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是国际舆论尤其是涉华舆论的主要塑造者之一，是对华偏见最集中的地区和增强我软实力的主战场，兼之欧洲政治草根化和民意影响浓厚，欧盟又将自身定位为民事力量；同时，中欧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战略冲突，双方摩擦主要在经贸和人权领域。因此，对欧公共外交在我公共外交全局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通过对欧公共外交来调和乃至消弭中欧之间的误解是对欧外交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作为我国比较早开展公共外交研究的学者，又曾担任驻欧盟使团外交官，回国后发起成立中欧学术连线，王义桅高级研究员的所思所为，对认识对欧公共外交意义、探索对欧公共外交新思路，具有独特启示。
　　
　　公共外交研究的先行者
　　
　　赵新利：王义桅教授，非常欢迎您接受我的采访。您曾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过去三年又在布鲁塞尔担任中国驻欧盟使团外交官，可谓横跨美国研究与欧洲研究、外交理论与实践两大鸿沟的探索者。在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您的经历也许能给我国公共外交研究与实践，尤其是对欧公共外交带来诸多启示。
　　
　　王义桅：我对公共外交的研究兴趣始于911事件，当时美国重新拾起冷战结束后“马放南山”的公共外交武器，试图解决“他们为何仇恨我们”的问题。当时对我启示很大——力量并非越大越好：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国力巅峰却造成形象的谷底，看来国力的强盛与自身安全、国际形象，并不成正比，在美国身上还成反比。崛起的中国，应未雨绸缪，吸取美国教训。如果说以前的学问是研究中国如何实现又好又快崛起，公共外交的学问则是研究崛起的中国如何为世界所接受。于是便研究起了公共外交。
　　
　　赵新利：既然公共外交如此重要，您为何提出不能神话公共外交的命题呢？
　　
　　王义桅：我一直在尝试超越：理工科出身的，转向文科；研究美国的，转向研究欧洲；研究理论的，转向实践。我提出“超越公共外交”的命题，涵义有三：一是超越“外交”。公共外交毕竟是外交，解决不了中国与世界关系进入互动建构阶段的根本问题。二是超越美国的公共外交，尤其是美式软实力概念以及公共外交思维、做法。三是超越“公共”，不能视之为“公众”代名词。一句话，形势比人强，公共外交有其明显的局限性。
　　
　　公共外交实践的探索者
　　
　　赵新利：您是不是因为感受到公共外交理论的贫瘠，而走向公共外交实践的呢？
　　
　　王义桅：研究外交十余年，但我和外交的缘分，是与外交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缘分正是从公共外交开始的。2004年9月，外交部政研司、新闻司联合举办公众外交系列讲座，第一讲由我讲“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杨燕怡参赞、欧渤芊参赞主持。当时部里还是喜欢用“公众外交”的提法，直到2010年新闻司公众外交处才更名为公共外交处。2008年4月我被宋哲大使借调到中国驻欧盟使团工作，先后在政治处、新闻处（后来改为新闻与公共外交处）工作，三年来广泛与欧洲智库、媒体和社会接触，对于公共外交，有了更切身的体会。
　　
　　赵新利：您有美欧两方面的学习、工作经验。依你看，中国与美国、中国与欧洲，到底哪个更容易沟通？
　　
　　王义桅：这个问题问得好。中国对美欧的公共外交，难易各有千秋。在文明层面，中国与欧洲类似性多于中国与美国——多元社会、世俗社会、无霸权观念；在现代化层面，中国与美国类似性多于中国与欧洲——政府治理、精英民主、实用主义。中国对美国公共外交、中国对欧洲公共外交，到底哪个更困难？便有两个答案。答案一：中国更难说服美国——“美国例外论”与“天定命运”情结是最大障碍；欧洲已经目睹权力转移，从文明角度更能接受中国崛起。答案二：中国更难说服欧洲——欧洲难以放弃作为最后道义优势的西方价值理念，美国务实理性，最终能接受中国观念。
　　
　　关键是美欧普世价值观之不同。所谓的普世价值，只不过是美国扩张其国家利益的工具，形象地说，这个工具就是一只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欧洲则坚信普世价值是其产权和比较优势。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一度流行“军事在美国、财富在中国、道德在欧洲”的说法。按照这一说法，就存在三种典型的公共外交模式。一是作为规范性力量的公共外交：道德在欧洲——生活方式的全球化是欧盟软实力的源泉。二是作为霸权的公共外交：军事在美国——无法复制又不得不追随是美国软实力的源泉。三是作为崛起中大国的公共外交：财富在中国——走出西方的替代模式是中国软实力的源泉。
　　
　　赵新利：对照美欧公共外交，我们能得到何种启示？
　　
　　王义桅：改革开放进入新层次，中国与世界关系进入深水区，存在“三种中国”：中国的中国，即力量（如何增长自身实力）；亚洲的中国，即安全（如何让周边感到安全）；世界的中国，即价值（如何对待西方价值体系）。普世价值观成为中国崛起的最后考验。因此，公共外交解决“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向“世界的中国”逐步递进的问题，是中国“再入世”或“入世2.0”版本。
　　
　　对欧公共外交的钟情者
　　
　　赵新利：既然如此，对欧公共外交如何与对美公共外交区别开来，发掘其特殊性、探索其特殊意义、拓展新思路呢？
　　
　　王义桅：对欧公共外交具有三项特殊使命。第一，说服欧洲。中国崛起对欧形成三大冲击。一是挑战普世价值观。正如彭定康所言，中国的潜在威胁，不在于其廉价的出口货物，而在于民主的灭亡，在于中国传扬的不需要西方的民主也可以致富的理念，这是对西方最大的威胁。二是动摇权力地位。权力转移导致欧洲边缘化，欧盟将不能实现的雄心怪罪于中国。“中国威胁论”在欧洲有着广阔的市场。三是冲击现实利益。中国崛起冲击欧洲竞争力、生活水准，中国成为全球化替罪羊，共同导致欧洲人对中国的焦虑心态。这三方面冲击，带有普遍性。因此，如何让欧洲人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的和平发展，成为我公共外交理论建设的一大课题。
　　
　　第二，表达自己。由于欧洲人笃信普世价值观，普世价值甚至成为欧洲在国际社会最好的比较优势。对欧公共外交，不能停留在展示中华文明层面，必须着眼于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建设，加强文明对话，以人类社会发展的殊途同归观，求大同存小异。欧洲人看中国，总有一种律师看商人的心态，防范和规范中国的想法，这也是自然的。因为中国进入国际体系，超越了欧洲的知识体系和理解把握能力。我国早日提出国际制度改革和建设的设想，才能逐步让欧洲人放心。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显得日益苍白，而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和平发展道路，日益呈现出普适性意义。因此，对欧公共外交的核心，是关于普适价值的对话。这就要求我们“欲正人先正己”，拿出自己版本的普适价值观，来丰富人类价值体系。
　　
　　第三，启示世界。不久前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以“共同利益—共同责任—共同价值”三维纽带深化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战略构想。其中，共同利益是公司层面，共同责任是政府层面，共同价值是社会层面。反映在中欧关系上，就是关系动力从共同利益、共同责任不断向共同价值实现升级换代，关系基础日益从器物、制度到精神转化。未来关键挑战，是能否将精英层面形成的共同价值观深入民间。对欧公共外交意义就在于培育中欧关系可持续良性发展的深厚社会基础。为此，中欧要超越历史与文化的感情纠葛，必须创新思维，开拓新范式。在合作应对各种全球性和地区性挑战的过程中，不断挖掘价值的共通性、培育价值的共同性、建构适应人类发展需要、超越传统观念的新共同价值。对欧公共外交的主题，也应从和而不同，向殊途同归转变。
　　
　　赵新利：那么，对欧公共外交有何特殊意义呢？
　　
　　王义桅：对欧公共外交在我公共外交全局中占有十分独特的重要位置：一是欧洲是国际舆论尤其是涉华舆论的主要塑造者之一；二是欧洲是对华偏见最集中的地区和增强我软实力的主战场；三是欧洲政治草根化，民意影响尤甚。同时，由于中欧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战略冲突，双边摩擦主要围绕经贸层面和人权领域进行，欧盟又将自身定位为民事力量或曰规范性力量，通过对欧公共外交来调和乃至消弭中欧之间的误解是对欧外交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然而，现实世界，中欧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深，欧洲民众对华好感反而不升反降。欧债危机发生后，中国购买大量欧元区国家债券，被欧洲舆论批评为中国“来者不善”，中国并非“乐善好施”，而是企图依此换取欧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甚至控制欧洲。究其根源，主要由于欧洲缺乏对中国文化和行为方式的理解，再加上我对欧公共外交未跟上，我对欧投资未有效转化为对欧影响力、对欧民众亲和力。
　　
　　对欧公共外交的重要实践意义是为探寻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普遍困惑提供借鉴。可喜的是，中国政府清楚地意识到，对欧公共外交是中国对欧外交的突破点和着力点，在未来中欧关系结构框架中，人文交流将成为继政治、经贸合作后的又一重要支柱。
　　
　　对欧公共外交的创意者
　　
　　赵新利：的确，人文交流日益成为我外交的亮点之一。中欧双方都在推动将人文交流作为中欧政治、经济关系后的第三支柱。对此，公共外交能扮演何种角色？您觉得我们应有什么新举措？
　　
　　王义桅：首先分析一下中国对欧公共外交的逻辑与途径。对欧公共外交的基本逻辑有三。一是表达自己：减少中国与欧洲认知中国的差距，比如欧洲人感受总量，我感受人均；我重GDP，欧看幸福指数；我自豪于文化中国，欧洲龃龉政治中国。二是成为自己：构建中国核心价值观。毕竟，尽管欧洲无法把握中国，但欧洲承担不起忽视中国的代价，反而以为欧洲观念可以说服中国。因此，我核心价值观建构，而非吃中华文化老本，才能让欧洲人尊敬中国。三是改变自己：通过我适应世界，让世界适应我。对欧洲实施包容性公共外交战略，帮助欧洲人升级其欧洲观，调整其世界观，塑造其中国观。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的一个重要举措是成立中欧学术连线。中欧学术连线（China-EuropeAcademicNetwork，简称CEAN），希望借助同济大学丰富的对欧交流资源，发挥多学科优势，瞄准前沿领域，以同济大学德国学术中心、德国（欧盟）研究所、中德学院、中法中心、中意学院、中芬中心等为依托，采取开放的方式聘请国内外学者、官员、企业家担任顾问，与欧委会资助的“欧中研究与咨询网络（ECRAN）”（前身为“欧中学术连线”）开展二轨对话，为中欧学术和人文交流搭建一座桥梁，积极为发展中欧关系献计献策。2011年9月24日，在同济大学中法中心举办了中欧学术连线成立仪式。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名誉院长梅兆荣大使、中国欧洲学会会长周弘教授共同为中欧学术连线揭幕，并分别宣读了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宋哲大使和欧盟驻华代表团团长艾德和大使的贺信。全国政协外委会主任赵启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欧中研究与咨询网络主任克里·布朗(KerryBrown)博士等也发来贺信。成立中欧学术连线的远期目标是成为中欧双方拟创建中的中欧名人小组思想库，将相关研究纳入其工作范畴，以学术研究推动中欧关系发展，成为欧盟驻上海“学术领事馆”，成为上海地区的欧盟人文中心。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
　　王义桅：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执行院长，中欧学术连线主任。
　　赵新利：公共外交季刊学术编辑，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