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主流媒体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报道中，政治报道的比重在逐步下降，经济、社会方面的报道比重则在上升。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态度正在发生变化。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绩效的报道有所转向。但它们秉持旧有的偏见并为了迎合美国受众口味，经常在报道中强调中共党内的派系斗争。中国也应坦然面对西方的一些负面报道和言论中某些长期的顽固思维，逐步加强自己的声音，实现有效传播。
　　
　　美国媒体十分关注中国的发展，本文选取《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3家美国报纸及《时代》周刊、《新闻周刊》2家杂志，围绕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展开分析。通过收集、整理、分类与统计从2002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的10年间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报道，应用内容分析法对报道进行量化分析和定性阐述，并以《纽约时报》为重点加以阐述，本文试图大致勾画出美国主流媒体上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形象，总结美国主流媒体关于我党报道的特点、规律及变化趋势，并提出相应的传播策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3家报纸是美国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代表，基本上能够反映美国主要媒体有关中国共产党报道的情况。另外，领导人形象也是政党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因此本文选取了美国最重要的两份杂志《时代》周刊与《新闻周刊》中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本进行分析。
　　
　　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情况
　　
　　报道主题
　　
　　为选出最具代表性的样本，以“ChineseCommunistParty”为精确关键词检索，搜集到报道文本数量为《纽约时报》273篇、《洛杉矶时报》132篇、《基督教科学箴言报》49篇，共计454篇。以《纽约时报》为例，按照关注程度分为以下5个方面。
　　
　　一是意识形态方面。特别关注3个议题：
　　
　　1.关于意识形态变化的言论报道，分为三类观点：一类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懂得利用资本主义发展市场经济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Devin Leonard于2010年6月5日发表书评文章A way for hearts and minds, economically speaking；第二类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已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完全拥抱了资本主义，如Michael Wines在2009年10月10日发表的文章On a Day for Chinese Pride, Little Interest in Ideology；“而以Daniel Bell在《纽约时报》评论版发表的The Confucian Party则代表的第三类观点，即中国共产党应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采取渐进式政治改革路径，而改革也是美国主流媒体较为关注的一个关键词。”
　　
　　2.关于党员结构的变化报道。认为中国共产党鼓励吸收私营企业主等新社会阶层人士入党的举措会影响党内政治结构，中国共产党由进行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转化为执政的“精英”党。如在2012年6月18日的文章For China's Elite, Harsh Discipline For The Accused。
　　
　　3.关于对媒体的管理、对异见人士的处理等方面的报道，认为党对言论自由限制很紧，中国新闻自由缺失。在对异见人士的报道形式上，热衷于在一定时期内集中报道，如结合陈光诚赴美事件对于陈光诚的报道等。同时，在言论自由方面，近期更多关注了党对网络言论的限制，如谷歌公司在中国的业务问题上，更多将商业问题牵扯到言论控制的主题。
　　
　　二是执政行为的报道。主要包括党的政策、路线、活动方面的报道，其中比较突出有：
　　
　　1.关于党的会议、党建和执政能力建设的报道。例如，At Chinese Congress, Little Debate but Lots of Picture-Taking（2002年11月11日，Joseph Kahn，A4版），报道了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2.关于党的内政外交政策的报道，重点关注少数民族政策特别是新疆西藏问题、工会政策、对台政策。如China Asserts Role in Choosing Dalai Lama（2010年7月5日，Edward Wong），强调了党对于选举西藏宗教领袖问题的立场。
　　
　　3.关于党自身建设及党内人事变动的报道，重点关注党的领导人换届、高层人事变动、党员干部腐败问题等。如在中共十八大前夕，新一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换届问题引起了美国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China's Heir Apparent, Ho Pin, 2012年2月14日）。
　　
　　三是党领导中国经济发展方面的报道。这一报道主题有两个特点：一是报道数量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迅速增加，反映了对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持肯定态度；二是经常将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党的执政合法性联系在一起，认为中国共产党十分倚重经济增长，现在的执政合法性来源于快速发展的经济。
　　
　　四是党执政理念方面的报道。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领导集体上任之后，美国主流媒体对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党的重要理念进行了相对于以前来说较为广泛的报道。
　　
　　五是突发、危机、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如抗击“非典”、禽流感事件、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等（Local Police in China Halt Parents Seeking Investigation Into School Collapses in Quake, Edward Wong,2009年1月12日）。美国主流媒体往往对党和政府两个概念不加以区别，体现了其对于中国政治体制的不解或故意曲解，这一现象的原因将在之后加以详述。
　　
　　报道特点及趋势
　　
　　一是政治报道的比重逐步下降。2006年，政治类相关报道占62.5%，2010年该比例下降到52%，经济、社会方面的报道比重则在上升。但值得指出的是，关于经济、社会的报道中还掺杂了意识形态等政治因素。例如，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人民币汇率这样的经济问题时，称中国不愿意让人民币汇率上升是因为升值将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而后者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来源。
　　
　　二是报道信源方面大部分来自西方专家、匿名消息人士及不同政见者。在转述新闻时引用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日报》、《求是》、《学习时报》等国家级权威媒体；直接来自相关部门或党员的信源极少。即使采用也要加上一些带有主观偏见的介绍。例如，“Bad Air and Water, and a Bully Pulpit in China”（2004年9月25日）一文中，在对时任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进行介绍前的一段评论，指出中国共产党员干部一般是比较谨慎保守的，不愿做出头鸟，人云亦云，不将自己与其他人孤立开来，因而潘岳答应开口说话实属意料之外。借介绍之名，行主观定性之实。
　　
　　三是体裁方面纯新闻报道相对较少，言论文章相对较多。美国主流媒体总是将宏大的议题放在事例上，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进行报道。如对于人权和民主问题的报道，总是通过一些具体的异见人士的新闻报道完成。
　　
　　四是将党和政府混为一谈。经常使用Party-State一词，认为中国共产党即中国政府（In Beijing, Orwell Goes to the Olympics, Ross Terrill,2007年8月22日），但这种情况现在开始已经有了一些变化，2011年7月18日，该报评论版刊登了Debunking Myths About China, Eric X.Li,明确区分了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美国主流媒体的这种混淆根源在于它们并不理解我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而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一党专政制度又是一个方便的标签，对于这一点，中国国内的主流媒体也没有进行针对性说明，在对外传播的中国国家形象建立过程中，又加深了这种党国一体的广泛传播。
　　
　　五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2002年11月7日David Shambaugh的文章Will the Party Lose China曾认为中国发展中的问题与矛盾重重，表现出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然而时至今日，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以及中国经济的蓬勃态势基本上获得美国主流媒体的肯定与赞赏，认为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推进了社会经济转型，促进了经济增长，维持了社会稳定。2011年5月2日刊发的文章Where China Outpaces America中，作者Nicholas D. Kristof 提出，中国共产党对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成绩值得肯定，在民众中有着绝对的支持率，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为更直观进行量化分析，本文选取《纽约时报》2006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期间的177篇文章作为样本绘制了以下图表，以供参考。

　　
　　在美国主流媒体眼中，中国共产党的形象由建国初期的红色政党形象，转变为目前的非单向度的政党形象，并且逐渐变的多元化。本文采用国内党建专家的政党形象塑造的影响因素理论，选取了美国最重要的两份杂志——《时代》周刊与《新闻周刊》进行分析。这一理论认为，政党形象的塑造，主要由三方面构成：政党的执政绩效，政党的自身建设，以及政党领导人的形象。而执政绩效又分政治绩效、经济绩效、社会绩效三个层面。政党的自身建设，主要集中在完善政党思想理念、健全党内民主、完善党内制度、协调派系争斗、防止党内分裂、遏制党内腐败、加强党内监督等方面。
　　
　　政党执政绩效
　　
　　政治绩效层面主要从组织政府、民主政治、政治社会化和遏制腐败4个方面进行衡量。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共产党政治绩效的报道由全盘怀疑变成现在的某种肯定。2002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人换届过渡期，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共产党极不看好。前文所提到的2002年11月7日的文章（David Shambaugh, Will the Party Lose China?）就认为，在组织政府上，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继承了一个被架空的政党组织，没有实权将使当任的中共领导人在人事任免上无力；民主政治方面，党内则派系斗争冲突，民主进程遥遥无期。
　　
　　而现在的报道认为今日的中国共产党在组织政府方面有力且有效，以灵活多样的方式来培养新的执政力量，任用了一大批懂经济、懂商务、注重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党员干部。注意到了党在推进民主进程中的变化，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推进民主进程，提升“党内民主”。政治社会化方面，通过广泛吸收社会各阶层和经济精英入党扩大了党员群众基础，通过爱国主义的诉求赢得了青年一代的支持。
　　
　　经济绩效层面主要从经济增长和就业情况、普通公众的生活水平和生存状况两方面进行衡量。美国主流媒体肯定中共对经济事务的管理，也肯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普通公众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生存状况不断改善的事实。同时也认为中国的“独裁专制”制度有利于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会造成“操纵股市、制定关键行业的物价、无条件拥有多个战略行业和介入银行信贷”，长期是不可持续的。
　　
　　政党自身建设
　　
　　政党思想理念上，美国主流媒体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式微，中共为了生存对“资本主义敞开大门”。但同时也报道了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中共提出的新的执政理念，认为科学发展观打破了之前经济发展优先于社会发展的思路，摆脱了经济至上主义。党内民主与党内制度建设方面，美国主流媒体舆论认为，“党内民主”是中国走向民主化进程的一个途径，但它们秉持旧有的偏见并未对中共党内民主进行过多报道。对中共党内制度仅给出中国共产党党内制度不完善的大概叙述。遏制党内腐败与加强党内监督方面，美国主流媒体对这方面的报道在观点和态度上没有明显的转变，他们认为，一党执政的体制缺乏对权力监督的有效机制，媒体更热衷于描写腐败与党内派系斗争。
　　
　　政党领导人形象
　　
　　在《时代》周刊与《新闻周刊》这两家美国重要的新闻杂志上，中共领导人总是被摆放在派系斗争的框架内进行报道，对领导人的实际执政业绩则很少提及。在图像形象上，它们总是以非人情化的方式处理中共领导人的照片，并且经常沿用红旗、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意识形态浓厚的符号来做图片背景。《时代》周刊2008年5月12日的报道中，作为评选出的“2008年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的胡锦涛总书记，刊登的是他站在人民解放军行进部队中无表情的照片。但同时期《时代》的照片中，对奥巴马选取的是其坐在沙发上与妻子、女儿一起看电视的生活照片。
　　
　　我们发现，美国主流媒体十分关注中共领导人的接班、继承问题，它们认为中共缺乏制度化机制，每每论及此问题时均使用“门徒（protégé）”这种陈词滥调来表示，将此放在党内派系斗争的冲突框架中放大，以迎合美国受众的口味。但是报道中杜撰和揣测的部分较多，事实性内容较少。对于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改革，美国主流媒体并不愿意给出客观的评价。对于领导集体任期内进行的政治改革，只是将其描述为为了保持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而不是赋予人民更多权力，将中共领导人中的改革者称为“温和的列宁主义者”（benevolent Leninists）。
　　
　　针对美国主流媒体涉我党报道的传播策略
　　
　　首先，需要建立专家队伍，加强对外交流，争夺背景阐释权。背景的解释决定着美国受众对报道信息的理解和接受。当前，美国媒体涉及我党的新闻信源和言论作者基本上都是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掌握着背景解释权。我们可以逐步建立一支专家队伍，培养他们成为美国媒体的信息来源，加强研究人员对外交流，影响西方专家的观点。
　　
　　其次，要发挥自身的报道信源作用。一些对外传播媒体一直是美国主流媒体的重要消息来源，特别是在权威新闻发布方面。因此可以发挥自身的议程设置作用，致力于提高美国主流媒体的转载频率。同时在转引内容上，需要加强来自中国共产党相关部门或党员的信源，将一线的真实声音传出去，避免很多误解和偏见的产生。
　　
　　再次，应该完善对外表述形式，实现话语体系对外有效传播。当前，我党形象的对外传播中存在一些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在中文里有比较丰富的含义，但翻译成英文却令美国读者很难理解其词义。我们在对外传播时，可按照美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要求，尽量多用他们话语体系中的词汇。
　　
　　另外，需要精心设计领导人形象。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公众场合的行为代表国家行为和形象，西方的政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善于设计自己的形象，努力使自己与民众的距离拉近。我们以往缺乏主动设计形象的意识，加上美国媒体的刻意选择，我党的领导人对外总显得神秘、严肃，给人以距离感。可以通过媒体报道精心设计，呈现出领导人亲切、开放的形象，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
　　
　　最后，要转变心态，对某些负面报道坦然视之。美国媒体在报道和解读涉及我党的新闻事件时，总是会存在固定的意识形态偏见，选取受众喜欢的冲突框架进行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媒体对社会现实的报道的基调就是批判性的，只不过程度深浅不同。作为一个日益开放的大国，中国当有一份坦然，在一些不必要的事情上勿需大张旗鼓地与它们较真。对西方的一些负面报道和言论中某些长期的顽固思维，我们要有长期应对的准备，逐步加强自己的声音，实现有效传播。（公共外交季刊）
　　
　　黄庆：中国日报原常务副总编辑。
　　
　　朱瑾：中国日报评论部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