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王林旭教授的超象艺术从具体问题上来说是想回答“中国美术如何与世界对话”的问题，那么这项艺术所取得的包括在美国社会产生的巨大成功，从思想层面揭示了中国文化如何与世界互动与融合的途径。公共外交的内涵就是传播中国文化，但绝不是要掩盖一个发扬另一个，而是要超越文化差异，实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文化交融。

    柯银斌：王林旭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您的画作被153个总统收藏，您还多次在海外举办画展，在国际上的声誉也有目共睹，2011年您在美国举办的超象艺术展览又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反响，可以说您是不折不扣的公共外交实践者。但据我所知，您还是公共外交活动的先行者，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全世界的艺术家中唯一选拔出您创作的大型巨幅画《和平万年》作为联合国50周年的纪念作品，并作为文化艺术财富，永久收藏及陈列在联合国，并且授予您为联合国和平使者。可否请您谈谈当年这段历史？

    王林旭：《和平万年》这幅画作的起源还颇有些巧合。1993年加利刚上任联合国秘书长不久，当时他来到中国访问，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他的夫人是个画家，非常喜欢画。我的画在亚运会时得到过很多当时出席的总统的赞赏，加利夫人听闻便很感兴趣，好奇为什么一个中国水墨画画家会在当今世界有这样的影响力？于是提出想见见我，便通过外交部的安排见面了。当时我正在画一幅墨竹长卷，加利夫人看了以后，感到很神奇，她说，第一次发现水墨画也有肌理，“东方文化几千年，能看到这样潇洒淋漓的表述很激动。”第二天见到加利，他便与我谈起了竹子精神。他对中国文化还是有一定了解的。我与他谈到竹子“高风亮节，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等精神，又谈到竹子是与人文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如筷子、竹席、竹屋、竹筏等等，他感觉这是一种文化的体现，便提出要我为联合国50周年画一幅画。

    我当时是这样理解的，联合国的主旨和精神就是和平与发展，发展就是要“节节高”，全世界人生活中都离不开竹子实际上就是一种和平的象征，竹子有人文情结，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为了做这幅画，我去中国有竹子的地区采风准备，用了一年时间体验生活，画了很多素材，最后将画作的立意定位为和平万年：人民的期望是和平，长久的和平，世界和中国都需要和平的发展环境。我用了现代的方式来绘画，传统的思想去体验，让中国画的传统理念充满现代感，加入了实验水墨的东西进去。一共画了50棵竹子，代表联合国50周年，12米长的画卷则寓意当时12亿中国人民对联合国和平理念的支持。当时确实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实时地、客观地展示了中国。

    柯银斌：当时这么有影响的画作，是从全世界艺术家中选拔出来的唯一一幅，可以说得上是您的巅峰之作了吧？既然大家都认可了您的画是好的，欣赏中国水墨画的美，为什么现在又发展出“超象”艺术，是不是对原来画作的不满足呢？

    王林旭：我的确是不满足的，也不认为那是我的巅峰期，而是我的转型期。那幅《和平万年》画作的确受到了很多赞誉，但是我认为那幅画只实现了一个目的：让世界认识到中国画是美的。也许大家会认为这幅画画得好，说中国艺术是美的享受，但是那幅画所讲述的语言是中国话，完全没有实现与世界互动和沟通的目的。要实现中国艺术与世界的对话，中国艺术必须讲述世界语言。

    1995年联合国那幅画所有总统都说好，我的画十分受瞩目，但是只说好、是中国的，没有与看画人实现互动。中国画该发展了。能讲世界语的中国画就是公共外交的最好工具，也就是我的超象艺术。时隔16年，我的画在美国主流社会引起了反响。能讲世界语的中国艺术，才能在逻辑上、思维上与世界共通，才具有可以对话交流的世界观，才能告诉别人真实的自己，才能让世界了解自己。

    柯银斌：如果说以前您的那幅画是纯中国语言的，现在的超象艺术是具备世界语言的，那么是不是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话是不对的，应该是“只有世界的才是世界的”？

    王林旭：恰恰相反，我是赞成“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种说法的。所有艺术都是建立在本民族艺术根本之上，超以象外，得其寰中，大音稀声，大象无形，这是一种诗情的理念、创作艺术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世界性的，它不是具象的，而是超象的。所以说，我的超象艺术虽然说的是世界语，但是它的根本在于民族艺术，它之所以能讲世界语，是因为它的思维逻辑和表达的感受是超越具体、超越界限的。

    正如艺术是无国界的，但是艺术家是有祖国的。我认为这么多年来我的成功就在于牢牢记住了这一点，时刻记住为父母、家庭、祖国争光。我不是个外交官，我是个艺术家，让世界了解中国这个提法对个人来说太大了，但是可以通过让世界了解中国人来了解中国。我的精神、境界就是看世界、走四方，丰富自己的文化艺术生活，我这三十年做到了一点：人与画。通过我的人与画，让世界知道我是一个有修养、有文化的中国人，通过画这个载体让世界了解中国人、中国画，以前的中国画、现在的中国画是什么样的。

    我的超象艺术就是现在的中国画。公共外交要以人为本，让世界通过个人了解国家。当今公共外交的提出之所以得到很大的社会反响，是因为现在中国是发展的中国，我们经济上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还需要在精神上向世界展示中国将以什么引领世界，给世界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文明——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品”，向世界展示文明的中国、中国人和有指导意义的中国文化。公共外交要有为国争光的信念。

    因此，公共外交的内涵是千百年的中华文化，世界了解中国就是要了解中国的文明传统。我的画之所以被一百多个国家总统收藏，就是因为我的画有中国的民族性、艺术性。

    柯银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李保东大使在您的超象艺术展开幕式上致辞表示：“中国需要像王林旭这样的艺术家把中国的文化艺术带到美国，走向世界。”您的超象艺术被认为是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为背景的当代文化语言中的思考与探索，是在世界艺术发展中的一个积极成果。您觉得怎样才能真正把中国文化艺术带到世界？这对公共外交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

    王林旭：正如我前面所谈到的，中国文化艺术要真正实现与世界的对话，必须具备真正的世界观，讲世界语，用世界性的思维进行思考。寻找文化上的共同语言需要积极和主动的精神。超象艺术反映的就是中国在文化领域和世界对话的主动精神，它没有语言障碍，更能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也更容易进入美国的主流文化。我创作超象艺术的灵感来自西方的抽象艺术，但并没有抛弃东方的文化元素，我追求的是在中国文化基础上的一种带有兼收并蓄性质的再创造，目的是达到一种不同民族都能理解和接受的视觉享受。这一点体现了在全球化形势下各国艺术发展互动的特点，那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互相借鉴，和而不同。

    当今世界是多元的，不能掩盖一种艺术发扬另一种艺术，而是要兼容并包。中国艺术是最有包容性的，比如油画等西方艺术都可以吸纳进来，这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有关系的。中国人用这种胸怀和内涵去做公共外交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虽然公共外交概念是源自西方的，但是实践上中国人古已有之，比如汉代张骞出西域、明代郑和下西洋等都是传播中国文化的实践活动。中国是个传播文化、传播精神的民族，搞公共外交并不是学习西方，而是中国本身就具备的文化特性，要引领世界潮流。是中国的就是世界的，这就是最好的公共外交代名词。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本身就是公共外交。

    柯银斌：我在新闻采访中看到，斯坦福大学校董会彼得博士说：“19世纪初，印象主义与表现光的现代绘画进入了美国主流文化，为美国精神增添了活力王林旭的超象艺术具有前瞻性思想，它用自己独特的形式和语言表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心灵世界的情绪，使东方的艺术思想和哲学观与西方的抽象艺术达到互补、交融，实现了艺术共享。这是美国需要的。”他还表示，斯坦福校园一个全部由如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莫奈、梵高、毕加索等西方艺术大师组成的雕像群将有一个显著的位置留给中国超象艺术家。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已经在世界上有了一定的地位，但就中国文化来说，在现代世界上的影响还远远不足，您的艺术在美国当地所获得的重视和认同是前所未有的，您能就此谈谈看法吗？

    王林旭：超象艺术展在美国主流社会和高等院校产生的影响和获得的认可，揭示了中外两种文化进行有效交流的一个规律：在发现文化共同点的条件下，文化的交流更容易在双方产生共鸣。这种共鸣不仅可以使中国的文化成果获得国外的承认，还可以奠定更深入更广泛交流的合作基础。因此，寻找并在世界上推广容易产生国际共同语言的中国文化产品，将在我国文化的世界传播工作中产生事半功倍的交流效应。在国内享有声誉的很多名家的文化成就往往囿于经典的中国传统文化领域，得到的认同也限于深谙中华传统艺术的亚裔范围，并不为当地主流社会关注并承认。这说明，中国的文化艺术需要面向世界的创新，是中国文化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体现出多样化的“传统文化”和“融合文化”并行出发的局面。

    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已经为世界所瞩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世界的文化影响力也必然随之加强。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对中国文化产生重视和兴趣。我们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相应地强化对“文化走出去”工作的计划和部署，制定出更为全面的文化传播战略计划，从而使我们的文化传播工作更具有针对性，能影响更多的世界受众，逐步解决我们的文化传播工作往往只能满足西方少数人的猎奇性欣赏和短期性关注等问题，使传播工作进一步深入和扩展。

    柯银斌：那么，您觉得超象艺术和公共外交之间有何相通之处？或者说，它可以在公共外交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王林旭：超象是以非具象的形态为特征，它展示了思维领域的无限性和创造活力的无止境，它是以不以让人看懂什么为主，而让人感觉到什么为主的“测不准原理”的科学法则在艺术上的应用，注重心灵与天地合一的绘画的形式和语言，特别适合表现人的心灵世界和情绪，可以说是以中国哲学的眼光梳理当代世界性艺术潮流所做出的选择。

    不以让人看懂什么为主，就代表在思想上不具备霸道的思维，不要求每个人都读懂一个意思，可以做出不同的解读，说明我们传播的文化具备包容性，绝不是要掩盖一个发扬另一个，而是要超越文化差异，实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文化交融，尊重每一个人、每一种文化的多重解读。公共外交的内涵同样应该是如此，目的在于精神上的沟通、心灵上的对话，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

    公共外交是要传播中国文化、向世界展现中国的，这种精神上的沟通需要在思维层面搭起桥梁，欣赏共同一个美，艺术在这个过程中能发挥的作用很大。超象艺术能讲世界语言，是世界艺术，所以美国人把这个看作主流文化，在世界上引起共鸣，通过这个让世界了解了中国。这就说明，我们在做公共外交时，也需要用具有世界思维、世界语言的艺术去进行交流，才能达到与世界对话，影响世界的目的。而不再是自说自话，自我欣赏。艺术交流的层次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知晓、懂得、欣赏和共鸣。能够达到共鸣的艺术交流才能真正实现公共外交的目的，要实现共鸣的最基础要素便是必须具备可以沟通的语言。更形象一点地说，中国不但要向世界传授汉语、书法和三字经，也要向世界介绍融汇了多种文化语言的如超象艺术类的中国文化创新产品。现代的中国需要以现代的艺术来向世界展示它的全新面貌，才能获得世界的了解和信任。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 作者：柯银斌（本刊编辑部副主任，察哈尔学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