好不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革命才是。
江家的第一个革命者,是六叔江世侯。
在祖父江石溪的计划里,长子江世俊继承他的事业,担负照顾全家人的重任。而对六子江世侯,则希望他搞文学艺术。
可是,1928年只有17岁的世侯,就因为参加革命而被逮捕。江石溪想尽办法营救儿子。出狱后,他把儿子的名字改为“江上青”,取的是唐诗“江上数青峰”的意思,并送他到上海艺术大学念文学系。
江上青烈士
哪知道六叔到了上海后,搞革命更有热情了,领导了当地的学生运动。不久,又被抓捕入狱,关押一年,受尽折磨。
革命者有拿枪杆子的,也有拿笔杆子的。
才华横溢的六叔拿的是笔杆子,搞宣传工作。他与同志们创办了许多进步书刊,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抗日救亡思想。其中一本刊物叫《写作与阅读》,江同志是它的小读者。
而据资料记载,当时只有十几岁的江同志,竟还看过六叔带回家来的《资本论》,而且还是英文版!
这给小小的他,埋下了一颗大大的革命种子。
遗憾的是,1939年,江上青在安徽不幸牺牲,时年只有28岁。
六叔膝下只有两个女儿,按照中国的传统,江同志被过继给六叔作为“承嗣子”。
这件事对他的生活改变并不大,但是意义重大。他由此成为了“革命后代”,承袭了“红色基因”。
因此可以说,在整个家庭中,六叔是除了祖父和父亲之外,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2011年,江上青烈士百年诞辰时,江同志曾经填了一首满江红,其中写道:
春水绿杨风曼暖,秋山红叶日彰灼。清明日、持酒告先灵,神州跃。
04 梅花岭
在扬州城里,有一个地方,对江同志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
那里叫梅花岭,梅花岭下有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的衣冠冢。这个地方几乎就象征着江同志的中学时代,背后蕴藏着一段屈辱的历史。
1937年12月14日,扬州沦陷。
据资料记载,居民们清晨从梦中惊醒,看见满街穿黄呢服装的日本兵,才知道“山河已经变色”。
日军对扬州进行了烧杀淫掠,就在江石溪当年行医的仙女庙一带,沿路枪击老百姓,仅两日内扬州就有600多位同胞遇害。
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我们,可能很难想象那种情形。
我听我外婆讲,抗战时她在重庆,入夜防空警报时常拉响,一时间必是满城骚动,鸡鸣狗吠。以至于许多年以后,她都对夜里的狗叫感到害怕。
重庆还是大后方,而沦陷区里的日子更不好过。
江家人无力再负担高额的房租,从东圈门16号搬到相对偏远的地区。父亲江世俊不肯到日伪政权里任职,也只能变卖家具度日,更典当物品供孩子读书。
据书中记载,江同志就读的扬州中学,一度被日军征用,体育馆被改成了马厩,学校里的书本也被付之一炬。
日本兵在扬州中学校舍前
江同志和他的同学们,星期天常去往梅花岭下的史可法墓“凭吊”。他曾回忆过:
每当看到墓牌坊上的“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这一对联,便激起一种抗日的激情,决心发奋读书,掌握先进的知识技能,将来报效祖国,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状况。
在国仇家恨刺激下,江同志怎么能不刻苦学习呢?
一个人只要心中有一团火,他就能燃烧起来。
江同志的学习成绩,用今天的话说,就跟开了挂一样。
在扬州中学,他两年就学完了高中三年的课程。1943年的夏天,直接跳级考进当时的南京中央大学电机系二年级。
这一年,他才17岁。
他将背负着全家的希望,离开生养的故乡,奔向自己的远大前程。
05 回到扬州
在走出扬州后的几十年间,江同志随着历史的进程兜兜转转。
他走过长春,去往苏联,一到武汉,两进北京,三出上海,最终创造了辉煌的经历。
幸运的是,当他“踏过千重浪”,又回到扬州的怀抱时,廋西湖还在那里,梅花岭还在那里,甚至东圈门16号也在那里。
千年的古城,依然散发着新的韵味。
今日扬州瘦西湖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中国人对故乡的情感有两种,一种叫近乡情怯,一种叫近乡亲切。
显然,江同志属于后一种,他表达对故乡感情的方式是“常回家看看”。不仅自己常回家,而且也邀请朋友一起去。
朝鲜的领导人金日成,法国的前总统希拉克,新加坡的前总理李光耀,都曾经受他邀请访问扬州,让他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这种外交方式,既拉近了领导人之间的距离,也成功向世人推介了自己的家乡。
一个热爱家乡的人,也一定会是一个热爱国家的人。
2013年,江同志在暮春时节又回到了扬州。这一次,他还邀请了自己多年的搭档朱同志。
照片里,两位老人并肩而坐,谈笑风生。记得江同志常说的一句话叫“事非经过不知难”。此时,不知道两位“战友”是不是在回忆当年经历的挑战,解决的难事呢?
退休之后,他几乎每一次回家乡,都会到东圈门的旧居里坐一坐,这一次也不例外。
如今这里已是知名的历史文化街区,得到妥善的保护。
江家旧居里的天井、敦本堂、祖父的房间等等,都恢复了以往的陈设。
东圈门16号旧居门前
在这本画册的尾声,江同志坐在自己童年时代居住的卧室里,面前的桌案放着过去读书会用的笔墨纸砚,背后的墙上挂着一幅他高中毕业时的相片。
相片上的少年面貌清秀,意气风发;相片下的长者虽已满头华发,但依然神采熠熠。
看到这里,我脑海中不禁响起那首熟悉的歌曲: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