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地球球花是莫妮卡贝鲁奇，
那么在很多人心中，地球的球草就是阿兰·德龙。
“法国第一美男”，“荧幕性感男神”，“行侠仗义的佐罗”全都是曾经属于他的标签。
用阿兰德龙自己的话来说：“女人都为我着迷。”
在他颜值巅峰，靠着这张脸，他俘虏了万千少女的心。
名利、爱情、财富，他什么都有了。
然而到了晚年，他一个人住着偌大的庄园，却沉浸在无尽的孤独中，陪伴他的，只有他的狗。
最近，当地媒体曝出，他决定将要在瑞士接受安乐死，以自己的方式自愿结束生命。
这个消息让无数熟悉他的中国影迷震惊。
但了解他晚年生活的人也许不会那么诧异。
过去这些年，阿兰德龙一直饱受各种疾病的摧残。
因为面部神经手术，心脏手术，心律失常，背部剧痛，他不停进出医院。
2019年，他又两度中风，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瑞士的一家医院度过。
去年女儿晒出他的近照，可以看到他已经需要拐杖才能走动。
疾病给他身体上带来折磨，而亲朋好友的离去，又给他精神上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2020年，一个老友的离开，完全摧毁了他。
“这太可怕了，我完全被摧毁了。我就想，我们两个一起离开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我讨厌这一次，我会无怨无悔地离开这个世界。一切都准备好了，我的葬礼，我的坟墓。”
还没等他消化完，去年，他的前妻又因为胰腺癌去世了。
看着前妻最后经历的痛苦，可能也是让他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之一。
如今，他似乎对安乐死心意已决。
“变老很烦人！”
“我赞成安乐死，我认为这是最合乎逻辑和自然的事情。”他说。
“已经安排好了自己的遗产，不会在我离开后，家族变得一团糟。”
子女也都尊重他的决定。
但具体安乐死的时间新闻中没有透露，只是说在不久的将来。
他孤独的生，孤独的活，最后准备孤独的死。
纵观阿兰德龙的人生，孤独两字出现的频率很高。
他父母在他四岁时离婚，之后他就住进了一个寄养家庭，那是他第一次感觉被抛弃。
第二次感觉被抛弃，是在他17岁那年，父母在他参军的文件上签字，把他送上了残酷的战场。
有父母，他却感觉自己像个孤儿，因为和继父关系紧张，他被寄养在一个保姆家里，无人管教之下，变成了问题少年。相继被3个学校开除，走马灯似的换了17所学校，最后索性在继父的肉铺里当起了小工。
后来参了军，又因偷窃通讯器材和手枪而相继被关进监牢，最后被军队开除。回到法国后，他当过侍者、售货员、搬运工、街头艺人，甚至在巴黎红灯区依靠妓女和别人发慈悲过日子。
但在这混乱落魄的日子中，他的这张脸改变了他的命运。
1956年，他相继被美国导演David O. Selznick和法国导演Yves Allégret相中。
一步从打工人跨入娱乐圈。
后来的一切我们都知道了。
这张精致俊朗的脸和他身上独特的雅痞气质让他成为影坛炙手可热的巨星。
他主演了八十多部电影，在60-80年代主宰了法国票房，成为法国历史上片酬最高的演员。
1978年上映的《佐罗》更是在中国收获了一大波粉丝，蒙面时，他剑术高绝，惩恶扬善，替天行道。
摘下面具时，他又帅的让人尖叫。
连古龙都说：“江湖上没有一个男人能抵挡佐罗的封喉一剑，也没有一个女人能抵挡迪亚哥的微微一笑。”
确实没有女人能抵挡他的笑容。
也许这世界上没几个男人曾像他那般被女人爱过。
他恋爱的对象有很多。
法国歌手演员Dalida。
法国演员Mireille Darc。
Anne Parillaud,
荷兰模特Rosalie van Breemend，他都谈过或长或短的恋爱。
但他心中的白月光，是她
罗密。施奈德是奥地利和德国女演员。在出演电影《茜茜公主》三部曲后，成为人们心中最经典的茜茜公主。
她和阿兰德龙是在拍摄《花月断肠时》时相遇的。
起先，两人语言不通，各自看对方也各种不顺眼，阿兰德龙第一眼感觉罗密很无趣，而罗密第一眼看阿兰德龙觉得他很自负。
然而，看似完全没啥交集的两人，竟然在吵吵闹闹中疯狂爱上了彼此。
他俩的爱情遭到了罗密母亲的强烈反对。
她说：“像阿兰德龙这样俊美到极致的男人，是不会只有你一个恋人的。”
然而罗密无法阻挡：“是的，妈妈，我知道… 但是我控制不住，每当我看到他，我就想每分每秒与他度过。”
她抛下人们希望她保持的“茜茜公主的纯洁形象”，不顾一切跑到巴黎和阿兰德龙同居。
从那段时间的照片来看，两人曾经一起拥有过浓烈的幸福。
他俩也确实订了婚。
但性格冲突，忙碌的行程，再加上阿德龙的风流成性终于让这段感情最终只维持了5年。
阿兰德龙移情别恋，爱上了法国演员娜塔莉。
1963年，他留给罗密一束花和一封短信：“我和娜塔莉去墨西哥了，千头万绪。阿兰。”
这千头万绪其中就包括，他跟新女友要生娃了。
在之后一封更长的信中，他跟罗密解释说，他要当爸爸了，要结婚了，“理智告诉我要跟你说再见，我们没结婚，但已经体会过婚姻生活…. 我把我的心留给你，还给你自由。”
罗密因为被抛弃受伤很深，之后的人生又经历了儿子意外早逝，两次短暂的婚姻等各种悲剧，最终在44岁就去世了。
在她去世后，阿兰德龙才意识到，她才是自己一生的挚爱。
他操办了她的葬礼，每年都去墓地看他，
后来一家杂志曝光了罗密生前的日记，上面这样写着：
“当全世界遗忘我时，只有阿兰没有忘记我。”
原来阿兰德龙并非绝情，当年两人分手后，他仍关心着罗密，并在她事业低谷期给予帮助。
可惜，当初没有珍惜，真爱就永远失去了。
他后来跟娜塔莉的婚姻也没维持下去，结婚5年就离了。
被无数女人爱过，
到头来，年老时，他还是孤孤单单，没有妻子，子女也远走高飞，只有他的狗陪着他。
“除了幸福，我什么都有。”
他独自一人守在日内瓦的城堡中，那里有住房、花园、三个游泳池、一座小教堂、一片林地、一个大湖、直升机停机坪…要参观他安装了电子眼的围墙后面的大片绿色住地，大概需要三天时间。
他给五十条陪伴过自己的狗狗设置了私人墓地，每一条都有独特墓碑。
他在狗墓地中间建造了一座小教堂，“我死后要埋在教堂里，埋在我的狗们身边。”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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