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今日,我国一共获得了16枚冬奥金牌,其中有7枚是与七台河籍运动员有关。我国冬奥会的两位最重量级的运动员,第一枚会金牌得主杨扬以及在都灵奥运会上获得三枚金牌的王濛都是七台河人。
七台河是牡丹江、佳木斯之间很小的一个城市,全市加上农业人口不到70万,还不如内地一个县的人口多。七台河的历史也很短,1958年之前只不过是勃利县下面的一个镇,因为开采煤矿,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城市,并且这个城市资源已经枯竭,面貌一片凋敝,人均工资也就是3000元左右。但是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口少,经济条件又不好的地方,能够培养这么多冠军呢?这跟一位名叫孟庆余的矿工有关。
七台河俯瞰
孟庆余生于1951年,在哈尔滨长大,1969年作为知青来到七台河煤矿,成为一名挖煤工人。孟庆余非常喜欢滑冰,他发现矿务局第三中学有个简陋的滑冰场,就以帮校方浇冰场作为交换,获准在冰场练习。1972年1月,他代表七台河参加合江地区(包含今佳木斯市、七台河市及牡丹江市一部分)冰上运动会,一举夺得速滑1500米、3000米和5000米冠军,并打破运动会纪录。
因此,七台河体工队主任找到孟庆余,邀请他到加入业余体校担任滑冰教练。当时矿上收入远远好于体工队,但是孟庆余喜欢滑冰,因此还是决定改行。孟庆余到体工队后,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当时七台河连个像样冰场都没有,他就自己设计了简易浇冰车,把一个大铁桶当做水箱,放在爬犁上,灌满水后,人拉着在冰场上一圈一圈的浇,直到整个冰面平整。等到冰浇完了,他的眉毛、睫毛也都挂满了白霜。
孟庆余的土法浇冰
孟庆余每天凌晨两点就起来浇冰,然后再把学员一个个叫起来训练。此外,他还要负责滑冰队的伙食,给孩子们垒灶台,烧火做饭。他们的住宿条件也非常艰苦,只是破旧的几间水泥房。
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1985年1月,全国第一届少年速度滑冰锦标赛在牡丹江举行,七台河体校的13岁的张杰一人囊括了女子组5枚金牌,许成录在男子1500米中夺得金牌。七台河人民对冰雪运动的热爱也逐渐高涨起来,各个中小学争相建设冰场,举办比赛,这年10岁的杨扬也慕名来到孟庆余的滑冰队。
1987年,孟庆余发现国外短道速滑运动兴起,也当即做出决断——从练大道改为练短道。这跟他的眼光有关,也跟当时条件不足有关,大道周长400米,七台河根本没有这么大的场地,还需要专门到省体育馆去训练,短道速滑冰场周长只需要111.12米,这大大方便浇筑。
孟庆余这一改一发不可收,1991年,张杰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获得女子短道速滑1000米的冠军;1992年冬奥会上,李琰获得女子短道速滑500米亚军,是中国短道项目的第一枚奥运奖牌;2002年杨扬获得冬奥短道速滑冠军,赢得中国首个冬奥金牌……
孟庆余认识到要想培养出优秀运动员,就必须尽可能发掘储备人才,从小锻炼起,为此,他又发起成立了少年短道速滑业余体校。王濛来自一个矿工家庭,就是9岁的时候,通过反复劝说家长,进入体校的。这样七台河地区成为全国冰雪项目人才储备最多的地方,全国短道速滑项目注册运动员1730人中,来自七台河这个边陲小城的就有344人,接近全国总人数的五分之一。
孟庆余和他的学生杨扬、王濛、王伟
孟庆余一手培养的“孟家军”也取得了让人震撼的成绩,几十年来,来自七台河的冰雪运动员15次打破世界纪录,共获得173枚世界级比赛金牌、535枚国家级比赛金牌。
但是孟庆余在功成名就后却甘于淡泊名利,谢绝各种高薪聘请,依然深耕七台河的基础体育运动事业,2006年8月因公殉职,年仅55岁,他去世时,家里仅有一套40平米的小房子,里面像样的家具只有一台破电视和破冰箱,可以说是用“家徒四壁”来形容。
冬奥会上,谷爱凌的成功让无数中产家庭羡慕,让很多人认为似乎只有好的物质条件,优秀的父母,卓越的教育环境才能培养出人才,或者说只有用钱才能砸出奥运冠军。但是笔者认为,精英体育模式无论对是绝大多数家庭,还是社会都无法复制,谷爱凌这样的传奇人物出现也有很大偶然性,对于冬季运动本身,孟庆余的七台河“平民体育模式”更具有全民性意义。
首先,孟庆余的平民体育表明,即便是经济条件落后的地方,也可以通过调动全社会参加体育的积极性,储备基础人才,最终在竞技体育上获取成功。因此,经济和场馆设施先进程度似乎并不是决定竞技体育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国外很多天才球员都是诞生于贫民窟球场,这也说明调动基层社会的运动积极性,及少儿体育运动启蒙多么重要,对我国如何发展足球运动有所启示。
七台河的土冰场,到2013年七台河才有了第一个室内冰场
其次,孟庆余的七台河团队里面绝大多数都是贫困家庭出身,像冬奥冠军王濛、孙琳琳家里都是矿工,范可新一家挤在6平方米的铁皮房内,父母干修鞋生意。他们的训练场所也非常简陋,到2013年七台河市才有了第一个室内冰场。孟家军可谓地地道道的“放牛班的春天”的孩子,他们的成功更值得我们去钦佩、赞扬,对社会普罗大众而言,也更有励志意义。
然而,在崇拜精英神话的中国教育土壤中,培养了多位冬奥冠军的孟庆余,因为履历太过平凡,一直不为人们所知。在中国举办冬奥会之际,聊以本文纪念这位中国冰雪运动奇迹的真正奠基人,他也是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的伟大基层践行者。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