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眉生

　　印尼华侨华人司徒眉生在促进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中国出席万隆亚非会议和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这两件大事上。未来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需要更多发挥华侨华人的作用。
　　
　　在开展中国—印尼的公共外交中，司徒眉生是带有传奇色彩的印尼华侨华人。尽管他在印尼还是在中国都从未参加过任何政党，也从未担任过任何官职；但在20世纪的下半叶，他却成为在印尼和中国之间充当穿针引线的民间“特使”，为促进两国的友好关系与紧密合作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在中国出席万隆亚非会议和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这两件大事上，发挥了极其微妙的独特作用。
　　
　　司徒眉生是印尼著名的爱国华侨教育家司徒赞的二公子，从小在两种文化的氛围中长大，掌握华语和印尼语。这是他开展公共外交的巨大优势，加上遇到难得的历史机缘，他成为参与创造历史的传奇式人物。1947年苏加诺从日惹开往玛琅的火车上见到了年仅19岁的实习记者司徒眉生，对他产生浓厚的兴趣并有意加以栽培。司徒眉生高中结业后，便被《新报》派到总统府去当翻译和参加外事活动的采访。苏加诺给他办了一张总统府内部通行证。1950年５月，中国首任驻印尼大使王任叔递交国书时，总统府通知司徒眉生到场。仪式过后，苏加诺见到他就说：“你来了很好。以后这些活动，特别是和中国有关的活动，副官处都会通知你，请你参加。”就这样，司徒眉生成了印尼开国总统苏加诺非官方的私人外事助理和华语首席翻译，紧随苏加诺总统左右长达10多年之久。他被誉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无冕之王”，似官非官，非官亦官，这种特殊的身份使他成为中国和印尼之间的“密使”，亲身参与了中国——印尼高层的几乎所有会议、会谈，亲眼见证了中印建交、中国参加万隆亚非会议、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以及恢复印尼、中国邦交等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
　　
　　参与创造历史的万隆亚非会议
　　
　　1955年４月18日至24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市开会，这是众多刚挣脱殖民主义的统治获得独立的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下自主发起召开的历史性会议，并提出了著名的“万隆十项原则”，史称万隆亚非会议。
　　
　　然而，世界已开始进入冷战时期，想召开一个脱离西方国家、为捍卫民族主权和反对殖民主义的亚非会议，必然要遭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反对。美国为了阻止亚非会议的召开，首先把矛头对准中国，设法对一些与会国施加影响，要它们在会上既要“同共产主义影响作斗争”，又要“抵抗中立主义的压力”。正是在这种冷战局势的压力下，1954年12月28日，南亚五国总理会聚印尼的茂物开会，其中的一个议题就是要不要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果然不出所料，会议出现了分歧：反对邀请者的意见是，由于许多亚非国家还没有和中国建交，如邀请中国，他们可能不参加亚非会议；而支持邀请者的意见是，如果没有中国参加，这个会议就没有任何意义了。眼看会议出现了僵局，会议主席阿里总理主动承担说服中东国家参加亚非会议的责任，与会者终于达成了一个有先决条件的决议：“在印度尼西亚总理承诺向阿拉伯国家做工作和说明后，会议同意邀请中国参加。”
　　
　　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苏加诺找来总理阿里、外交部秘书长兼亚非会议筹备组秘书长鲁斯兰·阿卜杜甘尼等商量如何应对。苏加诺总统说：“出于周全的考虑，我们要设法将茂物会议的情况透露给中国，以便让他们早有预料，早有准备的好。”大家都觉得非常有必要，并商量了一个口径，交由鲁斯兰负责策划执行。从总统府出来后，鲁斯兰一直琢磨如何向中国方面传递信息，因为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刚到任，彼此之间还不熟悉，再说通过正式的外交途径有些话不方便说，弄不好会造成误会。最好还是通过非官方的途径，但找一般的人或一般的新闻记者去，中国方面未必会相信。
　　
　　只有司徒眉生不同，他既是新闻记者，又是苏加诺总统所信任的人，他当时还是印尼华侨，和中国使馆的人很熟悉。于是鲁斯兰把司徒眉生找来面授机宜，要他去完成一项紧迫的任务。鲁斯兰对他说：“印尼方面希望中国能来参加亚非会议，但有人反对，不过问题总会解决的。同时，也让中国方面了解一点其他国家的顾虑与分歧，以便采取一些灵活的外交策略”。听明白鲁斯兰的意图之后，司徒眉生十分坚决地答应：“我一定想办法完完整整地把话传到中国朋友那里。”几天后，司徒眉生以记者身份登门拜访中国大使馆他熟悉的几位负责华侨事务的领事人员，在同他们“闲聊”中，若无其事地将要传递的信息透露给他们。很快，黄镇大使就约司徒眉生前来使馆“闲聊”。黄大使只是听，不作任何表示。但可以肯定双方都意会彼此的潜台词，各自心照不宣。
　　
　　在亚非会议开幕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55年4月19日上午，一位代表在大会发言中，突然把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国家，大骂共产主义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这种当着中国代表团的面毫不客气的“坦率”，顿使会场气氛紧张起来。大家的注意力顿时集中到尚未上台亮相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总理身上。特别是苏加诺、阿里等几位主持会议的印尼领导人，心里更是忐忑不安，不知中国将如何回应，如果正面反击，会议就会破裂而宣告失败。
　　
　　当天下午三时，中国代表在亚非会议上进行大会发言的时刻到了，周恩来总理健步走上主席台，先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扫视了一下气氛凝重的会场，然后，用温和中透着坚定的语气说道：“我们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的不是来立异的……”在发言的最后，周总理铿锵有力地说：“16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他的话音刚落，会场立刻爆发暴风雨般的掌声。周总理的发言如一阵清风把反对者的顾虑全部化解掉，整个会场的紧张气氛一下子舒弛下来，苏加诺、鲁斯兰等也大松了一口气。司徒眉生欣慰地告诉记者：“当时，我就坐在会场后排的记者席上，亲耳聆听了周总理这番精彩的发言，有一个突出的感觉：周总理是有备而来，求同而来的。”
　　
　　当年担任亚非会议秘书长的鲁斯兰先生后来在向他采访的记者还透露另外一个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1955年一开年，亚非会议筹备工作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可谁也没有料到，住房会成为最棘手的问题。不曾想到，陆续报名参加会议的国家数目远远超过当初的设想。两座酒店的房间仅能勉强解决各国代表团的住宿，根本无法接待各国首脑。再造新酒店肯定是来不及了，寻遍万隆山城，只有10几家破旧客栈，根本不具备接待的条件。身为筹委会负责人和大会秘书长的鲁斯兰简直如坐针毡，急的不得了。正当一筹莫展的时候，司徒眉生跑来给鲁司兰秘书长建议说：“借用富商的私人别墅接待各国首脑不行吗？”作为记者司徒眉生平时跑过的地方很多，接触面很广，他知道万隆有许多华人富商拥有漂亮的豪宅，如果政府要借用他们的别墅招待外国首脑，他们会感到很荣幸的，肯定不会拒绝。鲁斯兰一听，如乌云顿开，立即布置西爪哇省长和万隆市长派人去摸底，司徒眉生也跑了不少别墅打探。正如司徒眉生所言，所有被会议选中的别墅，其主人无不痛快应诺，于是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贵宾们都感到十分满意。
　　
　　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司徒眉生以大会筹委会秘书长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身份，参与了大会从筹备到胜利闭幕的整个过程。特别是在促进邀请中国参加万隆会议、解决各国元首来万隆时的住宿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穿针引线”和“积极建议”的作用。当年的亚非会议秘书长鲁斯兰至今仍念念不忘司徒眉生所作出的贡献，称赞他是“一位参与了创造历史的人”。
　　
　　力促联大主席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1970年4月22日司徒眉生与久违的老朋友马立克相见。这时，马立克担任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即将上任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主席。他想请司徒眉生“帮个大忙”。他说：“恢复中国席位，是第26届联大最主要的议题。我个人是想帮中国的。但我可以坦白告诉你，苏哈托总统有明确训令，要中国进，也行，但必须同时保留台湾。而美日等国正在玩新手法，力阻中国入联。所以，我现在非常需要了解中国的立场。”马利克面带难色地说：“但自苏哈托上台，中印两国关系已破裂了……”他希望司徒眉生能去北京为他摸摸底，看中国政府是怎么考虑的。
　　
　　至今，司徒眉生还记得自己当时的反应，他说：“见面前，我根本不知道马利克要去当联大主席的事，有点惊讶。等他说完后，我沉默了好几分钟，自问能否胜任。后来想到周总理和他身边的那些朋友都还在实际岗位上，人脉没断，或许能起些微妙的作用，我愿意搏一搏，所以答应了。”当晚，司徒眉生便将一封信委托有关机构速转至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信中详述他与马利克见面的一席谈话，提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将遇到的种种阻碍，信尾他还附言：“如有需要，愿随时进京面谈。”这信发出后却石沉大海，久无回音。直到9月11日，马利克即将赴纽约上任之际，司徒眉生才收到北京捎来的急讯：已在广州安排专机，请即刻起身上京，有“重要领导”接见。司徒眉生暗喜，他想要见他的人一定是周总理。
　　
　　然而，世事难料。他万万没想到，就在抵达北京的当天，“林彪事件”发生了。司徒眉生一直在招待所里一人呆着，半个月之后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才来见他。他们俩是1955年亚非会议时的老熟人。罗青长说：“我是受周总理委派来找你的，对外绝对要保密。”罗青长告诉司徒眉生，他所写的材料，总理都看过，感谢马利克的一片好意，中国的立场已在8月20日外交部声明里阐明了，可将声明的英文稿传给马利克，希望他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予帮助，但不必勉为其难。
　　
　　司徒眉生说，那趟北京之行，他等于空手而归。他将如何向马利克“交代”呢？文革，再加上林彪事件，已使中国面临很大的危机，司徒眉生回来后跟马利克直言：“你不必再等北京回应了，他们现在忙得要命，你按自己的理念去处理吧。”马利克陷入两难境地。他想坚持“一个中国”，但他的总统苏哈托反共、反华，在联合国大会上，还要面对美国等一批强敌。而现在，他又完全摸不到中国的底牌。看到马立克愁眉苦脸，司徒眉生便向他推心置腹地建议说：“依我看，你不必太顾及外交部长这个位置。你不是苏哈托的人，他最多让你再干3年，就没戏了。但联大主席，意义不一样。每年都有一个，可名字总没被人记住啊，因为没做出什么事来。今年的联大，正好有中国这件大事，你想流芳百世的话，这就是机会！”司徒眉生极力促使马立克“不要错过100多年才有一次的历史机遇”（联合国大会主席是依照字母顺序由各成员国每年一次轮流担任）。司徒眉生接着说：“在联合国大会上，你是联大主席，不是印尼代表！你有自己独立的身份和资格，完全不必顾及苏哈托的训令，那是印尼代表团和大使的事！而且，我觉得到投票时，一定还要让人家知道，哪个国家在反对，哪个国家在赞成。”马利克听后，顿然大悟。
　　
　　第26届联大如期而至，马利克在大会上果敢、睿智的临场表现说明司徒眉生的话对他触动很大。他甘冒风险，将大会表决方式改用“唱票制”，即各国必须公开宣布本国是赞成还是反对或者是弃权。这样一来，迫使那些原本打算蒙混过关和跟着美国唱反调的国家不得不重新考虑后果了。在唱票表决的威势下，最后电子屏幕锁定的数字是———赞成：76票；反对：35票。马利克一锤定音：“中国以压倒的多数票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事后，周总理在一次外事会议上讲话时说：“不要忘记一槌定音的马利克先生。”而幕后还有谁在发挥作用，这在1998年罗青长写的有关中国胜利入联的回忆文章中才反复提到那个人的贡献，他是“马利克先生的顾问”,“我多年的朋友”，那个人就是司徒眉生。
　　
　　推动印尼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和恢复外交关系
　　
　　司徒眉生的一生是与中国—印尼关系的发展分不开的，就是在印尼和中国断交期间，苏哈托想要开始改变与中国的关系时也不得不找司徒眉生帮忙。1981年1月29日，苏哈托把司徒眉生从澳门请到印尼来，要他帮忙传话给中国。苏哈托说：“你见到中国官方的时候，可以告诉他们，我们只准备和台湾发展贸易关系。我们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不会改变。但恢复关系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可以从加强生意来往开始，双方多采取一些步骤，一步一步接近。”司徒眉生意识到苏哈托是想和中国建立直接贸易关系，这是他要谈的主题，也是请他回印尼会面的主要目的。司徒眉生对此答应：“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转告他们。”司徒眉生简要复述了要转告的几个要点之后，又说：“我会告诉他们，印尼是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我个人也相信，印尼不会愚蠢到置一个10亿人口的大国而不顾，而承认一个不及爪哇岛大、人口只有１千多万的台湾。”20世纪80年代印尼和中国的关系通过直接贸易而逐渐解冻，十年后终于恢复正常关系，这里面也不要忘记司徒眉生所起的穿针引线作用。
　　
　　司徒眉生于2010年10月13日在澳门逝世，享年82岁。澳门归侨总会负责人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司徒先生的逝世，是侨界乃至全中国人民的重大损失。司徒先生毕生爱国、爱澳，为中国统一大业、海内外的华侨事业、为促进世界和平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司徒老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归侨的心中，并激励我们前进。”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
　　作者：梁立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研究所名誉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