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将中印关系的发展推向一个高潮。在中印两国学者和政要的热情支持下，1934年5月，印中学会首先在印度成立。次年5月，中印学会在南京成立。其最大成就是推动在印度国际大学建立中国学院。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印的两个学会对于增进中印文化交流和友好关系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与印度都是东方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历史上两国和平共处，相互合作，相得益彰，两个相邻大国之间有着悠远的经济和文化往来。然而，由于英国殖民者侵占印度为其殖民地，并进而侵犯中国西藏，导致中印政治关系中断。中印文化交流也进入了特殊的年代。19世纪20年代，印度国大党奉甘地为领袖，掀起了第一次不合作运动高潮，出现各条战线大规模的群众性斗争，猛烈冲击英印当局的殖民统治，中国则出现了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高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推动了中印文化交流的发展。
　　
　　泰戈尔访问中国与中印学会的建立
　　
　　1913年,泰戈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亚洲获此殊荣的第一人。1924年4月，泰戈尔访问中国，中国文化界出现了一股“泰戈尔热”。
　　
　　中国报刊上充满了欢迎和赞美泰戈尔的文章。泰戈尔访华的主要接待人和翻译、中国著名诗人徐志摩称颂泰戈尔的访问中国，如同泰山日出，“揭去了满天的睡意，唤醒了四隅的明霞”，“翻登了云背，临照在天空”，是“东方的复活”，是“光明的胜利”。中国的左翼作家则从另一角度对泰戈尔表示敬重，《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刊载沈雁冰的文章，赞美泰戈尔是“一个人格洁白的诗人”，“一个怜悯弱者，同情于被压迫人们的诗人”，“一个鼓励爱国精神，激起印度青年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诗人”。泰戈尔先后访问了中国的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武汉，到处发表演讲，与众多中国文化名人交流，向中国人民传递印度人民的情谊，对于恢复和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访问印度时，曾深情回忆泰戈尔在中国的这段不平常的经历，赞扬说：“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至今中国人民还以惦念的心情回忆着1924年泰戈尔对中国的访问。”
　　
　　泰戈尔访问中国，首先推动了中印两国革命运动的互相支持。以1925年“五卅”运动为标志的中国反帝爱国运动得到了印度国大党、印度共产党等各种政治势力的欢呼与支持，也对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印两国的民族主义政党和领袖加强了联络和互相支持。
　　
　　中印学者的互访，自古以来就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传统，即便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也没有完全中断。早在1901年11月至1903年5月，中国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曾在印度居留17个月，著有《印度游记》，开创了近代中国学者游学印度的先例。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关注印度，主要目的是“举印度之事以警中国”。据林承节统计：康有为有80篇论著100处，梁启超有近百篇论著200余处提及印度。他们猛烈抨击英国殖民者对于印度的高压统治和种族歧视制度，深切同情和描述了印度人民的亡国奴生活，分析和研究印度亡国的原因，将对印度问题的思考与中国如何避免重蹈印度覆辙问题相联系。自泰戈尔访问中国后，推动中国高层学者出现了一个游学印度的高潮。20年代后半期至30年代初，中国学者谭云山、徐志摩、许季上、许地山、高剑父等先后访问游学印度。尤其是谭云山长期在泰戈尔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任教，并曾周游全印度，著有《印度周游记》《印度丛谈》等，对于推动中印间的相互了解起了重要作用。
　　
　　从1931年起，谭云山与泰戈尔酝酿建立中印学会的计划。在中印两国学者和政要的热情支持下，1934年5月，印中学会首先在印度成立，设在国际大学，泰戈尔任主席。次年5月，中印学会在南京成立，蔡元培任理事会主席，戴季陶任监事会主席。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印学会推动了一系列中印文化交流活动。如中国中印学会向印度印中学会赠送中国古籍，第一批有6万卷之多；分别在印度的大学设中国国学和中国佛学讲座，在中国的大学设印度佛学和印度文化讲座；推动中国学者陶行知等访问印度，选派留学生赴印度学习等。
　　
　　泰戈尔与中国学院的建立
　　
　　中印学会最大的成就是推动在印度国际大学建立中国学院。在谭云山教授的积极奔走下，筹集款项的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泰戈尔则在由他主持的国际大学专门拨出一大块土地用于建设中国学院。1937年4月14日，该学院举行成立典礼，甘地亲自致函祝贺，尼赫鲁派女儿为代表出席，泰戈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该天是“一个伟大的日子”，“中国和印度接壤千里，通道不计其数。这些通道不是战骑和机枪开发出来的，而是和平的使者，往来不绝，一步一步踏出来的。两国人民现在要把这些信道开阔平整起来，使之畅通无阻，以便更密切有效交往。”谭云山被任命为中国学院院长。中国学院的成立，标志着中印文化交流关系达到了新的水平，中印文化交流由此而有了一条常年开通的渠道，其意义不可低估。
　　
　　抗日战争期间，中印文化交流继续得到发展。1939年8月，尼赫鲁访问重庆期间，曾撰写《发展中印关系意见书》送交中国国民党中央。该文指出：中印两国皆在作培养国力、争取自由的奋斗，因此彼此可以借镜之处甚多。并提出7点建议，深得中国国民党领导人的赞同。国民党中央陈立夫、朱家骅在参考尼赫鲁建议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印文化合作办法办法大纲》。这反映了中国官方积极推动中印文化交流的意愿和政策走向，使双边的文化交流活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939年底，著名中国画家徐悲鸿应泰戈尔之邀，赴印度国际大学讲学，历时1年多时间。其他赴印讲学访问的著名学者还有陈翰笙、常任侠、金克木、徐梵澄、吴晓铃、陈洪进等。1940年初，中国太虚法师率佛教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赫鲁曾会见该代表团。同年，中国回教代表团访问印度，印度穆斯林领导人真纳会见代表团。11月，国民政府派遣考试院长、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率中国高级友好访问团访问印度，并携带蒋介石亲笔函分致甘地、尼赫鲁和诗人泰戈尔。当时，尼赫鲁由于参加反战不合作运动已被英印当局逮捕入狱，戴季陶到尼赫鲁家表示慰问，并转交了蒋介石的信件和礼物。1941年年8月，印度独立运动家、全印妇女协会副主席卡拉黛维夫人访问重庆，蒋介石在会见时表示：“中国得到自由与独立以后，第一要务当为协助印度与朝鲜之解放与独立也。”
　　
　　泰戈乐逝世与中印友谊的提升
　　
　　1941年8月，泰戈尔因病逝世，中国朝野无限哀痛。中国战时最高军事领袖蒋介石亲发唁电，内称：“耆贤不作，声委无闻，东方文明，丧失木铎，引望南邻，无任悼念。”并撰写挽联“诗圣云亡”。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的挽文对泰氏一生作了高度评价，称泰戈尔“是歌颂自然的诗人，也是改革现实的健将；是东方精神的号兵，也是国际主义的旗手；是印度的儿子，也是亚洲文化的卫士、世界文明的前驱；他曾为印度不合作运动而忿怒，他曾为中国反侵略战争而呐喊，他曾为东方兄弟的命运而忧思，他曾为西方朋友的学术而奔驰；泰戈尔先生而今不在人间，可是他的精神却永远存在我们的心中！”
　　
　　1941年11月19日，由中央研究院、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中印学会、中国哲学会等7单位联合举行泰戈尔先生追悼大会及纪念演讲会。11月24日，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决定由中央广播电台播放泰戈尔先生之留声机片，并由张道藩发表广播演讲。12月5日，又由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等领衔发起建立“泰戈尔先生纪念册编辑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大型的纪念册，内容包括泰戈尔先生的传略、年谱、著作表、来华讲学纪事、照片、函电、自制乐谱、相关的纪念文字以及挽诗、挽词、挽联等18种资料。这些都表达中国人民崇敬和怀念泰戈尔的心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英等国结成同盟国关系，共同进行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援助印度等周边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运动成为中国官方战时重要的外交目标之一，并视之为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重要标志。中国官方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尤其是对英、对美交涉中，继续劝说英国放弃殖民主义立场，抗议英印当局对于印度“不合作运动”的镇压，不断催促美国主持正义，对英国施加压力，促使其改变顽固的殖民主义立场，早日给予印度独立的承诺和保证。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印文化交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42年8月，中印学会为适应战时中印关系的发展需要在重庆举行会议，修改会章，扩充会员，推举朱家骅为理事长，顾孟余为副理事长，陈立夫等为常务理事，戴季陶为监事长，陈布雷为副监事长，王宠惠等为常务监事。戴季陶指出：“现在印度已具有独立自治之政治规模，其人口在4万万以上，以世界言之，合中印两国人口即达8万万以上，故就新亚细亚言以及就新世界言，中印文化之研究合作，实与人类之安危祸福、国际之治乱兴衰所关最大。”
　　
　　中印学会拟定了详尽的工作计划，关于组织工作，以“详切拟定各种会议之章则，健全本会之组织，加强行政之效率”为中心工作；关于总务工作，以“精密筹划本会应用经费之来源及其处理办法”；关于研究工作，以“特聘中外知名之专家，共为中印各项事业之臻密发展而讨究，且对中印双方有志中印事业优秀之学子介绍而达成交换留学，储育今后本会工作之基本干部”为中心工作；关于学会活动，以“切实促进中印双方相互之了解文化之交流”为中心工作。同时，该学会还拟定了《研究及编译工作计划纲要》。
　　
　　中国中印学会参与了推动中印关系发展的一系列活动。1942年10月，印度印中学会也于圣地尼克坦举行大会，修改会章，扩充会员，推举泰戈尔的哲嗣罗缔·泰戈尔为主席，尼赫鲁为名誉主席，从中可见泰戈尔在中印文化交流之中依然发生着重要的影响。11月24日，该学会第3届年会在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举行。中国教育部、中国中印学会朱家骅、戴季陶、中国驻印专员沈士华、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保君健等致电祝贺。会议就印中文化交流事业作出了不少有意义的决定。
　　
　　1942年11月8日，中印学会举行茶会招待印度驻华专员梅农夫妇，到各界政要80余人，宾主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朱家骅称颂：“印度与中国乃兄弟之邦，有数千年之友好关系，从未发生过战争，学术上互相影响尤多。”梅农答称：“中印情谊之基础，全建筑在感情与文化上，故能互相了解。中印两国间虽有喜马拉雅山之阻隔，然历史上中国之伟大学者，曾不辞艰辛，跋涉万里以至印度，其所企求者不过学术而已”，指出：“自二次大战爆发以来，世界上爱好自由之民族团结一致，此时中印遂得再度携手，喜马拉雅山之阻隔，已为航空所征服，此后两国交通自更便利”等等。同年，印度发生严重粮荒，灾民数超过千万，饿死者无数。中印学会发起组织“印灾筹振会”，聘请宋美龄为名誉会长，戴季陶、朱家骅任正副会长，由中国朝野重要人物30余人任委员，曾举行大会，发动国民募捐，援助印度灾民，使两国人民的情谊更进一步。
　　
　　泰戈尔访问中国，开辟了中印文化交流的新时代。中印间的两个学会对于增进中印文化交流和友好关系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作者：石源华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