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对非公共外交的核心是加强双边关系中的软实力建设。为实现中非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在战略层面，要帮助非洲实现减贫发展、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共享全球化成果；在战术层面，要加强国际事务议程的设置能力，重视对智库和市民社会的培育，积极开展对外舆论引导工作， 加强与非洲的发展经验交流以及多渠道开展民主对话。

    由于西方在国际话语权上的强势地位以及西方与非洲知识界、舆论界和市民组织之间较紧密的联系，源自西方的对中非关系的负面解读也逐渐向非洲扩散。“中国威胁论”“中国掠夺非洲资源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等“不和谐音”的此起彼伏仅靠中非贸易的不断提升是难以消除的，亟需我们在诸如语言、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等软实力要素方面进行深度挖掘和培育，积极开展“以人为本”的对非公共外交，以便在非洲国家面前树立起一个有别于西方那些老殖民宗主国的，一个“强大而可亲”绝非“强大但可畏”的中国形象。

    中非关系中的软实力：硬币的两面

    近年来，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以及来自西方和非洲本土对中非关系的负面看法和误读凸显了我们在开展对非工作中硬实力（经济和贸易关系）和软实力（文化和价值观的吸引力）未实现同步发展的现实。在某种程度上由于硬实力发展太快而引发的一系列担忧又对软实力的建设构成了一定的制约。就中非关系而言，如果我们依据构成软实力基础的三大要件（政策、价值观和文化）逐一分析的话，不难发现现阶段我们在开展对非软实力外交中既拥有优势，也面临不足。

    第一，在政策方面，我国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对非政策是我们软实力优势的基础和体现。20世纪60年代周总理访非时提出的中国同非洲、阿拉伯国家发展关系的五项原则，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仍是我们今天发展中非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准则。在与非洲国家交往中，中国从不以大国自居，不谋求私利，十分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把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且提供的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冷战结束后，当西方在非洲强力推行政治民主化，实行将援助与民主化挂钩的政策时，中国则坚决主张：发展道路和政治体制的选择，是非洲国家的内部事务和应有的权利，任何国家，尤其是大国不得干涉别国内政，不应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强加于别国。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后，中国又通过这一机制化的中非集体对话框架，每隔三年就推出一批惠及非洲各国的实际举措，内容涉及减债、对非洲产品减免关税、人力资源培训、加大投资非洲力度以及帮助非洲国家兴建医院、农村小学等民生工程。

    总之，无论是厚重的历史，还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秉承互相尊重、真诚友好、平等互利这一精髓的中国对非政策，都在非洲国家和人民的记忆深处留下了对中国的美好印象，并强化了他们对中国的固有认识，即：中国绝不同于曾对非洲进行殖民统治的西方列强，中国对非洲的帮助是真诚的，不掺杂任何私利。事实上，这样的认识对我们既是褒奖和肯定，同时又是期待和要求。而有时，期待和要求过高反可能给中非关系的发展带来一种无形的压力，并容易在要求未得到全部满足时引起更大的失落情绪。

    第二，在价值观方面，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使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对非洲的吸引力增强。虽然中非之间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有一定共识，但政治理念和价值观的差异随着非洲民主化和市民社会的发展而出现了扩大的趋势。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和成就的吸引力是软实力的核心内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由落后变先进的经济发展成功经验无疑对渴望脱贫和发展的非洲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因此，全面和深度总结中国发展的经验，与非洲国家进行发展战略的探讨，应当是现阶段软实力建设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民主和人权理念上的共识与差异是优劣势并存的软实力要素。西方根据其对西式民主和人权概念的固有理解，想当然地把中国划归到“一党制”和“非民主国家”行列。在非洲，情况则相对复杂。一方面，由于非洲的民主化主要源于“外植”，而非“内生”，而且在推行的过程中出现了选举冲突、社会动荡和效率低下等问题，因此，在执政党和政府层面，也存在希望借鉴中国政治治理和运转模式的想法；另一方面，非洲民主化经过冷战后20年的发展，多党民主体制、民主和人权思想已经基本占领了意识形态的道德高地，非洲人对其民主成就也很自豪。非洲知识界，特别是蓬勃发展的非政府组织、市民社会对中国的民主和人权状况反而有些不理解，甚至认为中国对非洲的民主和人权发展缺乏应有的关注。总体来看，中非在历史遭遇、发展阶段上的相似性，使得双方在人权、主权方面的共识要高于民主。

    第三，在文化方面，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虽富有吸引力，但推广手段单一。中国5000年文明所积淀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前来学习和钻研。但在挖掘和弘扬这些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对国际友人甚至包括不少中国青少年而言，我们的一些优秀传统文化要么入门的门槛较高（如书画类），要么比较艰深难懂和远离现实的快节奏生活（如诸子百家和唐诗宋词），因此在推广和转化的过程中遇到不少阻力。再加上推广形式比较单一（主要依靠政府推广，民间很少介入），因此在一些国家常常出现“中华武术馆”的普及率赶不上“印度瑜珈练习班”的情况。

    目前，承应国际上兴起的汉语热，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海外汉语教学工作的开展。海外孔子学院的数目以令人称奇的速度迅速增加充分反映了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但在高速发展、进行数量扩张的同时，孔子学院自身在内涵的挖掘和质量的把握上恐怕仍需多下些功夫。另外，更重要的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相比，我们还应该在发展和丰富我们当前的大众和流行文化上多投资、多努力。

    扎实推进中非关系中软实力的建设

    首先，在战略层面，要在道义高度上确立我们的对非外交目标，帮助非洲实现减贫发展、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共享全球化成果。长期以来，西方国家高举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大旗，堂而皇之地长久占领着舆论的道德高地。要想短期内打破这样的话语语境无疑是困难的，但我们所具备的巨大优势是，中国在过去30年所走过的道路和所取得的发展成就雄辩地说明：西方式民主、自由和人权概念并不是普世价值；民主、自由和人权有多种表现形式，它是手段，但更是目标。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同样可以通向这一目标的彼岸。

    当前，我们的对非外交语境多强调“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应当说，这些表述更多表达的是一种双边关系应遵循的原则和方式，而不是要帮助非洲实现的发展目标。另外，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旗帜虽然艳丽，但内容上笼统，实现起来更非易事。比较而言，如果我们紧紧抓住减贫发展、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共享全球化成果这面道义大旗，不仅在内容上更贴近非洲现实的关切，而且具有可操 作性和可以实现的预期性。因此，与其和西方在我们目前不占话语优势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语境上较劲，不如另辟蹊径，在我们最具实际发展优势和发言权同时也最容易得到发展中国家响应并且也是国际高度关注议题——减贫和发展上另筑阵地并占领这一道德高地。

    其次，要加强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议程设置能力。被动跟着西方设置的议事日程和舆论定调走，被动应对西方花样翻新的指责，极力解释“我们不是什么”（如应对新殖民主义和威胁的指责），还不如加强外交的主动性和对非宣传的主体性，主动设置国际对话议程和大力自主宣传“我们是什么”（如帮助非洲减贫、南南合作和共同发展），明确和突出中国对非政策的特点和与西方的不同之处。

    911事件后，美国以受害者的悲情和复仇心理迅速制定和主导了此后的国际反恐议程，欧洲国家则逐渐推动和确定了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内容为核心的全球治理议程。可喜的是，近年来我国也陆续提出了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理念，为全球价值体系的丰富和完善做出了贡献。为进一步夯实这些理念的基础和全球影响力，我们也应推动减贫发展、南南合作等议程设置，召开有关“国际扶贫合作”“南南发展合作”“绿色发展和社会和谐”等议程的大型国际研讨会议，并推出相关研究成果，引导国际舆论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和发展。

    再次，全方位培育和发展实施上述战略和方针的行为主体，特别要重视对智库的培育，发挥公共外交对政府外交的补充，有时甚至是支撑性的作用。面对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和日益多元化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单纯依靠官方的政府外交一个渠道已不足以应对，必须以多渠道做工作来应对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多元化。西方社会被广泛认为是一个“二级传播”的文化信息消费社会。除正式的官方资讯外，以知识阶层为代表的社会成为全体社会的意见领袖，通过书籍、学术研讨会、大学的讲座和课程、学术刊物、网络产品和各种广泛的思想议题引领着公众的思考和舆论的导向，并进而对政府决策发挥重要影响。即便在非洲，自冷战结束以来的非洲多党民主化发展已经催生了愈来愈强大的市民社会力量，他们在主导公众舆论甚至政府外交行为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

    而在我国，智库的发展则相对滞后。就智库而言，从自身发展的纵向比较，虽然近年来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质量和数量以及对公众舆论、政府决策的影响力都呈上升态势，但无论和世界发达国家的国际横向比较还是和我国国民经济其他行业的国内行业比较，总体仍属弱势。而如果单就非洲研究的智库建设而言，则可谓“弱势中的弱势”，出现了“对非研究力量与中非关系发展和巨大需求之间的不对称关系”。 第四，以进取和开放的姿态面对挑战，积极开展我们的对外舆论引导工作。近年来我们在对非工作中遇到的“不和谐音”和挑战，一方面自然与西方的话语霸权和所谓的西方新闻报道“潜规则”（喜欢关注负面新闻）有关，但另一方面也与我们的舆论宣传主动性不够有很大关系。在对外舆论宣传方面，我们首先要修正所谓的“清者自清”“多做少说”“只做不说”“好酒不怕巷子深”等消极等待“时间来说明一切”的观念，而是应积极组织有利于我们的舆论宣传工作。一方面，我们要组织力量，编辑出版专题性的英文小册子，全面反映中非友好合作的方方面面，并在一切可能的国内外场合免费发放。另一方面，在宣传报道的方式方法上，包括风格和语言的掌握上要与国际接轨，少用说教和宣传语调，多讲事实和案例，用西方能接受和听得懂的语言全面介绍中非关系。最后，还要重视发挥非洲各界，尤其是非洲媒体的作用。事实上，最有资格和发言权来讨论“中非关系发展”的当然是中国与非洲双方。而让非洲媒体来宣传中国要胜于我们自己宣传自己，要非洲媒体来驳斥西方谬论要比我们自己来批驳更有说服力。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也需要针对非洲媒体下足功夫，比如邀请非洲记者代表团访华，搞一些新闻交流短期培训班，各驻非中国大使馆不定期邀请驻在国各大报知名记者走访在非从事各种民生工程和合作项目的中国企业，增加他们的感性认识。

    最后，加强与非洲的发展经验交流以及多渠道开展民主对话。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时代，历史发展和国情不同的国家出现政治和价值观认同上的差异实属正常。但这些差异需要通过定期和多层面的沟通和对话才能让双方互相理解，从而不对我们的总体外交造成负面影响。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在访问非洲和与非洲人士交流时，应多肯定非洲的民主进程，多解释中国“自下而上”的民主建设做法是国情使然，与非洲“自上而下”的做法殊途同归，以达到“攻心”的目的。

    当前，从对话内容上看，可以侧重于发展经验，尤其是减贫经验和制造业发展经验的交流以及执政理念和改革路径的探索和交流。从对话机制上看，中非间除2000年建立起来的官方间多边交流合作平台——“中非合作论坛”以外，似乎没有其他的机制化的多边或双边交流机制。从对话主体看，除双边政府间的官方对话外，亟需开拓和发展商界、学术界、社团组织之间等各个层面的对话渠道。只有中非人民之间的充分沟通和相互了解才是软实力发展壮大和公共外交得以开展的活力和源泉。

贺文萍：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非洲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