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共青团、全国青联多领域、多渠道、多层次地深入开展青年对外交流活动,将“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在广泛邀请外国青年来华访问的同时,也派遣众多中国青年出国交流。本刊对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全国青联主席助理万学军进行了专访,希望中国青年对外交流事业所积累的成功经验能对我们进一步做好各领域的公共外交工作有所启发。
人脉建设 预防性外交
于凡:万部长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作为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全国青联主席助理,您多年从事青年对外交流工作。请您首先谈谈青年对外交流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万学军:青年对外交流的作用可以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来说明。从国家层面上来说,有一个词可以很好地解释青年对外交流的作用,叫做“预防性外交”。世界各国青年都是该国未来发展重任的担当者,被寄予厚望。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人民往来频繁,大多数人的第一次对外交流基本上都发生在青少年时代,而青少年时代结下的国际友谊最真诚、也最难忘,可以影响人的一生。可以想像,这样的青少年将来如果走上重要岗位,其年轻时对外结成的友好必将有利于夯实国与国关系的民意基础。
从社会层面上讲,青年是文明的传承者,又是文化新风尚的创造者、传播者。青年富于创造和激情,最少保守思想,在青年对外交流中容易形成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合作共赢的新文化。这种文化的形成,必将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近代留日学人对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年轻时赴法勤工俭学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影响就是最生动的例子。
对于青年自身来说,通过对外交流,有利于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发展友谊、增进合作,感受不同文明和制度的差异与共性,培育开放包容的胸怀,提升自身综合素质。
于凡:您刚刚从三个层面阐释了青年对外交流的作用,那么有没有一些更为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些作用呢?
万学军:有一个例子在中日两国已传为佳话。原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同志曾经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担任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他当年率团访问日本,在日本结识了时任岛根县青年团协议会会长的竹下登先生,两人由此结下了深厚友谊。后来他们二人一位成了中国外交部长,进而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位成了执政的自民党干事长,其后担任日本首相,两人年轻时结下的友谊对推动当年中日关系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年轻时在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后来担任过中国驻日大使的杨振亚同志也在那次访日中与竹下登相识并成为老朋友,杨振亚担任大使期间处理李登辉访日等中日关系的棘手问题时,竹下登曾给予大力支持。
可见,青年对外交流在友好人脉建设上发挥了很强的预防性外交功能。
“讲友好”是最大的“讲政治”
于凡:我了解到,全国青联每年都会组织很多青年对外交流活动,特别是“与世界对话”这项活动已经成为青年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品牌,请您介绍一下这项活动,从这些交流活动中,我们可以总结出青年对外交流的哪些经验呢?
万学军:确实,“与世界对话”活动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力。它是由全国青联主办,中国青年报社、中国高校传媒联盟、中国高校国际交流社团联谊会承办的系列青年对外交流活动。这项活动从2008年推出至今,已经举行了120多场。来自全国300多所高校、110多个国际交流社团和校园媒体的6000多名同学参与其中,通过媒体影响辐射到的青年就数不胜数了。 “与世界对话”活动邀请的嘉宾包括国际政要、业界翘楚、驻华大使、青年领袖、思想先锋等。对话的话题切合中国青年的关切,包括国际关系、青年发展、气候变化、科技前沿等等。它不仅沟通世界、传播中国,也是培养青年人才的重要平台。近年来,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使得我国和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不断加快,在此过程中,我国急需培养一批愿意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有能力与世界沟通、通晓国际规则同时又了解中国国情民情的“内外兼修”的复合型国际化人才。 “与世界对话”活动正是我们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重要尝试。
当然,“与世界对话”只是我们将外国嘉宾“请进来”的众多交流活动中的一种。所有这些活动的举办目的就是增进中外青年的沟通和理解。我认为,中外青年之间应该先通过深入的思想交流加强了解,然后增进理解,进而消除误解,在此基础上才能开展良好合作。共青团、全国青联每年均邀请数千名外国青年代表访华,加强互动、深化友谊,积极向来访外国青年传播中国,宣传党和国家的外交方针政策,有效化解了外国青年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所以,无论现代科技如何发达,网络如何便捷,面对面的思想交流永远都是人际交往不可或缺的重要渠道,也是“键对键”交流(指网络交流)所无法取代的。
于凡:万部长,我的理解是,由于文化、制度等一系列的差异,我们这种化解认识误区的努力经常效果不够显着。那么从团中央、全国青联的实践来看,您觉得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化解误会呢?
万学军: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常说,对外交流也要“讲政治”。我认为,青年对外交流最大的“讲政治”,就是“讲友好”。政府间外交往往肩负着明确任务,要解决国家关系的重大和具体问题,但青年对外交流并不具备这样鲜明的特点,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加强友好交流,发展友好关系。而这种友好关系往往是我们化解双方误会的重要基础。当面临别人对我们的误会时,我们应该耐心细致地做增信释疑工作。既要看清楚对方误会或偏见的危害性,坚定通过友好工作以化解矛盾的决心,也要想明白对方误会或偏见形成的原因,比如不客观的媒体报道、先入为主的观念等等,进而根据其来源特征深入做工作。比如,来华访问的很多外国青年对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很多误解,往往以违背人权为由提出异议。对这类青年,我们就会安排他们到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去访问,让他们切身感受人口增长给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细节性安排加强宣传,让他们也了解到中国政府在计划生育领域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努力以及采取的优惠政策,同时,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使外国青年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国策,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体现。
以青年为本
于凡:万部长,您刚才提到了很多青年对外交流活动的意义和作用,那如何让这些意义和作用真正落到实处呢?
万学军:要想让这些意义和作用真正从方案、计划中走下来,落到实处,被每一个参与交流的青年所认可,就需要我们干在实处,精心设计并实施好每一场交流活动,而其重要前提则是“以青年为本”。“以青年为本” 不是一句大话空话。当代青年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已发生深刻变化,这就给我们的青年对外交流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它要求我们必须更加充分、精准地把握青年的内心需求,更加以人为本,从青年喜闻乐见的事情做起。比如,网络化生存已经成为当今各国青年呈现的新特点,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吸引青年关注并开展工作。我们在和外国青年交流的过程中,第一步就先吸引他们加入和使用微信,为中外青年建立一个一个微信群,在时尚、便利而又互动性强的微信群里,中外青年的交流和友谊不断发展升华。
于凡:万部长,您刚才提到的用微信群的这个例子,我个人觉得非常好。那全国青联在组织青年对外交流活动当中,还有哪些值得学习的模式和经验呢?
万学军:全国青联目前开展青年对外交流活动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1.参观考察。我们请外国青年进工厂、进社区、进农村、进大学,让他们亲眼去目睹真实的中国,让他们体验到,中国不只是有发达的东部,还有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等,这样就不会一味地盲从“中国威胁论”的歪曲报道了。
2.座谈研讨。论坛、研讨会、座谈会、拜会等都是十分重要的交流手段。而且,只有通过这些深度的思想交流才能真正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产生思想的共鸣,进而才能真正达到相互理解。我们常说,文明是可以交流交融的,但到达这个理想的彼岸前,也不排除交流过程中产生冲突和交锋的可能性。在青年对外交流的过程中,青年们有时候会就某些具体问题争执得面红耳赤,但只要有着开放包容的胸怀,相信最终一定可以求同存异甚至聚同化异。
3.联谊联欢。青年人普遍开朗且热情奔放,联谊联欢可以给他们一个释放感情的空间。有时候,一场文艺演出的力量往往要胜过一场空洞无味的演讲。而且,在联谊联欢的过程之中还能进一步展示国家优秀文化和良好形象。例如,外国青年在观看了中国残疾人艺术团表演的《千手观音》舞蹈后,往往会受到心灵的震撼,感受到无声世界里“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进而会对中国残疾人关爱及人权事业产生高度认同。
4.体验活动。百闻不如一见,比如体验中国烹饪、试穿旗袍或唐装、学习太极拳等活动,再比如深入民间的民宿、家访活动,外国青年通过和中国人同吃同住同行,可以深入了解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了解中国的社区文化,这些远比走马观花地看看高楼大厦要来得深刻和难忘。
5.体育比赛。我们曾经在巴西世界杯期间,组织正在访华的拉美青年和中国青年进行足球友谊赛,效果很好。在交流过程中,我们时常为中外青年组织混合编队的体育比赛,体育比赛中最能体现出团结、协作的精神,欢笑与汗水、角逐与交流使友谊不断升华。
任重道远
于凡:那您觉得目前的青年对外交流工作还有哪些不足呢?
万学军:坦诚地讲,虽然我们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当前的青年对外交流还有很多不足。
首先,青年对外交流的广度还不尽人意。从人数上来讲,全国有意愿参与青年对外交流的青年人数众多,但是真正能获得机会直接参与的并不多。虽然前面提到累计已有6000多人参加过“与世界对话”活动,也有很多青年参加过全国青联组织的接待和出访活动。但这一规模与我国庞大的青年人口相比,还显得微不足道。在资金方面,国家的财政支持也永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有待拓展社会资源给予支持;从渠道方面来讲,地方团组织对外交流渠道严重缺乏,难以满足各地青年对交流的广泛需求。
其次,青年对外交流的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拓展。我们开展青年对外交流,绝对不能满足于走马观花,必须要把每个交流项目做深做实。我们必须进一步了解当代青年的新需求,不断完善交流活动的设计和实施,努力增进交流双方的友好与合作。
于凡:那您对参与交流的中国青年有什么期望吗?
万学军:我在出席全国青联派遣的出访团行前集训时说,希望大家在对外青年交流中努力打造“五个一”工程:一是要有一颗真诚的心,以诚恳友善的态度进行交流,以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的思维理解对方;二是要有一双敏锐的眼睛,既观察学习对方先进经验,也能洞察用心笸测;三是要有一张内外有别的嘴巴,该说的话一定要说,不该说的话只字不提;四是要有一双勤快的腿,多走走,多看看,多深入考察对方国情民情;五是要有一支勤奋记录的笔,交流中要多思考、勤记录,及时积累传播扩大成果,让每次对外交流都能有实实在在的收获。
2014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战略构想,2015年3月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等重大倡议。中国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需要包括青年在内的各国民众积极参与,青年对外交流工作将成为“民心相通”的重要领域和基础,而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如果没有青年的积极相应,又将是何种命运?所以,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青年一定会站在时代的前列,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在对外交流的舞台上创造更加辉煌的人生。(公共外交季刊)
万学军: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全国青联主席助理
于凡:察哈尔学会研究项目主管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