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华黎明夫妇银川
“1949年，我们这样的家庭还是很兴奋的，觉得旧中国的污泥浊水被挡避掉了。”
华黎明童年
1937年淞沪会战后，上海被日军占领。1939年华黎明先生出生于上海离让人毛骨悚然的著名的极斯菲尔路（现万航渡路）76号不远的弄堂里。
来自浙江农村的父母亲此前为了躲避战争曾经在浙江的山区里逃难，此间先后失去了两个女儿，一个是因为饥饿，另一个是因为疾病。最后觉得没有出路，两位虔诚的教徒就跟随在农村传教的美国基督教会迁移到了上海。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程度的父亲和基本不识字的母亲在教会里做杂工，算是得到了相对比较安全和稳定的生存环境。
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从有记忆始，华黎明就受到两种文化因素的影响。一是从小就体会到一个被占领的国家是什么样子，满街的日本兵给他的印象最深刻，父亲甚至被误认为是农村里来的抗日游击队员而被抓去76号审问了两天两夜，本就窘迫的华家被抄家。好在父亲的身份被查清之后就回来了。在少年华黎明的心里这不光带来恐惧，更让他清楚地体验到国家被侵略和占领，人民沦为亡国奴的滋味，这对他日后的成长和爱国主义思想的培养有最直接和强烈的影响。这一点贯穿他的一生。
第二个影响他的就是基督教，和随之传播的西方文化。从小就跟着父母去教堂做礼拜，少年华黎明看到了认真敬业的传教士，听他们讲圣经上的道理，这些人长期深入中国的农村，会讲中国话，甚至是上海话。教堂唱诗班的合唱和简单的钢琴和小提琴的伴奏乐让他开始了对音乐的关注和追求，有了最初的梦想。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上海，满街又出现了坐着吉普车的美国大兵，“又一拨美国人，但是跟教会里的人是不一样的”，1945年到1949年，上海比较乌烟瘴气，物价飞涨，“上午领的一个月的工资到下午就只够买一箱肥皂”，“所以到了1949年，我们这样的家庭还是很兴奋的，觉得旧中国的污泥浊水都被荡涤了，国家独立、有尊严了”，华老感叹着。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4岁时，弄堂里大他两三岁的的小玩伴们都去上学了，华黎明就跟父母要求也要去上学，父母觉得一是他年龄太小了，二是属于社会下层的华家生活并不富裕，基本不可能，但是拗不过“愿望很强烈”的华黎明，学校同意他跟着去听听课。没想到四岁的他竟然通过了一年级的升学考试，遂一路升上去，16岁时就上了大学。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华黎明开始学习外语。初中和高中时期就读的学校和受到的教育影响了他的一生。省吾中学是地下党办的中学，解放后，虽然革命者的身份已经公开，但是学校里还是保留着很浓的革命气氛，学校位于上海长宁区。当时领导学校党组织的是长宁区地下党的团委书记，就是后来的外交部长钱其琛先生。后来学校高中部的同学们基本都响应号召参军并随部队南下，高中部被撤销。初中毕业后华黎明进入了伯特利中学，一个收留了很多上海孤儿的天主教会学校（后被人民政府改造后更名为沪西中学）。高二时学校所有的外语课程都改为学俄语。但是对于学习了将近十年英语的华黎明来说影响并不大。
中学时期的华黎明很喜欢音乐，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他有更高的奢望，他就自己用过年的压岁钱买了一把二胡，他的志愿就是中学毕业后去学音乐。但是临近毕业时校长找他谈话，他服从推荐去了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外语。在他的内心深处并不是很喜欢学习英语，除了自己喜欢的音乐外，他觉得搞科研和军工比较有用，但是那个年代个人意愿是被置后的，“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是当时比较深入人心的一句口号，再加上强烈的报效祖国的心愿，华黎明怀着一丝遗憾进入了大学。
“这之后，没人知道他们究竟下落何处。”
1954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后，学校的规模并不是很大。到华黎明进校时外语系只分为英语系和包含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罗马尼亚语的另一个系，英语系1956届总共11个班级里只有一百多名学生。入学时学习哪种语言是老师拿着名单直接宣布的。华黎明被分配在英语系，重新从ABCD开始学习。对于他来说，这些过于简单，大学一二年级，他得以跟学校的乐队一起发展自己的兴趣，在乐队拉二胡和小提琴。
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外语学院的学生们到石景山钢铁厂义务劳动，没过多久学校又通知几个学生开会，安排他们去北大学习小国语言。下发这次通知的原因是1957年底也门的王子巴德尔访华，周总理亲自去机场迎接。作为学生欢迎队伍里的华黎明看到了比较尴尬的一幕：按照当时的礼宾，双方都要在机场讲话，来自北大的一位教授为巴德尔王子担任翻译，但是他却听不太懂也门口音的阿拉伯语，后来只能由翻译人员先翻译成英语再进行交流。此事周总理大有感触，给外交部下达指示，要求从全国的高校里选拔一批学过英语的学生学习亚非语言。在石景山钢铁厂劳动的这几个学生就是外交部从全国十所高校里选拔出的三十多名学生的一部分。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外交部的骨干，从复旦大学调去的唐家璇先生也在其中。进入北大学习哪种语言，依然是外交部直接拿着名单宣布的。被分到波斯语班的华黎明当时甚至还不知道波斯语是哪一国的语言。这个班级当时只有7个人，成为我国最早一批培养出的波斯语人才。这些是后话。
关于自己在北大五年的学习和生活，华黎明先生用最简略的语言概括为“不合时宜”。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却厌烦各种政治运动的他被认为“只专不红”，到毕业时也没入党。生活上，由于三年困难时期，“很苦，吃不饱，我这么高的个子，那时只有108斤，不像现在的大学生，他们大概不知道什么叫饥饿了”。
但是他想谈谈的是自己的波斯语老师。
1958年中国和伊朗尚未建交，国内没有懂得波斯语的老师。外交部通过中联部找到了流亡在苏联的伊朗共产党员，从中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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