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快速发展，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更好地参与世界经济治理，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沙祖康的外交生涯长达40年，作为主管经济社会事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职位，他亲身经历过的很多事件都昭示出，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中国参与世界经济治理的能力也在不断加大。
中国应该且能更多地、积极地参与制订规则
记者：您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以来，有没有遇到什么事例可以说明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在上升？
沙祖康：经济社会事务是联合国三大支柱——安全、人权和发展之一。联合国秘书长提名我任主管经济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重要因素是中国的发展，体现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我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后，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顾问，参加了联合国所有的气候变化会议，也目睹和见证了哥本哈根谈判的整个过程。往事不堪回首。中国在参加哥本哈根会议前曾昭告世界，2020年以前中国将把能源效益提高40%。中国国内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排放很少，改革开始之后中国增加了一些排放。即使这样，中国的人均排放也只有美国的1/5。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西方国家对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承担义务，我们无端受到指责，这是最大的冤假错案。中国做的最多，遭到的批评最多。辩证地看，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也说明，外界对中国的期待上升了，中国的影响力增长了。
记者：您认为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应该是什么样的？
沙祖康：世界经济治理变革的目标是促进世界经济朝着更加公正和合理的方向发展。公正合理是主观判断。什么叫公正？什么叫合理？恐怕不同阶段的国家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家都赞成朝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因为现在不是很公正，也不是很合理。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很模范地遵守国际规则，虽然许多规则对发展中国家并不公平，但中国一直遵守。国际规则一直都是强者而非弱者制订的。历史上从来如此。包括联合国宪章也是战胜者而不是战败者写的，当然战胜国考虑了战败国的利益和需要。中国应该并且能够更多地、积极地参与制订规则。
最可怕的是最发达贸易经济体搞保护主义
记者：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参与世界经济治理的机会和途径是什么？
沙祖康：首先，积极推动多边贸易体制朝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讲到贸易保护主义，口头上谁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实际上正是那些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口号叫得最响的国家，借口金融危机、国内困难或为了赢得选票有时在搞贸易保护主义。最可怕的是最发达的贸易经济体搞保护主义。
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中国正在为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日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努力。同时中国坚持平等协商、妥善应对和处理贸易与分歧，推动形成自由开放、公平公正的全球贸易环境和全球贸易体制。中国的意愿是真诚的，措施也是实实在在的。
其次，在推动国际货币系统改革、完善国际金融监管方面，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已经得到增加，这本身就是对发展成就的认可。但还有许多改革尚未完成。投票权的增加尚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现在机制还不很公正的局面，因为一票否决的格局还没有改变。如果这个格局不改变，就很难说这个机制是公正的。
另外，中国正在继续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推动以公平择优选择国际金融机构管理层；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促进建立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国际准备货币体系；参与国际金融准则的修订，包括国际金融监管标准、会计准则、信用评级机构行为准则和标准；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2000年以来，中国参与构建的自由贸易区已经有14个。
总之，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国际体系滞后的问题更加突出，改革迫在眉睫。中国成为20国集团的重要成员。这些新发展为中国参与世界经济治理提供了机会。
中国有大量的经验教训与全世界分享
记者：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底气何来？
沙祖康：在世界经济治理方面，中国发挥作用有自己独特的条件。
第一，中国是文明古国，历史上对人类做出过重大贡献。中国的文化是讲友善与和谐的文化，推崇和为贵。中国文化完全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既有发达的地区，某项领域有最先进的科技，同时也有中等发达的地区和不发达的地区。世界上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在中国都存在。对发达国家的关切，中国能够理解，因为中国有发达的地区，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对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关切，中国也能够理解，因为中国也有不发达的地区。从地理上讲，中国有干旱地区、内陆地区、众多岛屿等，因此对内陆国家、小岛屿国家等的问题，中国也感同身受。中国还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应该说，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有大量的经验和教训和全世界分享。
第三，30年来中国经济速度增长，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也在提升，国内生产总值已居世界第二位。特别是，在世界经济陷入金融危机后的2009到2010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经济的第一发动机。国际社会对中国有期待，希望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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